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東南亞的貿易時代 1450-1680年(明朝簡介)

什么是新時期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橋梁

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多元復合文化區，其文化發展燦爛輝煌，既融合了多種外來的文化，又保持著本地區文化的鮮明特色，表現了強大的內聚力和兼容力。

東南亞文化在世界文明舞臺上究竟占有一個怎樣的地位，它與中國的文化交流有那些基本特征，它的發展前景如何呢？

（一） 東南亞文化的重要歷史地位

在殖民時期、東南亞學研究掌握在歐美人手里，特別是在西方宗主國的學者——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和美國人的手里。他們從西方人研究的立場、角度出發，對東南亞殖民地進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們中的一些人持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帶有種族主義的偏見，往往把東南亞看作是歐洲對外擴張的一個延續部分、一個隸屬于歐洲的地域，不適當地夸大了西方對亞洲、對東南亞的影響。這樣塑造出來的東南亞的歷史、亞洲的歷史就不可能是客觀的、全面的圖像。此外，因為過去東南亞曾受印度的很大影響，有的西方學者研究東南亞歷史，把印度的影響夸大，認為古代東南亞一些國家是所謂“印度化國家”，甚至是印度人拓殖的殖民地。有的印度學者則采取“大印度”和“印度中心論”的觀點來研究古代印度與東南亞的關系。

誠然，我們也要注意“中國中心主義”的偏向。現在不少學者，包括華人學者提出“看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也要客觀來認識。不能把從中國的角度來觀察扭曲為“中國中心主義”。那樣也是錯誤的。研究東南亞的歷史與文化，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從本地的視角來認識它，也就是從東南亞自身的歷史發展來認識它。

二戰后，研究東南亞的一些學者，包括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努力摒棄長期主導東南亞學的“歐洲中心論”、“印度中心論”以及將東南亞國家的歷史文化視為“中國文化延伸”的偏見和舊識，自覺地從東南亞自身發展的視角進行觀察，他們強調東南亞文化的主體性與延續性，并以豐富的研究雄辯地證明東南亞地區有其鮮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應片面夸大外來文化的影響。例如英國著名的史學家D.G.E.霍爾，他在其名著《東南亞史》中提出“東南亞是一個憑它本身的條件就值得重視的地區，而不僅是同中國、印度或西方發生接觸時才值得重視。”他明確指出，應以東南亞“自身的觀點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觀點” 來研究東南亞歷史，考察其文化。盡管霍爾在《東南亞史》一書的一些章節的闡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擺脫“歐洲中心”的束縛，但是他強調東南亞的主體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見識的，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東南亞的發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東南亞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外來文化是影響東南亞歷史進程的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東南亞與世界兩大文明古國印度和中國的聯系源遠流長，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特別是由于地處東西方文化交匯與接觸的十字路口，東南亞國家還受到伊斯蘭和基督教文明的影響。因此，東南亞地區和國家的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打下了亞洲兩大文化和其它外來文化的印記。拒不承認外來文化的影響，甚至認為古代東南亞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鄰居的前面，無疑也是違背迄今所知的歷史實際的。

東南亞地區，在經濟制度、政治體制和文化類型上紛繁復雜，各國的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學者由此否認它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然而，我們在東南亞的多樣性發展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對統一性與整體性。研究東南亞的學者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地區之間的某些共同點及其歷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南亞民族獨立運動勃興，一系列東南亞新獨立國家誕生。東南亞的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顯著提高，把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學者日益增多。英國學者D.G.E.霍爾的巨大貢獻是，他撰寫的《東南亞史》是第一部涵蓋東南亞各國的地區通史。美國學者約翰.F.卡迪承繼了霍爾的思想，他寫的《東南亞歷史發展》和《戰后東南亞》，也不是對各個國家的歷史作孤立的論述。這是兩部互相銜接的關于東南亞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綜合性研究著作。澳大利亞學者安東尼•瑞德教授所著：《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年》也是將東南亞作為一個整體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兩卷本巨著向我們展現了貿易時代東南亞整個地區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清晰的圖畫。

卡迪在《東南亞歷史發展》一書的序言中說：“這個當前被稱為東南亞的分布范圍很廣的地區，曾經有過一段相互緊密聯系的歷史，這一點，從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顯。也許，這一地區的最獨特之處，是它的島嶼和大陸之間的差別，土壤和地形的多樣性，各種各樣的種族集團，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發展水平。”但他指出：“可以確認，有三個或四個因素在歷史上把這個地區聯系在一起，其中每一個因素涉及地區內部的關系，起著一種連鎖反應的作用。” ③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說從哪個方面可以看出東南亞地區各國互相聯系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呢？

首先，東南亞地區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東南亞國家并非原封不動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選擇地主動吸收。毫無疑義，東南亞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在印度宗教與文化輸入之前，東南亞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帶，它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賽代斯曾經對東南亞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為精辟的概括：從物質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黃牛和水牛的馴養，金屬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術；社會結構方面，婦女和以母性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產生的組織；宗教方面，萬物有靈論、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場所、石甕葬和石棚葬；從神話方面看，皆為宇宙二元論，其平中高山對大海、飛禽對水族，居住在山區的人與沿海的人相對。

第二，在外來文化傳入后，東南亞本地的傳統的文化與之互相融合，有選擇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東南亞國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為主的灌溉農業延續下來，形成東南亞的發達的農業文明，或稱稻作文化；農村村社的長期保存與雙系繼承制的存在，是東南亞社會結構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與外來宗教相結合，使東南亞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輸入東南亞后，不再保持原來的形態，它們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東南亞國家扎下根來，上座部佛教傳入緬甸后，與當地的神祇信仰相結合，緬甸寺塔中往往供奉著各種神靈的偶像，成為它的一個特色。東南亞國家的文學、藝術、音樂、舞蹈等等同樣保持了傳統的風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國及阿拉伯的文化營養后，獲得了新的發展。

第三，東南亞的相對統一性與完整性，不僅表現在它是一個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對獨立的單元，即獨立于東北亞、南亞及澳大利亞諸地區，而且表現在東南亞各國之間的日益密切的聯系。與印度、阿拉伯與中國、東亞諸國海陸貿易的發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進了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聯系。西方殖民主義侵入后，東南亞各國殖民地化，分別受到不同的殖民國家的統治。殖民時期，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垂直聯系比東南亞國家之間的水平聯系更為緊密；另一方面，由于東南亞國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它的經濟、貿易與世界市場和商業貿易網絡密切聯系起來。進入20世紀初，東南亞與世界，東南亞國家內部的聯系更加增強了。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東南亞的面貌發生巨大的變化，一系列民族獨立國家興起。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為了發展民族經濟與文化，努力重建它們的傳統聯系。為了建立區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五國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1984年1月文萊獨立后隨即加入該組織。1995年后，東盟朝實現“東南亞一體化”目標加速發展，到1999年，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相繼加入，東南亞十國組成“大東盟”。東南亞國家在多樣化中求統一， 東盟的成立和擴大，標志著東南亞區域性聯系的新發展。

當前，建設地區共同體是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一種構想，一種區域發展的設計，是邁入21世紀和今后發展的一個藍圖。2008年東盟國家通過的《東盟憲章》提出要建立“東盟共同體”，首先是經濟共同體，同時要建設一個政治——安全合作的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合作的共同體。這是東南亞地區一體化的一個發展進程。現在處于建設東盟經濟共同體的階段。這種地區一體化的要求，在當前這個全球化和區域化的時代，既是東盟國家為了聯合自強政治經濟的需要，也是維護本地區安全、穩定與和諧發展的需要。

由此，越來越多的研究東南亞的學者從東南亞自身的發展進行觀察，強調其文化的主體性與延續性，并逐步形成一個新的觀念：東南亞地區有著它自身的鮮明的文化特征。因而我們在研究東南亞文明時，既不能忽視東南亞地區的多樣性，了解東南亞各國歷史文化的不同特點，又必須注意到這一地區的相對統一性，應將它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和文化緊密聯系的相對獨立的單元進行綜合考察。

（二）中國與東南亞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

由于地理環境與歷史條件的不同，亞洲地區各國是在互不相同的狀態下發展起來，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從亞洲文化的傳播與相互影響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國家與民族在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同，處于社會文化發展比較先進階段的國家和民族，在文化的傳播與交流的一定階段居于主導地位。那么中國與東南亞地區文化傳播與交流具有那些特點呢？

1、處于領先地位的中國文化對東南亞有深刻的影響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學者認為，歷史上，以中日朝（韓）越諸國文化為標志的中華文化圈，有的學者又稱為“漢文化圈”， 是以儒學為重心，稍后以中國化的佛教哲學和中國的道教哲學，即以儒釋道文化為核心的文化。這種文化于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時傳入朝鮮、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內東南亞地區是一個多元復合文化區，在歷史上不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受到中國文化傳播的影響，而后還接受了伊斯蘭文化。到了近代“西學東漸”，西方文化又向東南亞國家傳播。東南亞既融合了多種外來的文化，又保持著本地區文化的鮮明特色。其中，中國文化對越南及新加坡等華人華僑聚居的東南亞地區有著較大影響。有的馬來西亞學者亦將中國文化視作本國文化的組成部分，認為根源于中華文化的“馬華文化”是“大馬諸多族群文化之一”。

2、傳播與交流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僅有國家之間的關系，還有多種民間的交往

在中外關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質的交換也要通過人。人民群眾通過個人或集體的行動，透過旅行、貿易或遷徙等方式互相接觸、交往，進行思想和物質的傳播與交流。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過程中，既有互派使節、經貿交易、互贈禮品和書籍、藝術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學生和僧侶的互訪等等。其中，“朝貢貿易”和民間交易形式下的經貿來往與宗教的交流，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許多歷史資料表明，中外關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間的互相接觸，而官方的聯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間往來之后。因此，我們研究中外關系史既要重視國家關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視研究民間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國家關系的發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間的往來。然而，人民之間的來往又常常是國家關系建立的先導。當國家關系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受阻時，例如，明代初年厲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與“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間的交往仍然在持續地進行著。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主要是以傳統的朝貢方式進行，由國家壟斷，但是人民出海謀生，進行海上貿易仍然無法禁止。在明清兩朝政府實行海禁期間，民間的海上貿易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長。

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史，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軌跡：人民群眾的交往——交通路線的開辟——經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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