01 中國與新加坡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進出口貿易公司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什么？應如何有效地規避風險？)

進出口貿易公司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什么？應如何有效地規避風險？

主要風險如下：

1、訂單突然大幅增加

當買方規模一般，下達給經營者的訂單量突然增加，而這些訂單并不是從其他供應商轉移的，需要留意買方是否有足夠的下游銷售能力。如果買方對下游銷售過于樂觀，盲目采購的風險最終可能轉移給供貨企業。

2、同時與多家供應商交易

3、下游為單一新興市場

如單一市場為高風險的新興市場時，更需要當作重大的負面信息對待。下游市場一有風吹草動，將嚴重影響買方的經營。阿聯酋和中國香港都有大量的中間商，由于終端市場的差異，使得阿聯酋買方的風險要遠高于中國香港買方。

4、高負債經營

當經營收益無法覆蓋融資成本，或者融資機構收緊政策時買方資金狀況將受到嚴重影響，進而對上游供應商形成拖欠。需要想辦法了解高負債的詳細信息，包括實際負債水平，向銀行融資還是向其他機構融資，融資到期期限以及融資政策延續性等信息。

5、信用期限不斷延長

體現現代國際貿易特點的信用銷售，正在被廣泛使用，也成為廣大中國企業提高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

出于對習慣性事物的惰性思維，往往對買方要求不斷延長的信用期限缺乏應有的足夠警惕。當買方要求的信用期限偏離行業慣例，遠遠超過其下游銷售回款期時，需要提防買方對資金是否有意挪作他用。

6、經營偏離主營業務

7、從事離岸采購

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買方利用合法手段保護自身權益，以減輕因經營失敗導致的后果。較為典型的是知名買方通過在第三國（地區）成立采購公司進行離岸采購，因采購公司法人地位的獨立性，對其付款責任追究難以溯及至其有實力的母公司。

近幾年來，在我國海關的統計中，出口至維爾京群島、馬紹爾群島等地的業務少之又少，但出口合同的買方為這些地區的情況則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買方通過在新加坡、阿聯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成立采購公司的情況則更加普遍。

8、高度管制國家的買方進口

國際貿易中，是否能安全收到貨款，不僅取決于買方本身的信用和實力，也與買方所處的國家（地區）有關。

在一些對貿易和外匯高度管制的國家，如伊朗、委內瑞拉等，不乏一些實力雄厚的買方，具有非常強的對外支付貨款的意愿。但受國家政策管制的影響，或無足夠的外匯可供兌換，或無法順利對外支付貨款。

規避措施：

我某進出口公司向新加坡某貿易公司出口香料15噸，對外報價為每公噸2500美元FOB湛江，裝運期為10月份，集裝

1.9月份裝船的3000公噸延遲到10月份裝船，銀行拒付合理，因為這一批已經超過9月份這個最晚裝船期。貴司應該事先與客戶協商修改信用證，把9月份裝船的最晚裝船期修改到10月份，這樣銀行就不會因為單證不符而拒付（提單上的裝船日期與信用證上的裝船日期不符）。

2.FOB，“船上交貨（……指定裝運港）”是當貨物在指定的裝運港越過船舷，賣方即完成交貨。這意味著賣方必須承擔貨物滅失或損壞的一切風險，直至貨物在指定的裝運港越過船舷為止。

FCA,“貨交承運人（……指定地點）”是指賣方只要將貨物在指定的地點交給買方指定的承運人，并辦理了出口清關手續，即完成交貨。需要說明的是，交貨地點的選擇對于在該地點裝貨和卸貨的義務會產生影響。若賣方在其所在地交貨，則賣方應負責裝貨，若賣方在任何其他地點交貨，賣方不負責卸貨。

FCA條款交貨地點對風險劃分有影響，本人建議貴司出口產品如果不想做保險的話，要么選擇FOB，要么EXW，在2中，如果貴司還沒有把貨交給客戶指定的承運人或其他人接管貨物的話，風險還在貴司。

3.這個問題我認為，前面那部分:由于該商品季節性較強，買賣雙方在合同中規定：“買方須于9月底以前將信用證開抵賣方，賣方保證不遲于12月5日將貨物運抵鹿特丹，否則，買方有權撤銷合同。-----這應該是合理。而如賣方已結匯，賣方必須將貨款退還買方這一點，規定的不是很明確。分情況分析吧，第一種情況，如果貴司在9月底后發貨給客戶了，單據寄給客戶了，對方銀行可以拒付，因為單證不符，所以還是要事先與客戶協商好讓其接受9月底后裝船可否（可以讓其修改信用證）第二種情況，貴司還沒有出貨，因為您的客戶是通過信用證支付貨款的，那么他們就不存在結匯的情況了。第三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如賣方已結匯，賣方必須將貨款退還買方" 這句話在合同中規定的不是很明確，可能無效吧。

新加坡的政策能解決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嗎？

這種舉措對于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是有益的，但是是否適合其他國家要根據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而定。具體來說，是否應該實施類似政策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狀況、社會需求、政治環境和財政能力等多種因素。以下是需要考慮的一些因素。

一是經濟狀況：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包括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就業率、收入水平等多個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較高，經濟增長率較低，失業率較高，收入分配不平等，那么類似新加坡的政策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比較穩定，通貨膨脹率低，收入分配相對平等，那么這種政策可能不需要或者不適合。

二是社會需求：一個國家的社會需求包括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多個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需求比較緊迫，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來解決，那么可能需要實施類似政策來滿足需求。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需求比較有序，政府已經有充足的資金來滿足需求，那么這種政策可能不需要或者不適合。

三是政治環境：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包括政治制度、政黨執政情況、民眾態度等多個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政府有足夠的權力和資源來實施這種政策，且民眾對政策比較支持，那么可能適合實施。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比較動蕩，政府缺乏權力和資源來實施這種政策，或者民眾對政策比較反感，那么可能不適合實施

四是財政能力：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包括財政收入、債務水平、財政預算等多個方面。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較強，可以承擔類似政策的財政支出和減稅措施，那么可能適合實施。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狀況比較緊張，不能承擔這種政策的財政支出和減稅措施，那么可能不適合實施。

類似新加坡的政策并不是適用于所有國家的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最佳方法。需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是否實施這種政策。當然，其他國家可以從新加坡政府的做法中汲取經驗，適當借鑒和改進，以更好地適應自己的國情。

為何說中國是一貿易大國，而非貿易強國？中國貿易順差較大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貿易大國：生產的東西很多量很大，但產品不一定具有競爭力。

貿易強國：生產的東西質好，有市場競爭力。

現在中國生產的東西雖然很多，但同類產品中高質量的卻不多。拿鋼鐵行業來說吧。中國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但高質量的鋼材卻還要從日本進口。所以我國是鋼鐵大國卻不是鋼鐵強國。

貿易大國不等于貿易強國

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還不能說是貿易強國，要成為世界貿易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其他貿易強國相比，在四個方面還存在明顯差距：

一、貿易增長方式相對粗放，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在中國的進出口總額中，超過一半是加工貿易。

二、核心競爭力不強，缺乏自有品牌和營銷網絡，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產品還比較少。

三、出口產品層次偏低，不少產品仍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不高。

四、尚未形成一大批管理水平高、綜合實力強、能夠深度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企業。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只有4％，今年雖然可以達到28％左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甚至與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為44％，荷蘭是44％，日本是39％，新加坡是72％。

2020年成為貿易強國

作為一個崛起的世界貿易大國，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差距和面臨的困難。中國的外貿出口正在步入競爭擴張階段，貿易摩擦進入高發期，出口環境日益嚴峻。

要保持中國外貿的健康發展，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必須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實施“科技興貿”和“以質取勝”戰略，運用高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盡量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同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按照國民經濟翻兩番的要求，到2020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要達到兩萬億美元，相當于當今世界最大貿易國美國現在的貿易規模。這一目標十分艱巨，因為對外貿易不僅受國內經濟的制約，還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制約，可變因素很多。

但是，這一目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經濟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將帶來新的發展空間，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仍將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只要我們抓住機遇，發揮優勢，加快發展，到2020年，我們就能夠實現由“大”向“強”的轉變，成為真正的世界貿易強國。

造成貿易順差的原因，一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市場集中在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而制造業的供給出現了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加快轉移的趨勢，亞洲國家國內需求難以消化快速增長的生產能力，必然擴大出口，造成順差增加較多；二是中國處于加工貿易制造基地的位置，很多鄰國的出口要經過中國的組裝得以實現；三是在中國的貿易順差中，外商投資企業所占的比重較高；四是在中國出口快速增長過程中，擴大進口受到了限制。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階段，除了初級產品進口以外，國內市場需要進口越來越多的高技術產品，但這方面受到了明顯的限制。

我國貿易順差呈現“三個集中”特點，第一個“集中”主要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對歐盟貿易順差將超過630億美元。與此同時，我國貿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盟地區；第二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截至目前，我國加工貿易順差超過1250億美元；第三個“集中”是指我國貿易順差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今年前11個月，來自我國集體和民營企業的貿易順差超過600億美元，來自外資企業的貿易順差接近500億美元。

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不能盲目追求立竿見影地降低外貿依存度和貿易順差指標而遏制出口增長，這樣除了會讓我們喪失本來可以贏得的市場之外并無好處。削減貿易順差，降低外貿依存度的關鍵是要轉變出口增長方式。我國出口中的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少，低端產品多，缺乏核心競爭力；出口商品中仍存在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產品；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比重不高；出口市場過于單一；出口廠商存在惡性競爭現象等。

對貿易順差貢獻最大的是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在中國龐大的對外貿易額中占到了半壁江山。無論是初級產品、一般工業制成品還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商品均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獲得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由于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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