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成功的例子有哪些(中國有哪些做的比較好的文化輸出，比如旗袍？)

中國古代哪些朝代實行了對外開放政策（要具體時間、人物、內容、意義等）

自漢朝至明朝，我國一直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到了明末清初我國統治階級實行“閉關鎖國”政策。我國古代對外關系的發展趨勢是由開放到閉關。

具體史實

開放：

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國同西亞和歐洲的通商關系開始發展起來，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相繼開通。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曾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訪問洛陽，這是歐洲國家同我國的首次直接交往。

⑵隋唐：對外交往活躍。日本13次派“遣唐使”來華學習唐朝文化，唐朝鑒真東渡傳播文化；新羅派使節和大批留學生到唐朝學習中國文化，仿照唐朝建立了政治制度，采用科舉制。雙方貿易往來頻繁，新羅物產居唐朝進口首位。唐朝時中國同天竺交往頻繁，貞觀初年，玄奘西游天竺，著成《大唐西域記》

⑶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6�1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6�1波羅游記》。

⑷明朝：對外交往由開放走向閉關。前期國力強盛，明成祖開始派遣鄭和先后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給我們的啟示：

⑴開放國興，閉關國衰。

⑵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凡是善于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文化的飛速發展。

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⑷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國人民同外國交往地主流。

一、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三個時期

在古代，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逐漸發展的。

先是從周圍的鄰國開始，如朝鮮、日本、東南亞，以后逐漸擴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歐洲、東非和北非。

我國封建社會對外經濟文化往來，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往來僅限于近鄰的朝鮮、日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一些國家。直到東漢晚期才和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往來。由張騫開通的“絲綢之路”，是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最光輝的表現，教材里對此有重點敘述。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時，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到達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況行至波斯灣而還。到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派使者正式來中國，這是中國和歐洲正式交往的開始。上述情況在教材里都有介紹。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二個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封建經濟處于繁榮上升階段，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也大大發展。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有三個特點：第一，我國已經逐步形成為東方的經濟文化中心。對一些近鄰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已經不僅限于一般的來往，而是作為培養人才的中心和經濟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時期我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空間范圍大大擴大，除東亞和東南亞外，中亞、西亞、歐洲甚至非洲都已經有比較頻繁的商業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最顯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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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來中國。唐朝時還有一批留居中國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時期海運和陸運都很發達。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三個時期是宋元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也有三個特點：第一，由于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時代，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中國船隊是最活躍的船隊。第二，宋元明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他們包括元朝的汪大淵、明朝的鄭和等人。同時從阿拉伯、波斯和歐洲來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現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時來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等等。當然，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在教材上沒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統治階段采取閉關政策，這些聯系便逐漸中斷了。

二、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四條渠道

在古代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四條渠道進行的：

第一條渠道是貿易，這又包括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兩種形式。著名的絲綢之路以民間貿易為主。第二條渠道是官方派遣使節、留學生等。第三條渠道是通過佛教徒和傳教士來實現的。第四條渠道是戰爭，戰爭在客觀上也曾為中外交流創造了條件。當然，第四條渠道不是我們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國與鄰國之間也曾經發生過政治糾紛和軍事沖突。例如，我國古代曾與日本發生過幾次戰爭。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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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軍與新羅軍隊聯合打敗支援百濟的日本軍隊。元世祖曾兩次派軍隊進攻日本，但遭到了失敗。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最后被戚繼光、俞大猷等率軍擊敗。明神宗時，中國派軍隊支援朝鮮共同打敗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等等。在歷史上，相鄰國家之間絕對沒有出現爭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見到的歷史現象，這也是我們面對的實際情況。但應該認識到，各國統治階級挑起的戰爭，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則是國際關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國和外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

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創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經濟和文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來影響，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外界發生影響。

中國古代在整個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的形成和上升時期，經濟文化發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中國的四大發明對全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藝術對亞洲各國，尤其是對朝鮮、日本等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世界各國對中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中國種植的玉米、馬鈴薯、西紅柿、煙葉、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來的。另外，像中國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受印度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著名的云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說，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國人民共同學習、互相促進中不斷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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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啟示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越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對外交流就越頻繁，而頻繁的對外交流，也促進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發達，這給我們以啟示：凡是善于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于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飛速發展。

古代日本通過向中國學習，促進了日本的進步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參照了中國唐朝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結合本國國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在醫學上，日本也吸收中國中醫學的醫療技術，逐漸發展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漢方醫學”。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國漢字的簡化筆畫或是漢字的偏旁、冠蓋作為音符，創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這種善于學習又富于創新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這個事例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一個國寶如果落后，只要虛心地有選擇地向他人的長處學習，不斷地改革和創新，就能夠迅速地取得進步。

漢朝時代的造船航海技術如何？有沒有比較出名的例子？

漢代的造船業已經非常發達。據古籍記載和對現代出土的漢代船模的研究，可知漢代已能根據不同的用途和需要造成各種類型的船，有客船、貨船、戰船等。客船中又有官船、民船；民船中又有舸、艑、艇、扁舟、輕舟、舲舟、舫舟等。戰船有很多是從民用船只發展而來的。戰船比民船的制造要求要高得多。戰船的結構、性能的要求都很高，首先要堅固，能防御敵人的進攻，還要有攻擊性，要配備能進攻的武器，還要求速度，更要靈活，進退自如。所以戰船代表了當時的造船能力和技術水平。戰船也有很多種類，如戈船、橋船、斗艦、艨艟〔méngchōng蒙沖〕、樓船等。

漢代我國造船技術已經成熟。最能說明漢代造船技術高超的是“樓船”。樓船是水軍的代稱，也是對戰船的通稱，如把水兵稱為樓船卒、樓船士，水軍將校稱為樓船將軍、樓船校尉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下令在長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圓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樓船。船上能起高樓，所以叫樓船。這是漢代重要的戰船船型。樓船秦時已有，漢代時，其規模、形制均較秦時大得多，它的大量出現是漢代造船業高度發展的重要標志。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造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樓船體勢高大，上面有三個樓層，第一層叫“廬”，“像廬舍也”；第二層，即“其上重寶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第三層，“又在上曰爵（雀）室，于中候望之如鳥雀之警示也”（劉熙《釋名》）。廬、飛廬、雀室，這三層每層都有防御敵人弓箭矢石進攻的女墻，女墻上開有射擊的窗口，為了防御敵人的刀槍火攻，有時船上還蒙上皮革等物。樓船上設備齊全，已使用纖繩、楫、櫓、帆等行駛工具。樓船的四周還插滿戰旗，威武雄壯。有時，昆明池中有近百艘高大的樓船。漢代，一次戰役就能出動樓船200O多艘，水軍20萬人。作戰時，艦隊配備有各種作戰船只。位于最前列的戰船叫“先登”；還有狹而長的沖擊敵船的戰船“艨艟”；有又輕又快如奔馬的赤色快船叫“赤馬”；此外，有上下都用雙層板的叫“檻”，四面設板防御矢石，其內如牢檻的重武裝船。還有主力戰艦露棧、冒突、戈船等等。樓船、戈船都是大戰船，都在500斛以上，船上還有小屋，叫“斥候”，以觀察敵人進退。300斛的叫“■”。200斛以下叫艇，其行徑梃，一人所行也。還有“艆■”與“■”（■）等都是航海大船。此外還有更大的船，如豫章大舡〔xiāng鄉，又讀chuān船〕上面起宮殿，可載萬人。“萬人”也許太夸張了。即使載“千人”，載重量也已達90—100噸了。

漢代造船的數量很多。當時所造的船是以長度“丈”來計算的，有些大商人一家就有船1000丈。

從考古發掘中也可證明漢代造船業的發達和造船技術的先進。1973—1974年間在湖北江陵鳳凰山上西漢墓中出土了木質船模，長71厘米，中部最寬處為10.5厘米，頭部較窄，尾部稍寬，底部平坦呈梭形，兩端呈流線型上翹。與船模同時出土的木簡中也有記載舟船的資料。

1951—1952年，在長沙發掘的西漢203號墓中發現一只兩頭小、中間大，船形狹長的船模，有16支劃槳，船模兩側邊沿及首尾甲板上都有規則的釘眼。說明這種船已采用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釘接技術了。

1955年，在廣州郊外的東漢墓槨中出土了一只陶制船模，船分前中后三艙，艙上都有蓋頂，船首兩旁有槳架三根，船艙有橫架梁櫓八根，船的兩側設有撐篙用的邊走道，有舵錨，是一只有部分甲板的中型內河客貨船。

1975年在廣州發掘出一處規模巨大的古代造船工場遺址，發現了三個大船臺，可同時建造數艘重五六十噸的木船。據考證，這是秦漢時期的造船遺址。此外，在川、陜、閩、浙、贛也有秦漢造船工場。

西漢有很多水師基地。水師常備軍皆駐扎在沿江傍海各要地，屬于所在郡守統轄。西漢的水師主要基地有豫章（江西南昌）、潯陽（江西九江一帶）、廬江（安徽安慶）、會稽（江蘇蘇州）、句章（浙江余姚錢塘江口杭州灣處）、博昌（山東博興入萊州灣處）等處。廬江、會稽等郡同時也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漢武帝憑借其強大的水師完成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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