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世界主要貿易路線變化的原因(新航路開辟后,貿易路線的轉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新航路開辟后,貿易路線的轉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第一，引起商業革命

由于新航路開辟，歐洲貿易范圍空前擴大，西歐與世界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加強了，世界市場開始形成

歐洲貿易中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商業地位逐漸被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尼德蘭所代替

第二，引起了“價格革命”

新航路開辟后，西班牙等國從殖民地掠回大量金銀，西歐貴金屬增加了3倍多，引起金銀價格下跌，物價高漲，貨幣購買力降低

自16世紀30年代至16世紀末，西班牙的物價上漲4倍多，英、法等國上漲2倍至2倍半

資產階級一面付出貶值的貨幣工資，一面以高價出售商品，牟取暴利

封建地主收取的定額貨幣地租，也受到價格革命的影響

價格革命是原始積累的因素之一，它幫助了西歐資本主義的成長

第三，隨著新航路的開辟，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開始了殖民擴張、掠奪，但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從殖民地掠奪來的財產是供封建統治者享用，并未用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說，新航路開辟后，西班牙、葡萄牙的實力實際上降低了

第四，證明了地圓學說的正確性

第五，打破了世界各地相對隔絕的狀態，為世界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第六，由于西歐國家的掠奪，導致亞非拉殖民地的貧困與落后

第七，導致販賣黑奴的興起，致使非洲失去了至少一億的精壯人口

第八，為人口的遷徙提供了方便，促成了新民族的產生

如18世紀，美利堅民族的產生

第九，殖民掠奪之路：西方對外殖民擴張，最終導致東方從屬于西方

積極影響：新航路開辟后，從歐洲到亞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來日益密切，歐洲大西洋沿岸工商業經濟繁榮起來，促進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錘煉了歐洲人敢于冒險、勇于拼搏的精神，開闊了眼界，把世界各個地區連在一起，拓展了人類的活動空間和范圍，打破了以往世界各個地區互相隔絕和孤立發展的局面

消極影響：歐洲國家走上殖民擴張道路，殖民掠奪和侵略活動造成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的貧窮落后

資本主義的觸角開始伸向世界各地

唐朝到宋朝中外貿易路線有何變化,為什么？

唐朝對外貿易主要從陸路進行，銀漢在開辟的絲綢之路，沿途做生意買賣，唐朝也有海外貿易，只是剛起步，還不太發達。原因：唐朝國力強盛，威服四夷，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加之唐朝航海技術還不是很發達，所以更注重從陸路對外交往。

宋朝的海外貿易除陸路外還開辟了水上或海上絲綢之路。原因：宋代國力積貧積弱，周圍少數民族政權更是虎視眈眈，陸路交通不暢，指南針的運用，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使其更注重海上交往。

擴展資料：

中國古代的對外交通發生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1）根據材料一指出中國對外交通發生了什么變化？請結合所學知識分析其原因。（2分）

（2）寫出鄭和遠航最遠到達的地點。根據材料二及所學知識，分析鄭和遠航的影響。（2分）

（3）材料三中“中國由海洋強國變為海洋弱國”的很重要的教訓是清朝時期實行了怎樣的對外政策？（1分）

（4）材料四所示的事件是什么？對歐洲的發展有哪些積極意義？（2分）

（5）以史為鑒，你認為我們應該從以上史實中吸取哪些經驗教訓？（1分）

答案

第（1）問，本題主要考查學生中國古代交通路線變化和原因的認識。兩漢至唐代，中國的對外交通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入宋以后，特別是南宋，中國的對外交通是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發出變化的原因有：宋元時期經濟重心南移；科技發展，造船工藝進步；政府鼓勵海外貿易；北方民族政權并立，戰事紛爭等。

第（2）問，主要考查學生對中國古代鄭和下西洋的識記。依據所學知識可知，明成祖時，鄭和七下西洋，到達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鄭和遠航，促進了中國和亞非各國的經濟交流和友好關系。

第（3）問，主要考查學生對閉關鎖國政策的識記。我國自漢唐始便是海洋強國，再到宋、元延續，直到明朝轉折，清朝衰退，由海洋強國變為海洋弱國，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清朝統治者實行嚴厲限制海外貿易的“閉關鎖國”政策，造成了中國近代的落后。

第（4）問，主要考查學生的識圖能力和對新航路開辟有關知識的識記。依據所學知識和材料四圖片可以知道，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迪亞士和達伽馬的航行，加強了歐洲和亞洲、美洲的聯系，使世界開始連成一個整體。新航路的開辟，促進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第（5）問，這是一道開放性的歷史試題，主要考查學生的綜合分析能力。學習歷史，就是為了以史為鑒，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比如漢朝和唐朝宋朝的興盛，清朝的閉關鎖國導致的落后，都值得我們吸取經驗教訓，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積極學習先進的東西。

從絲綢之路到海上絲綢之路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不管是陸上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都足以證明，在更早的時候，中國并沒有獨立于世界之外。而一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與衰，更是中國歷史興衰的縮影。

人類文明，發源于河流，興盛于海洋，歷史走到今天，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任何文明都無法再回避海洋。可惜的是，中國，在過去的兩千年里，明明有著最有利的條件，最先開始由海洋而連通世界，但是在整整兩千年里，中國人都沒有真正發現海洋、擁有海洋。

四海來朝，

卻不曾發現海洋

中國的海洋活動，可以推測的歷史，大約有6000年。這個時候的活動，基本上是近海活動，工具是獨木舟。有文物證明的歷史，大約有2000多年，活動范圍擴展到了南太平洋沿岸，工具是木樓船。用中國的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換來珠璣、犀(牛)、玳瑁等等。

有文字可考的海上活動，大約在秦朝，《魏志》曾記載秦代大批從中原和關中來的移民，乘船漂洋過海到達朝鮮半島。到漢朝的時候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海上往來已經基本上沒有障礙了。

南海的海路，也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要晚于東海。有文字記載的，大約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后漢書》里記載，中國商船從廣西出發，經南中國海到達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南亞地方，往來頻繁，用絲綢換回來大量的黃金寶石、明珠琉璃等等。

漢朝以降，三國兩晉時代，南中國海上的貿易和交通愈加發達，東晉時期，廣州興起，成為海外往來的起點。這個時候，中國帆船到達的地方已經很多，不僅僅是東南亞諸國，甚至是印度，乃至歐洲羅馬。

南中國海到南太平洋的海上交流看起來很繁榮，但有一點是必須注意的，那就是從一開始，這種交流就不是商業性的，也不是平等的。這一點不必多說，從對他們的稱呼上就能看出來，“蠻夷戎狄”。這種觀念是可以堂而皇之寫進史書的，《后漢書·東夷》說：當年來漢朝朝拜的周邊諸國就有三十多個，日本就是其一。日本人向漢朝稱臣，漢光武帝還曾賜給大臣金印綬，印名“漢倭奴王”。同樣在《后漢書》里說：王莽專政之后，想擴大威嚴德化，下令黃支(大約在印度)王進獻犀牛。

這樣的記錄有很多，比如桓帝延熹二年，天竺國來朝拜進獻；桓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進獻象牙、犀角、玳瑁……我們所熟悉的張騫、班超出使西域，自然也并非僅僅交流溝通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要四方臣服。所以，中國對于周邊諸國的態度，不是征服，就是懷柔，中國兩千年歷史證實，這一點從未變過。

在這種態度之下，政治目的為上，商業活動為下的交流中，自然是沒有什么平等可言的。不過，恰好相反的是，這種不平等的付出一方則是中國，因為政治上居于高位，物品上自然不是交換，不是貿易，海外諸國對于中國，是朝貢，中國對于海外諸國，則是賞賜，而賞賜的額度，常常遠遠高于進獻的價值，這也是體現天朝上國的富裕和氣度。所以對于這些來到中國的海外來客，一向都是很慷慨大方的。而中國使者出海，同樣也少有賺錢的，基本上是賠錢。最大規模的賠錢，就是鄭和下西洋，鄭和七下西洋，僅僅造船一項，就要“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一支船隊的造價將近百萬兩白銀，不說每次航海的有賠無賺，以至于最后不再西行的原因僅僅是沒錢了。

東渡西行與被動接受

中國歷史上民間的海上商業交流，僅在唐宋兩朝尚有可觀。唐朝是海上絲綢之路正式成型的時代，海上交通北通高麗、新羅、日本，南通東南亞、印度、波斯諸國。出發于廣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絲綢之路，經歷9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程共約14000公里。當時的海外貿易，除官營的“市舶使”之外，民間大商人、大地主也開始造船航海。到了宋代，廣州已經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宋代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時代，不僅僅是商業活動頻繁，而且也有了完備的商業管理制度，當時的市舶司幾乎就是今天海關的雛形，負責管理進出口商船、檢查走私活動等等。

說到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就不能不說兩個人，一個是法顯，一個是達摩。法顯是迄今為止有史可考的第一個穿越海上絲綢之路的人。時間大約是公元399年，比唐買粉絲陸路取經早230年。法顯生于東晉，3歲出家。老年時因感中國佛經稀少，而且錯訛太多，因此決定西行印度取經。于64歲時從長安出發，經陸路也就是唐僧后來所走的路到達印度。在印度駐扎十年。法顯雖然自陸路到達印度，但是回國卻是海路，也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公元411年，他在師子國(今斯里蘭卡)搭乘了一條回國的商船，頂著狂風惡浪，與惡劣的天氣搏斗，不幸迷失了方向，隨風飄蕩了90多天，來到了印度尼西亞的某個島嶼。在那里居留了五個多月后，又乘船向廣州出發，嘗盡艱難險阻后，在公元412年最終到達山東嶗山，上岸后，受到民眾歡迎，并在第二年的夏天赴建康(今南京)。這一圈來回幾乎環游了半個世界，而且，他所帶的佛教典籍，也正是從海上而來。

法顯西行，還有一位東渡的和尚，他就是達摩。大約在法顯歸來100多年后，印度和尚達摩也追隨法顯的路線，自印度登船，航海至廣州上岸，走的同樣是海上絲綢之路。

佛法東傳，無疑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實際上，不管是法顯，還是達摩，都只是佛法昌盛的推動者，而非傳法者。佛教進入中國的時間，要遠遠早于這兩人，大約可追溯到西漢。梁啟超認為，佛教東來，最早是從海上，自兩漢時，天竺來朝貢，走的一直都是海路，中印交通也都在海上而不在陸上，因此，佛教的傳播，自然也是從海上而來。

我們知道，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最鼎盛的時期是唐宋，而在唐朝，陸上絲綢之路基本上已經斷絕，中國和印度、阿拉伯國家乃至歐洲的交流幾乎全部通過海上，一直到明朝海禁為止。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或者中國文化圈，也主要集中在東海和南海周邊，北方和西方影響力則要小得多。

這種文化交流，有著明顯的時間分野，明代以前，文化是向外輻射的，不僅僅形成了東南亞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還有諸多的中國文化向外傳播，比如四大發明的傳播，從中國途經印度、阿拉伯傳到歐洲，時間都是在明朝以前。清末以后，文化則是向內傳播的，西學自海上而來，中國則是被動接受。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兩種傳播，同樣也有問題，也是不平等的，明代以前，中國文化是高高在上的，對于四鄰諸國，是教化，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更喜歡把外國人叫做“化外之民”，意思是沒有經過教化的人。清朝以后，中國文化則是被強行侵入的，是伴隨著堅船利炮而來的。所以，回首中國文化交流史，實在是有些慘，這種慘不是因為少，而是因為文化態度的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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