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的啟示(宋朝海外貿易發達 對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有何啟示)

宋朝海外貿易發達 對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有何啟示

宋朝的海外貿易非常發達，這給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帶來了一些啟示：

1. 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宋朝時期，中國開始與外部國家、文化進行廣泛交流，不斷接觸、融入來自不同文化、宗教的信息和思想。這啟示我們應該加強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推廣和傳播跨文化理解和尊重，以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溝通。

2. 鼓勵技術創新與發展：在宋朝時期，中國經濟、科技和文化發展迅速，經濟繁榮、文化繁盛，這主要得益于其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今天，我們也需要積極鼓勵技術創新和發展，推動技術與經濟發展的結合。

3. 推動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宋朝時期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高峰期，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了經濟發展的重要路徑，推動了國際貿易和經濟共同發展。今天，我們也要積極推動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構建和諧的全球貿易體系。

4. 強化國際人文交流：宋朝時期，外國使者和商貿往來不斷，使得各種文化之間交流的范圍和渠道日漸擴大。這啟示我們要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共同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加強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總之，宋朝的海外貿易發達給我們今天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啟示，包括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鼓勵技術創新與發展、推動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以及強化國際人文交流。

說說我國古代對外政策的趨勢

中國古代對外政策：

自漢朝至明朝，我國一直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國統治階級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我國古代對外關系的發展趨勢是由開放到閉關。

具體史實

開放：

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國同西亞和歐洲的通商關系開始發展起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繼開通。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訪問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⑶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⑷明朝：對外交往由開放走向閉關。前期國力強盛，明成祖開始派遣鄭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給我們的啟示：

⑴開放國興，閉關國衰。

⑵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凡是善于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文化的飛速發展。

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國人民同外國交往地主流。

漢唐時期對外交往空前加強的原因、不同點及啟示

唐對外交往的異同點.

相同點:①朝鮮,日本都是對外交往的主要對象;②經濟技術交流都比較頻繁;③政府是對外活動的主要參與者;④對外交往都以陸路為主.

不同點:①漢代對外交流物品和技術種類較少,而唐代交流范圍更加廣泛,并且注重對中外文化兼收并蓄;②唐代比漢代更加注重對外交往,政策更加開明,同唐代有交往的國家增多;③唐代的對外交往對世界所產生的影響比漢代更加深遠.

淺談漢唐對外交往的不同及原因

江西會昌一中 曾憲環

公元前2-1世紀的西漢帝國與公元7-8世紀的大唐帝國是當時雄居世界東方的封建大帝國。這兩大帝國穩定的政治，繁榮的經濟，先進的文化，發達的對外交通，開明的對外開放，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擴大了兩大帝國在世界上的影響。本文在此粗淺地比較漢唐帝國對外交往的不同并探究其原因，愿與中學歷史教學界的同行們共同切磋。

一、漢唐對外交往的不同

1、交往路途方式的不同。

西漢的對外交往以陸路為主，兼行海路，唐朝的對外交往是海陸并舉，安史之亂后，偏重海路。

漢武帝時，西漢對外交往的陸路通道有四條：一條是自薊（今北京城西南）出發，東北經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抵達朝鮮半島（樂浪道）。一條是自長安出發，西經河西走廊、新疆，遠達中亞、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東岸各國和南歐、北非等地（此道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又稱河西道）。一條是自永昌郡（今云南保山縣）出發，沿今滇緬公路，抵緬甸、印度（永昌道）。一條是自南海（今廣州）出發，經蒼梧（今廣西梧州）、郁林（今廣西桂平），達于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北部）等地。西漢的海外通道有二條：一條向東，自齊（今山東北部）東渡渤海，可達朝鮮半島，再繞朝鮮半島向東，可達日本。一條向南，自徐聞（今廣東徐聞）、合浦（今廣西合浦）沿今印度支那半島近海南行，可達半島南部及馬來半島各國；又經馬六甲海峽，西渡印度洋，可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① [此道又稱“海上絲周之路”，須說明的是，西漢的“海上絲綢之路”并非全線直通，中國商船大致在馬來半島停泊，商使一般上陸轉船再航孟加拉彎、印度]。

唐朝對外交往的通道有七條：五條陸道，二條海道。陸道有從營州（今河北昌黎）入安東道（去朝鮮）。自夏州（今陜西橫山縣西）通大同、云中道（去蒙古）。自中受降城（今內蒙包頭市附近）入回鶻道。自安西入西域道（去中亞）。自交州（今越南河內）通天竺道（經緬甸入印度）。海道則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渡海至高麗和日本。自廣州、經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等至印度、斯里蘭卡，再西至阿拉伯諸國（此即為著名的廣州通海夷道）。②

2、中外交往內容不同。

西漢對外交往以商品交流為主，使節往來、技術交流不頻繁，有了初步的宗教、藝術交流。西漢出口商品是絲（綢）漆（器）并重，經絲為主，進口則是象牙、犀角、珠寶、琉璃、奇珍異獸等奢侈品。與西漢有使節往來的多為朝鮮、日本近鄰等。技術交流局限于西漢的內屬國（如朝鮮、越南）及中亞一些國家（如安息）。宗教方面則是印度的佛教從貴霜國傳入內地，但并非廣泛流行民間，僅有一些統治階層信奉。藝術方面是中亞的箜篌、琵琶、胡角、胡笛等樂器和樂曲、舞蹈傳入西漢。

唐朝對外交往的內容豐富多彩、形式多樣，且中外交往的規模、頻度驚人。使節往來方面：從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的260多年間，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節達19次，平均每次人數約400余人；從公元651年至公元798年的148年間，大食派遣的訪華和對華貿易政府使團達37批。派遣留學生方面：新羅留學生是外國留學生中人數最多的，僅在公元840年的一年里，從唐朝回國的留學生即達150名。商品交流方面：唐朝出口的是絲綢、瓷器，尤以絲綢為最大宗。中外貿易額急劇上升，如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到廣州貿易的蕃船，竟達4000余艘。技術交流方面：新羅從唐引進雕版印刷術、制陶、制銅技術；唐從天竺學習熬糖（蔗糖）法，天竺從唐學取造紙術；唐的造紙、絲織技術傳入大食。宗教往來方面：伊斯蘭教、襖教、摩尼教、景教等在唐朝得到傳播；新羅從唐傳入佛教；佛教的六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成實宗、俱舍宗）先后由唐傳入日本；唐朝的著名高僧玄奘、鑒真、義凈等先后出國學習、傳播佛教。藝術交流方面：唐朝的十部國樂中就有高麗樂、天竺樂，印度北部的犍陀羅藝術深刻地影響了唐朝的雕刻藝術。

3、交往對等性的不同。

西漢的對外交往偏重單向交流，即西漢輸出的東西多，外國輸入西漢的東西相對少，特別在商品交流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而唐的對外交往則是典型的雙向交流，輸出多，輸入也多。

4、對外開放程度的不同。

西漢的統治者雖積極加強與世界的聯系，開辟了東西兩大外交圈，但西漢的對外開放顯然還處于初步階段，西漢政府雖與世界50余國有政治或經貿等往來，但時斷時續，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經商、傳教、學習、做官的難見史書明確記載。而唐朝的對外開放則達到持續、全面、成熟階段，這可以從大量的外國人在唐朝居住、經商、傳教、學習、做官得到印證。據阿拉伯史學家的記載：公元9世紀70年代，在廣州的大食人、波斯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等竟達12萬之多。來華學習并在唐入仕的著名外國人有新羅的崔致遠、日本的阿倍仲麻呂等。

5、對外交往對中國及世界產生的影響不同。

西漢的對外交往雖遠遠超過秦朝，開辟了東西兩大外交圈，但西漢的對外交往是時斷時續的，西漢的外交輻射區域以周邊近鄰國家為主，并未遍及亞洲所有國家，西漢的外交以自我主動交往為主，往往出于政治目的，因此外部世界的文化并未真正深入西漢的文化和西漢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外部世界對西漢的了解并不充分，多停留在單純的物質文化上，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西漢并未明顯地確立世界中心國的地位。

唐朝的對外交往遠遠超過西漢，唐朝的對外交往是持續長久的，唐朝的外交輻射了亞洲大多數國家，周邊國家與唐朝頻繁的交往，使得世界較廣泛地了解了唐朝，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科技文化深刻地影響了周邊國家，外部世界的豐富文化深刻地滲透進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異域多彩的文化與唐朝文化有機地融為一體，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先進的科技文化，唐朝以不容質疑的世界大國形象屹立于亞洲東方。

二、漢唐對外交往不同的原因

1、交往路途方式不同的原因。

西漢的對外交往以陸路為主，是受當時客觀因素制約的。從地理上講，中國是大陸型國家，雖東瀕大海，有漫長的海岸線，但古人要出沒于大海的驚濤中，與海外各國進行交往，沒有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是無法保障的。從造船技術上說，西漢時所造的海船，長度為7-12米，寬度一般為5-8米，長寬比例為7:5，這種海船屬近洋海船，不宜在深海遠航，一般來往于南海近海。從航海技術上說，西漢時的航海者僅仰賴信風，借助簡單的星宿定位技術進行海上航行。由此可見，西漢時的海上航行受制于諸多客觀因素，不易大規模進行海路交往，因而西漢政府偏重陸路交往。

西漢的對外交往以陸路為主，還與經濟重心的分布密切相關。西漢時北方為全國的經濟重心，絲織業中心均在北方，江南經濟這時遠未開發，經濟發達的北方地區為西漢政府的對外交往提供了豐富的手工業品。

唐朝時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唐海路交往日益興起的重要原因。唐朝的造船業遠比西漢時發達，南方12州如揚州、常州、越州、洪州等是著名的造船中心，所造船舶大者長達20余丈，載客600-700人，載重上萬石，在南海——印度洋航線上，唐朝的船舶無疑是最大的龐然大物。唐朝的航海者憑借信風、海圖、牽星過洋綜合技術進行海上航行，據唐代賈耽《廣州通海夷道》的記載，我們可以肯定唐朝的航海者已經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術。安史之亂后，由于吐蕃勢力強大起來，一度控制西域，阻斷西北絲路的暢通，海路交往尤顯重要。

唐朝時海路交往的日益興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自東晉至唐中后期，江南經過幾百年的開發，經濟面貌已換新顏，富庶的江南絲織業、制瓷業的迅速崛起，為海外貿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手工業精品。

2、中外交往不同的原因。

西漢中期，農耕經濟得到相當發展，統治階層的大部分物質需求在國內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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