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的原因(東晉南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原因)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原因

在當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以及其他亞非拉發展國家在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這讓英法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積累才完成蛻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在心有不甘。于是許多學者開始進行思考這種現象的根源到底何在。在眾多的原因中，其中有一派學者看到了亞非拉國家在古代社會的優勢地位，也就是以反駁“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一系列理論，他們主要論證了古代亞非拉對世界經濟的重要影響。

在學者的論證中，都會提到中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傳統貿易中，中國的主要活動是出口，憑借著巨大的優勢，賺進了大量的白銀。據經濟史權威估計，從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18世紀，美洲白銀產量約74000噸，其中52000噸運抵歐洲，這其中的40%約20000噸運往亞洲。另外美洲本土剩余的白銀約有3000噸經馬尼拉大帆船來到中國，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區的白銀，全球白銀總量的一半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又被稱為世界白銀的“終極密窖”。

那些外匯的賺取正是由于傳統中國最優秀的物產：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東西不只是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中國魅力的象征，但它們在近代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卻大打折扣。那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傳統工藝的光芒在西方近代科技發展的情況下立刻被徹底掩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經濟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是一種內向型經濟，對外基本沒有依賴，體現出了巨大的出口優勢。正是這種“封閉”優勢，使它在古代社會能夠絕對勝出。也正是這種原因，進一步加深了它的封閉，使它隨著近代科技的崛起迅速敗落。

一

無論是中國的茶葉、東南亞的香料，還是美洲的煙草都是地域性的特產。中國是世界茶葉的原產地，千百年來，中國茶葉是世界茶葉消費市場的最主要來源。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外銷，“五世紀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邊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此后周邊國家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但數量較小。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現，西方人逐漸了解東方。據說，由于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導致茶葉在西方廣受歡迎，開始癡迷中國的茶葉，直到17世紀，茶葉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茶葉占據了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據主要茶葉輸入國家的推算，18世紀中國對外輸出的茶葉達8889241擔以上，19世紀的前40年，就達到了1500萬擔。

由于茶葉的特殊作用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西方國家在對待中國茶葉方面采取相互競爭的態度，主要表現在英國和荷蘭，1776年英國運出3402415噸茶葉，占總輸出量的20.9%，荷蘭遂運出4923700噸，占總量的30.3%。但其后，英國逐漸增加運輸船隊的規模，到了1791年，英國的運茶量達到22369620噸，比重高達88%，幾乎把荷蘭擠出了中國市場。但隨后，荷蘭專心發展爪哇茶，進行對抗。經分析推算，18世紀，荷蘭從中國運出茶葉大約178萬擔，英國大約運出400萬擔，其他各國大約800萬擔左右。這么大規模的輸出給中國賺入了大約1.2～1.3億兩的白銀。

茶葉剛傳入歐洲的時候，被當做稀罕之物，價格十分昂貴。17世紀的歐洲茶葉市場，每磅需銀100元；1657 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巴斯・卡洛韋（Thomas Garraway）出售的茶葉，每磅價格為6～10英鎊。政府對茶葉按照奢侈品課稅，每加侖納稅6便士，“光榮革命”以后，1689年修改《液量稅法》，茶價才隨之下降。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幾次下調茶價，達到1磅茶葉8先令，茶葉才真正走向普通百姓，但茶的消費量也大增。不僅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茶價市場也出現過巨大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導致中國“茶葉價格因需求的關系而陡漲”。

在古代各國聯系不發達的情況下，茶葉這類依靠自然優勢而獲得青睞的產品，必然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專利”地位。正是它的專有和被需求，導致產出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獲得了一定的支配地位，這種支配在物質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賺進了大量的白銀。而且土壤這種先天的優勢是不可能偷盜的，尤其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還是難以復制的。因此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隔絕、封閉，茶葉生產的這種專利優勢也還能發揮一定的效能。但受到茶葉利益的巨大刺激，其他各國也紛紛發展本國的制茶業，并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茶業。

在封建制度下，茶葉經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厘稅過重、粗制濫造、剝削加重等問題。雖然有識之士有所注意，如《申報》就不止一次指出，印度茶制作精細，質量高，日后必將成為華茶的勁敵，或導致“中國茶生意日廢矣”，但并未得到重視。直到1886年茶葉出口的高峰到來，也就到了總危機爆發的邊緣。其實早在70年代，漢口、上海各地的茶商，對華茶的采購就采取非常審慎的態度，中國茶葉出現了滯銷的狀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各種茶價不斷下跌，華茶的價錢必然受到影響，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不斷呈下降趨勢。茶葉行業的衰落首先從茶商開始，“二十年來，以業茶起家者，十僅一二；以業茶破產者，十有八九”。隨之而來，茶農的生活也困苦不堪，大規模棄茶他圖，昔日著名的茶區，已經呈現出一幅凄涼景象。

此時，印度、錫蘭、日本茶卻迅猛發展，尤其是印錫茶成為華茶的勁敵。遲至18世紀90年代，印度的茶業已逐漸實現了機械化，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而且所制之茶“味尤加美”。1890年，印度茶出口超過1億磅，超過中國茶出口的1倍還要多。錫蘭茶的發展雖然起步晚，但速度極快，僅1880年，茶園面積就比1875年增加了13倍，并實現了機械化，首先進軍英國市場，逐漸與華茶抗衡。日本綠茶的擴張以及占領臺灣后的生產的烏龍茶、包種茶也進一步威脅了中國茶的地位。1874～1875年，日本輸入美國的綠茶，首次壓倒中國綠茶的輸入量，并且輸出量逐年增加，到了1886年以后，每年的輸出量基本保持在30萬擔左右。隨后而來的爪哇在茶葉生產出口領域奮起直追，到了20世紀初，成為世界第四大茶葉輸出國，并于1915年突破億萬磅，1918年，位列中國之上。 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興起，古老的封建帝國江河日下，仰仗于“封閉”優勢而盲目自大，為了避禍甚至閉關鎖國，逐漸遠離了世界大市場。《明神宗萬歷會典》規定：“凡將緞匹、袖、絹、絲、綿私出夕晚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載貨之人減一等，貨物船只并入官。”清朝由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防范沿海的反清勢力，1655年下令“沿海省份應行嚴禁，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與世界發展趨勢脫節，被時代遠遠地拋在后面。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工業文明，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瓷器和絲織品及其技術也就逐漸喪失了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三

依靠自然“專利”和封閉優勢雖然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使傳統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并且在今天中國經濟崛起的前提下，得到世人的關注，為人稱道。但是由于這些產品自身的巨大局限性，所以只適合存在于古代社會封閉的環境中，而且這種發展模式本身也并不能夠完全說明出口國的先進性。尤其隨著世界各國的聯系不斷加強，傳統技術外傳并先后被超越，而自身對傳統的產品的分散經營模式，以及技術革新較差等因素，導致這些產品的封閉壟斷地位喪失；加之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商業的不重視以及只賣不買的傳統觀念的限制，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也使初級產品優勢地位逐漸喪失，近代科技不斷發展，中國的初級產品自然也就被逐漸邊緣化了。因此，在近代科技繁榮的條件下，要想謀求自身的發展，絕對不能以此作為“制勝法寶”，而是要努力掌握核心科技，努力爭取進駐世界科技的中心地位。

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及其原因？

中國社會對外貿易在漢唐時期是注重的，比如絲綢之路的開啟

明清開始閉關鎖國，導致衰敗

東晉南朝時期海外貿易的發展原因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看，雖然中國處于長期分裂與地區割據狀態，但絲綢之路這條聯結歐亞大陸的重要商道卻始終暢通，并有所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取得一定的發展。

一、對外貿易政策及管理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的歷代政權出于鞏固統治者利益的需要，均致力于開展對外交往，并實行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來促進絲路貿易的發展。

(一)魏晉十六國北朝向西的開放

1.恢復設置西域的軍事、行政管理機構

三國鼎立局面形成后，首先派出官員對西域進行管理的就是曹魏政權。在公元220年，曹魏政權在河西設立了涼州刺史，由其監管中原與西域及西方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聯系。公元222年，曹魏政權也仿照著東漢政權，在西域設立了戊己校尉一職，并任命張恭擔任首任戊己校尉。隨后，曹魏政權又恢復了西域長史。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的地位相當于中原政權派駐西域的兩個最高官員，負責維護絲路的安全和暢通。公元265年，司馬炎在取代曹魏政權后，建立了西晉政權。公元280年，在晉滅吳之后，中國出現一段短暫的統一時期。西晉在繼承了曹魏的遺產基礎上，同樣在西域也設立了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等管理機構。《晉書》曾記載了戊己校尉馬循于公元275年征討鮮卑的史實，說明西晉在西域設立過這一官職。在西域各國如鄯善、焉耆、龜茲、疏勒等歸順西晉之后，其首領各自被封為晉守侍中、大都尉、奉晉大侯等官職。即使是在地理上遠在中亞的大宛，也由西晉政權冊封為大宛王。在此期間，中原與西域關系密切，絲綢之路暢通。公元4世紀初，在十六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先后出現過前涼、前秦、后秦、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這些政權在向中原發展受阻的情況下，為了拓展生存空間，大多積極主動與西域保持密切聯系，并先后設官置守、駐軍屯田，保障絲綢之路的安全，確保絲綢之路貿易的暢通。

2.遣使出訪，實行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政策

在北方處于分裂狀態下的十六國時期，一些實力相對強大的政權致力于發展與西域的聯系。例如，在前秦王苻堅主政時期，與西域之間的往來在史書上被記載為“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彩繒賜諸國王，于是朝獻者十有余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余種”[2]。又如，北魏立國之初并沒有對同西域的聯系予以重視，直到太武帝即位后，相關官員再度上書建議主動出使西域，北魏與西域之間的關系也自此得到發展。對此，史書上也有這樣的記載:“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3]出使西域獲得豐碩成果，使北魏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積極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意義，此后實行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此外，將主動出使、積極開放作為推動經濟繁榮的重要手段之一。

3.實行“過所制度”，保護中外商人，并為其提供便利

在北魏政權統一中國北方后，絲綢之路更為暢通。為了給來華的外商提供便利，北魏政府在都城洛陽城外伊河、洛河之間的御道東，設立了負責接待外國商人、使節的“四館”[4]，即金陵館、燕然館、扶桑館、崦嵫館，其中崦嵫館專門用來接待來自西方的使節和商人。其后北魏政權為了方便來到洛陽的外商僑居，在御道之西又設立了“四里”，其中慕義里是專門提供給來自西方的僑居者。此外，北魏政府在洛陽設有“四通市”，是專門供西方商人開展貿易的場所。為了貿易便利化，政府還允許外幣在華流通，北周時代“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盡管北方各政權市場處于對立狀態，由于北方各政權普遍對外商采取較為歡迎態度，因而外商可在各個敵對統治區之間自由貿易往來。

4.用軍事行動確保絲路貿易的暢通

(1)呂光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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