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讀后感(唐代政治史論槁讀后感)

唐代政治史論槁讀后感

陳寅恪是著名的國學大師，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研究唐史者所必讀之書目，近日筆者初讀了陳先生的這部書，略作札記如下：

讀陳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時代語言的差異，陳先生于民國期間完成此書（1941年），大多帶有些半文半白的語言現象；另外陳先生寫文章以考據著稱，讀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證之精細。這也看出陳先生“治史”之嚴謹，有理有據，“論從史出”。這是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大多以古典文獻作為其引證的對象，所以還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語法障礙。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別的好，所以讀陳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會有很多困難，初讀之后，只是對陳先生的這篇文章有個大致的了解。

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上篇為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為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下篇為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

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于對唐代歷史的基礎知識掌握的不好，應該說很費勁的把上篇讀完了。讀過后感覺陳先生在上篇說了三個問題：一為唐代皇室的氏族問題；二為唐代政治勢力之變化；三為藩鎮割據的原因再分析；

在陳先生這本書中，他對隋唐史一個主要觀點是：更加從民族與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歷史的發展。在這篇中陳先生開篇說：民族與文化問題乃李唐一代史事之關鍵。

對于唐代皇室的氏族問題，陳先生對史料進行的一番考究和論證，認為“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跡，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夸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別，遽爾全部信從也。”并認為“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故隋唐皇室亦依舊自稱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偽冒相傳，迄於今日，治史者竟無一不為其所欺，誠可嘆也。”從中給我們的傳達了一個這樣的信息，治史者對于史料的甄別至關重要，學會辨別史實的真偽。

對于唐代政治勢力之變化，陳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關中本位政策”，他認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故“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蓋進士之科雖創於隋代，然當日人民致身通顯之涂徑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於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系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

“武周統治時期不久，旋復為唐，然其開始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壞無遺。而天寶安史亂後又別產生一新世局，與前此迥異矣。”這里所說的“新世局”就應該是中篇所講的宦官專權和藩鎮割據。

對于藩鎮割據的原因再分析，陳先生認為藩鎮割據是與民族有很大的關系的。為何這么說呢？陳先生給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亂后，唐朝形成了兩大集團①長安集團②河朔集團。長安集團在玄宗后期以宦官為主，河朔集團乃是安史舊黨。他列舉高力士、魚朝恩、吐突承璀、仇士良、楊復光、田令孜等人的出身，認為“唐代閹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微蠻夷區域。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唐代閹寺中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也。唐代中國疆土之內，自安史亂后，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財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財政等輿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又說：“在長安文化統治下之士人，若舉進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會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則不易覓其他之途徑也”、“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者也。考安祿山之種族在其同時人之著述及專紀其事之書中，均稱為柘羯或羯胡”。所以認為安史之亂也是與種族問題有關。

對于這個上篇而言，除了對李唐王朝的皇室氏族做了考究之外，重點的就是論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鳩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

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

通讀中篇，我認為陳先生是以有唐一朝皇帝繼承問題為線索，論述了“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系于北門衛兵之手（以中央的四次革命最能說明）”、“唐代皇帝繼位之不固定”、“唐代士大夫黨派的分野（即是黨爭之淵源）”、“牛李黨爭”、“內外朝之黨派與皇位繼承之關系”。

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系于北門衛兵之手

陳先生認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關鍵實系于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以四次中央革命的成敗來論述之：一為玄武門之變，二為中宗之復辟，三為神龍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四為韋庶人之死（唐隆政變）。

為何系于北門禁軍呢？“而北門之重要則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勢使然，其詳見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章附論都城建筑一節。”對此陳先生又略述之：“唐代之北軍即衛宮之軍，權力遠在南軍即衛城之軍之上，其情勢輿西漢南北軍所處者適相反。”、“《周官·考工記》匠人云：面朝背市。”西漢與此相對應，而唐則不然。“唐代之長安城，其宮近城之北端，而市則在城之南方，其宮市位置適與以前之西漢長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軍輿西漢之南北軍其名雖同，而實際之輕重則相殊異也。”、“唐代之長安，其宮在城北，故北軍為衛宮之武力。茍明乎此，則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于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之勝負，而北軍統制之權實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

玄武門之變：“太宗之所以得勝，建成、元吉之所以致敗，俱由一得以兵據玄武門即宮城之北門，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門故也。”玄武門之重要性可謂深矣！而建成、元吉豈可不知？陳先生引《常何墓志銘》，然后知太宗與建成、元吉兩方皆誘致對敵之勇將。至于太宗之勝利，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拉攏工作做得比較好。

中宗復辟之成功：“中宗復辟之成功，實在溝通北門禁軍之故。張東之既得羽林軍統將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雖以武曌之梟杰，亦無抵御之能力矣。”

神龍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在此陳先生則是從李多祚前后兩次興兵干預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來說明。（上一次是中宗復辟）

韋庶人之死：“玄宗景龍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舉兵，與三年前即神龍三年七月六日節愍太子重俊發動之玄武門事變正復相似，而成敗不同者，以玄宗能預結羽林萬騎諸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而韋后死黨守衛玄武門之羽林禁軍統將如韋播、韋璇、高嵩等，皆為其部下所殺故也。”

“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

“關中本位政策”施行以來，內重外輕之勢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亂之后，內外輕重之形勢既輿以前不同，中央政變除極少破例及極小限制外，大抵不決之于公開戰爭（唐末強藩與中央政府權臣及閹寺離合之關系構成戰亂，其事應列入統治階級之升降及黨派分野范圍論之。故凡本書所未能詳述者，以義類推之可知也），而在宮廷之內以爭取皇位繼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繼承之無固定性及新舊君主接績之交，輒有政變發生，遂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問題也。

后文又舉“玄宗政變奪皇位”一事說明之：“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為皇太子，而其皇位繼承權仍不固定，其后雖已監國，并受內禪，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誅夷太平公主黨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棄全部政權，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誠可注意者也。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軍作亂，幸玄宗早知其謀，先發制人，得斬禁軍統將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系于北門衛兵之手，斯又一例證矣。”

唐代皇帝繼位之不固定

①太宗奪權

②立李治為太子

③高宗的立嗣問題（實則高宗與武后立嗣，武侯其中的作用大）

④中宗復辟：“神龍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門之事變，其事自唐室諸臣言之，則易周為唐為中興復辟；自武則天方面言之，則不過貪功之徒擁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繼承儲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實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繼承者，故有待于擁立之功臣也）。”

⑤李重俊反叛：“明知其皇位繼承權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險之舉耳。”

⑥唐玄宗即位：“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為皇太子，而其皇位繼承權仍不固定。”

⑦玄宗太子李瑛的廢黜與肅宗李亨的上臺：“惟肅宗既立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繼承權甚不固定，故乘安祿山叛亂玄宗倉卒幸蜀之際，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僅別開唐代內禪之又一新局，而李輔國因是為擁戴之元勛，遂特創后來閹寺擁戴或廢黜儲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⑧代宗的即位：“代宗雖有收復兩京之功，而其皇位繼承權不固定如此。最可注意者，則為自寶應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變張皇后失敗后，唐代宮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終結。而皇位繼承之決定，乃歸于閹寺之手矣。但閹寺之中又分黨派，互有勝敗，如程元振等輿朱輝光等之爭，即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孫無論其得或不得繼承帝位如代宗輿越王系之流，則皆閹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⑨德宗為太子時，其皇位繼承權亦不固定

⑩順宗廢黜之事在《通鑒》貞元三年有詳細記載，陳先生在此處強調：“永貞內禪尤為唐代內廷閹寺黨派競爭與外朝士大夫關系之一最著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黨爭即起于憲宗元和之世。”

“本篇中專論唐代皇位繼承不固定之事實，則至德宗順宗之交為止。此后以內廷及外朝之黨派關系與皇位繼承二端合并論證，而在論證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黨派分野之界線焉。”

唐代士大夫黨派分野之界限

武后之前：山東氏族與關隴貴族集團

高宗武后之時為一大變遷

主張經學為正宗——山東氏族；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者著稱——新興階級；“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張經學為正宗、薄進士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來山東士族之舊家也。其由進士出身而以浮華放浪著稱者，多為高宗、武后以來君主所提拔之新興統治階級也。”

牛李黨爭問題

李黨——舊派（鄭覃、陳夷行等）

牛黨——新派（李宗閔、李鈺、楊嗣復、令狐楚、白敏中、杜牧等）

下為陳先生之言：

唐代門生對座主關系密切：

“李德裕所謂朋黨，即指新興階級浮薄之士藉進士科舉制度座主門生同門等關系締結之牛黨也。”

“座主以門生為莊田，則其施恩望報之意顯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對于門生關系密切之一例證也。”

“牛派巨子以同門之故，遂結為死黨。”

“新興階級黨派之構成，進士詞科同門之關系乃一重要之點。”

“唐代貢舉名目雖多，大要可分為進士及明經二科。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學也，明經科專經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究其所學之殊，實由門族之異。故觀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間重進士而輕明經之記載，則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會階級在此三百年間升沈轉變之概狀矣。”

“宣宗朝政事事與武宗朝相反，進士科之好惡崇抑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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