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古代三大貿易商品(中國古代三大貿易之路是什么？)

你知道中國古代出口貿易的三大文明世界的商品分別是?

茶葉：茶的出口主要是從唐朝開始，這一時期，中國茶葉的品類、飲用方法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南方的廣大地區也成為了穩定的茶葉主產區，陸羽的《茶經》更是光耀千秋，正是積累了以上的種種有利條件，中國才開始大規模出口茶葉。唐朝包容的文化更是為茶葉出口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國強邦交忙”，盛唐時期，亞洲各國商人、使者、留學生紛紛來唐，而唐人的足跡也遍布亞洲，這一過程極大地促進了茶葉的出口。同時，唐也是歷史上“茶馬互市”的源頭。

絲綢：神秘的軟黃金

中國出口絲綢的歷史最為悠久，而且在歷史上，絲織品如綢緞等，也曾在中國內部發揮過通貨的作用。早在漢代，絲綢制品就是中央帝國出口的王牌產品，著名的“絲綢之路”也是因此得名。

瓷器：冰肌玉骨從土出

瓷器是中國出口的又一利器，最早的瓷器出現在東漢末年，而最早出口瓷器的記錄目前則可以追溯到唐代。最初的出口對象是朝鮮和日本。在國內制瓷技術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瓷器的出口也逐漸得到了大發展。

宋元時期，東來的外國海船往往攜帶大量瓷器西返，這一時期，西返的瓷器，往往是以使用性質的粗瓷，工藝品則以龍泉窯最多，江西瓷器也由此開始崛起，因其地域靠近福建和浙江沿海，利于出口。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

中國古代的對外貿易主要從漢代、唐朝、兩宋、元朝、明朝、清朝等六個方面進行闡述。具體如下：

1、漢代

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絲帛錦繡沿著通道不斷西運。

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陸續輸入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

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唐朝和朝鮮的貿易往來繁盛，朝鮮輸入唐朝的有牛、馬、麻、人參，唐朝輸入朝鮮的有絲綢、茶葉、瓷器、藥材、書籍等。

中亞、波斯商人足跡遍及各地，它們把胡椒、波斯棗、藥品、香料、珠寶等輸入中國，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也源源不斷運往波斯，并從那里運銷西方。對外交通有陸路和海路；與朝鮮、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貿易頻繁。

3、兩宋

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紹興末年，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歲收稅高達200萬，超過北宋一倍多。

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茶葉等遠銷日本、東南亞等地，輸入商品以香料、珠寶為主。

4、元朝

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著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此匯集和起運。高麗的土特產人參、水獺和虎豹皮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布在我國民間也很流行。我國的植棉、棉紡織和火藥技術在此時傳人高麗。

5、明朝

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

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由于長期與世隔絕，中國逐漸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擴展資料：

對外貿易的作用

中國古代三大貿易之路是什么？

史上著名的三大貿易之路是以下三條路。

1、絲綢之路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西北絲綢之路，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2、茶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邊疆和西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戰中后期最為興盛。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此為滇越茶馬古道）、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

3、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路起于秦漢，興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達到頂峰，明中葉因海禁而衰落。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有番禺、登州、揚州、明州泉州、劉家港等。規模最大的港口是廣州和泉州。廣州從秦漢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商港。

中國古代三大貿易主要是：朝貢貿易體系、走私貿易體系系、互市貿易體系。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的兩種商品是

絲綢、瓷器、茶葉、手工藝品。

如果說最主要的兩種應該是瓷器和絲綢，中國的英文命買粉絲就是瓷器的意思，而絲綢從漢開始就已經成為主要的貿易商品，典型是“絲綢之路”的命名。

古代中國官方控制的貿易是什么？

互市也是古代中國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這是政府控制之下的貿易。這種貿易上起秦漢，下至明清，既發生在中原王朝或政權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也存在于邊疆地區的部族、政權之間，一般由雙方議定在轄區交界地點設立市場，宋代稱這種市場為榷場，由雙方派官吏管理。

中原王朝、政權與邊疆政權、部族進行互市時，往往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目的，首先具有政治上的意圖，力圖通過互市強化與邊疆民族、政權的聯系，開通互市以顯示“中原天子”的“恩德”，停止互市以表明對不“忠順”的首領的制裁；同時，經濟上則希望互通有無、繁榮內地經濟，內地商人、邊疆地方官、百姓更看重這一層的作用，因為互市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商人可以賺錢、官員可以出政績、百姓可以交換物品，一旦實行制裁就往往與對抗、戰爭相伴，更是商人、百姓所不愿看到的。

漢朝與邊疆民族、政權的互市長期進行，特別是與南越、匈奴之間。嶺南地區在秦代設置郡縣，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比以前要頻繁得多，秦末趙佗建南越，與內地的互市仍然存在，公元前196年漢朝授予趙佗璽綬，趙佗稱臣，雙方又劃定邊界，交界地區的貿易也有所發展，雙方主要進行金器、鐵器、農具、馬、牛、羊的交易。公元前183年，漢廷下令禁止與南越的貿易，又有傳言講趙佗在北方的祖墳被挖、兄弟被抓，趙佗便稱帝反漢，漢廷則增兵嶺南。文帝即位后改對抗為安撫，趙佗自去帝號向漢稱臣，交界地區的貿易又恢復正常。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發兵滅南越，嶺南之地回到漢朝直接統治之下，與內地的經貿往來更加密切。

隋唐以后，互市依然是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重要渠道，如隋朝初年曾與突厥長期戰爭，這對內地與邊疆的經濟往來產生了不利影響，等到隋軍擊敗沙缽可汗的攻勢，突厥各部先后對隋稱臣，594年他們獻上大量的馬、牛、羊，隋朝才答應在沿邊地區恢復互市。元、明、清時期，內地與邊疆的互市有了更大的發展，而且在官方控制的“官市”結束后，允許民間進行“私市”。比如明朝時期，準許土默特鄂爾多斯等部與中原交界的地區每月在適當地點開設月市；又在遼寧義州(今遼寧義縣)開設木市，用內地的糧食、生活用品換取蒙古地區的木材。

“茶馬貿易”在明朝時尤其突出。從明朝初年起，由于藏族聚居區需要從內地輸入大量茶葉，而明朝又需要從那里購買大量的馬匹，就采取了政府壟斷的方式開展“茶馬”貿易。明朝在陜西、四川地區收貯漢中茶、巴茶，后來又從湖廣收貯茶葉，專門用于“茶馬貿易”。明朝在今天甘肅、四川、青海的天水、臨夏、臨潭、雅安、松藩、西寧等地設立茶市，設茶馬司統一管理與藏族的茶馬互市。為確保購買到足夠的馬匹，明朝禁止販運私茶，嚴禁內地商人到藏族地區收購馬匹，也禁止藏族商人到內地購買茶葉，如發現漢地商人販運私茶出境者和關隘失職者，一律凌遲處死。在互市時，馬以上、中、下和年齒論價，茶葉則分為上、中等，并禁止劣質茶葉輸出，以免影響馬匹的輸入。茶與馬的比價由明朝規定，各時期、各地方的比價有所差異，主要隨供需形勢而定，比如明朝初年，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多馬少，就規定1匹馬給1800斤茶葉，而河州(今甘肅臨夏)等地的茶少馬多，就規定上馬40斤、中馬30斤、下馬20斤。“土木之變”后，明朝戰馬損失很大，由于急需馬匹，就提高了比價，規定上馬100斤、中馬80斤。另外，明朝還曾用鹽、絹、布、牛、銀等換馬，并規定了比價。

在北方，明朝還在指定地點開設馬市，與蒙古各部和女真進行以馬為主要商品的互市。每年開市一兩次，按品種、等級定出牲畜的價格，明朝或者用銀、鈔收購馬匹，或者用綢緞、布匹、鐵器、茶葉和其他生活用品折價換馬。這種馬市稱為官市，明朝派官員進行管理，駐軍維持秩序，各部的首領也派人到市場上監督、管理自己的部屬和商品。如果互市順利，明朝官員就在結束后設宴招待邊疆各部的主管頭領，以明朝朝廷的名義給予“賞賜”——市賞。如果對方在互市時有敵對行動，或者擾亂市場，明朝就用不發市賞甚至是停止馬市的手段加以制裁。

明朝將互市中得到的騸馬送到邊關用于作戰，或者發往各都司衛所進行訓練，而母馬、馬駒和尚未調撥走的都送到苑馬寺飼養。明朝設了許多養馬的處所，如陜西和甘肅都有苑馬寺、行太仆寺。應當說，茶馬貿易不僅僅使明朝獲得了大量的戰馬，而且達到了雙贏的效果，邊疆的蒙古、女真、藏族等地區獲得所需的鹽、茶葉、鐵器等物資，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的農牧業、副業等的共同發展，對邊疆開發更具有積極意義。

在統一王朝時期，互市促進了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有利于邊疆的發展，在多個政權分立對峙時期也是如此。這在宋遼夏金時期頗為突出。為開展互市，宋、遼在交界地區設立榷場，遼的榷場設在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朔州(今山西朔州市)等地，宋設在雄州、霸州、安肅軍(今河北徐水縣)、廣信軍(今河北徐水縣境內)等地。宋從遼輸入銀錢、布匹、馬、羊、駱駝等，而向遼輸出繒、帛、漆器、糧食等，不僅在互通有無中便利了百姓的衣食住行，還使兩國政府從中獲得大量的稅收。不僅如此，遼朝還在境內的北部地區設立榷場，與女真等民族進行貿易，其中最重要的榷場設在寧江州(治所混同縣，在今吉林松原市境內)，女真人的主要交易物品為金、布、蜜臘、藥材等。

宋朝在與西夏交界地區也設有榷場，西夏從內地輸入絲綢、糧食、布匹、香藥、瓷器和其他日用品，向內地輸出駱駝、馬、羊、氈毯、蜜蠟以及柴胡、麝香、紅花等各種藥材。雙方在互市中形成了互補，特別是西夏對內地生活用品的需要量很大，因此當關系惡化時，宋朝就用停止“歲賜”、互市的辦法進行制裁。1039年～1042年間，雙方戰爭不斷，元昊在戰場上不斷獲勝，卻在經濟上打了敗仗，因為宋朝為此停止了“歲賜”，關閉了榷場，這對宋朝影響不大，西夏境內則出現了糧食、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短缺，引起物價上漲。元昊的對宋戰爭政策讓官民頗為不滿，于是轉向了議和。

宋朝與遼、金、西夏的戰爭不斷，十分需要戰馬，為此在西北的熙州(治今甘肅臨洮縣)、河州(治所今甘肅臨夏市)和西南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南部的邕州都設立榷場，以內地出產的茶葉和其他土特產換取吐蕃各部、大理的馬匹，這種貿易歷史上稱為“茶馬貿易”。這就使吐蕃、大理與內地的經濟往來更加密切，有利于西南邊疆的發展，而宋朝因此獲得了大量的戰馬，據記載紹圣年間(1094年～1098年)每年購買的馬多達2萬匹。

南宋與金朝1142年議和之后，在交界地區廣設榷場，但此后雙方時和時戰，榷場也時開時閉。盡管如此，雙方互市的品種、數量都相當可觀，南宋從金朝輸入貂皮、珠寶、人參、甘草、絹、松子等等，向金朝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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