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東盟進出口貿易總額對比(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中國進出口最多的前十個省份是哪十個省份？)

2000-2012中國與東盟每年的進出口貿易額

2000-2012中國、東盟貿易總額（進口+出口）

2000年 395.2億美元

2001年 400億美元

2002年 500億美元。

2003年 782.52億美元

2004年 1059億美元

2005年 1303.7億美元

2006年 1608.4億美元

2007年 2025.5億美元

2008年 2311億美元

2009年 億美元

2010年 億美元

2012年 4000.93億美元

2009、2010沒有查到

從自貿區建成至今年6月份每個月我國與東盟的對外貿易總額、進口額、出口額，以及貿易差額

國際貿易與對外貿易的統計分析指標1、貿易額和貿易量貿易額就是用貨幣表示的貿易的金額，貿易量就是剔除了價格變動影響之后的貿易額，貿易量使得不同時期的貿易規模可以進行比較。這里有三個概念需要掌握。

（1）對外貿易額（Value of Foreign Trade）：就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進口總額與出口總額之和。

一般用本國貨幣表示，也可用國際上習慣使用的貨幣表示；聯合國發布的世界各國對外貿易額是以美元表示的；各國在統計有形商品時，出口額以FOB價格計算，進口額以CIF價格計算；無形商品不報關，海關沒有統計。

（2）國際貿易額：（Value of International Trade）是以貨幣表示的世界各國對外貿易值的綜合，又稱國際貿易值。它等于一定時期內世界各國用FOB價格計算的出口貿易額之和。

（3）貿易量：貿易量是為了剔除了價格變動影響，能準確反映國際貿易或一國對外貿易的實際數量，而確立的一個指標。在計算時，是以固定年份為基期而確定的價格指數去除報告期的貿易額，得到的就是相當于按不變價格計算（剔除價格變動的影響）的貿易額，該數值就叫報告期的貿易量。

貿易量可分為國際貿易量和對外貿易量以及出口貿易量和進口貿易量。

2、貿易差額貿易差額（Balance of Trade）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出口總額與進口總額之間的差額。

（1）貿易順差（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我國也稱它為出超(Excess of Export over Import)：表示一定時期的出口額大于進口額。

（2）貿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我國也稱它為入超（Excess of Import over Export）、赤字，表示一定時期的出口額小于進口額。

（3）貿易平衡：就是一定時期的出口額等于進口額。

一般認為貿易順差可以推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所以各國無不追求貿易順差。但是，大量的順差往往會導致貿易糾紛。例如日美汽車貿易大戰等。

3、國際貿易條件國際貿易條件（Ter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是出口商品價格與進口商品價格的對比關系，又稱進口比價或交換比價。它表示出口一單位商品能夠換回多少單位進口商品。很顯然，換回的進口商品越多，越為有利。貿易條件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通常是用貿易條件指數來表示，貿易條件指數是出口價格指數和進口價格指數的比值，計算公式是：出口價格指數除以進口價格指數，再乘以100（假定基期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

報告期的貿易條件指數大于100，說明貿易條件較基期改善。

報告期的貿易條件指數小于100，說明貿易條件較基期惡化。

4、貿易的商品結構貿易的商品結構（Composition of Trade）就是各類商品在貿易總值中所占的比重。 這里涉及到一個商品分類的問題，一般有兩種分類方法。

（1）聯合國秘書處的《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把有形商品依次分為10大類，其中0一4類商品稱為初級品，把5一8類商品稱為制成品，第9類為沒有分類的其他商品。初級產品、制成品在進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就表示了貿易的商品結構。

（2）是按生產某種商品所投入的生產要素進行分類，可分為勞動密集型商品、資本密集型商品等某種生產要素密集型商品。

5、貿易的地理方向（1）對外貿易地理方向（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e）

對外貿易的地理方向是指該國進口商品原產國和出口商品消費國的分布情況，它表明該國同世界各地區、各國家之間經濟貿易聯系的程度。

例如，2003年我國前十位進口來源地分別是日本、歐盟、臺灣省、東盟、韓國、美國、香港地區、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巴西。2003年我國前十位出口市場分別是美國、香港地區、歐盟、日本、東盟、韓國、臺灣省、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加拿大。由此而確定的2003年我國前十大貿易伙伴（根據進出口總額確定）為日本、美國、歐盟、香港地區、東盟、韓國、臺灣省、俄羅斯、澳大利亞和加拿大。

請對比東亞和拉丁美洲的發展，為什么東亞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相對來說比較好的結果？

兩地區經濟發展不同表現的原因

(一)東亞國家(地區)能根據本國國情和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而拉美則多次貽誤調整發展戰略的時機

東亞國家(地區)在戰后或獨立后都經歷過一段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時期。當時它們剛剛從帝國主義手里收回經濟主權，開始掌握本國的經濟命脈，本國的民族經濟還很幼弱，企業的競爭能力較差，著重發展替代進口的產業，在國家保護下，使本國經濟度過“孩童”時期，是必要的。但是這個區域中有不少是資源不足、幅員較小、國內市場有限的經濟體。在這種條件下發展進口替代產業，一般都遇到生產要素供給不足，生產性進口需求增長較快，而產品出口能力增長緩慢的問題，從而影響國際收支平衡，也使經濟的迅速擴展受到較大的限制。戰后世界經濟的突出特點之一是經濟國際化迅速發展。經濟國際化意味著世界范圍內資源配置的重大變化。60年代中期以后是跨國公司廣泛興起和世界范圍內工業轉移逐漸展開的時期。東亞國家(地區)瞄準了這個有利時機，及時地轉換發展戰略，先后從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為主轉為推行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如“四小”在60年代后半期、東盟在70年代都完成了這一轉變。從那時以后，東亞“四小”和“東盟”國家就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引進外資，加速發展外向產業，并從外匯管理、關稅制度、外資政策和進出口政策等方面進行一系列調整改革，使本國(地區)經濟與世界經濟充分接軌。在參與世界經濟運行的過程中，企業經過優勝劣汰的考驗，競爭能力大大提高，對世界市場風浪的適應能力也大大加強。

拉美國家情況正好相反。從30-40年代已有若干主要國家開始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戰后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推行這一戰略。當東亞經濟發展戰略轉軌時，拉美國家還普遍地墨守發展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理論思想，突出地強調保持和爭取民族經濟的獨立性，追求進口替代的升級。即從一般消費品的進口替代轉向耐用消費品的進口替代，從輕工業品的進口替代轉向部分重工業品的進口替代。在這種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的支配下，工業化是在國家高度保護下發展的。進口替代產品的出口競爭能力較弱，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進口增長很快。工業化進程較慢，出口商品結構在較長時間中也未發生很大的變化。到90年代初期，初級產品出口仍占拉美全部出口的2/3。實際上是靠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積累資金，提供外匯，支持工業的發展，反過來，工業對非工業部門的扶助不足。這就使工業發展缺乏后勁。這一發展戰略從三、四十年代一直沿續到80年代中期，歷時約40多年。其優勢已發揮到了盡頭，而弊端卻日益顯見。(二)東亞國家(地區)經濟高增長的同時，注意將通貨膨脹控制在較低水平。而拉美對控制通脹重視不夠，措施不當

東亞多數國家(地區)在通貨膨脹率升高時，立即采取措施，使之抑制在升高的初期。如臺灣省在1949年以后曾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該地采取更換貨幣的措施，加上美援的支持，緩解了財政失衡，到1953年以后物價基本穩定。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除受兩次石油提價的沖擊而短暫地升高外，基本上能保持宏觀經濟穩定。自60年代以來僅有4年的通脹率達兩位數，其余年份均在1位數，并有4年是負數。泰國政府明確地提出“穩定第一、發展第二”的宏觀經濟指導方針，沒有出現過惡性通貨膨脹，給經濟運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1961-1987年間經濟年均增長7%。韓國是東亞通貨膨脹較高的國家。尤其是70年代在石油提價沖擊和世界性通貨膨脹影響下，1973-1979年平均的年通貨膨脹率上升為18%，1978年一度達到60%。政府立即采取調整發展戰略，降低增長速度，在穩定中求增長的方針。同時實行嚴格控制貨幣發行，提高利率，平衡預算，管制公用事業收費，凍結物價等措施。到1983年以后，消費物價上漲率已降到1位數。

拉美的通貨膨脹不是簡單的經濟過熱現象，而是經濟結構性失衡引起的嚴重后果之一。拉美的產業結構低層次，總供給與總需求長期失衡，國家過度干預引起的價格嚴重扭曲，匯率長期偏高，過量地引進外資，再加上追逐高增長指標和不適當的貨幣信貸政策，造成世界上奇特的長期地超高通貨膨脹現象。在幾個通脹最嚴重的國家曾實行過一些反通脹計劃或反通脹政策，然而，無論是貨幣主義的緊縮型做法，還是結構主義的放開型做法，都左右為難，收不到良好的實效。有些國家(如巴西)無可奈何地實行使貨幣資產和貨幣收入與通脹率掛鉤的指數化措施，雖對保障實際收入不過份受損起了一定作用，然最終又引起通貨膨脹慣性化的后果。直到近幾年，通過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經濟中的結構性失衡狀態，反通貨膨脹措施才得以奏效。然而，長期以來得不到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破壞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妨礙了經濟發展。

(三)東亞國家(地區)注重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而拉美的產業結構變化較為緩慢

東亞國家(地區)產業結構由低向高循序演進。在各個不同時期它們根據本國(地區)經濟的發展變化和世界產業發展動向，不斷推動本國(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以韓國為例，它在60年代集中力量發展勞動密集型輕紡工業。到70年代轉向著重開發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發展了包括鋼鐵、有色金屬、機械、造船、汽車、電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和纖維工業的十大戰略工業。政府對這十大工業部門實行傾斜政策，予以扶助。到80年代進一步向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發展，政府明確地提出“科技立國”的口號，將電子、機械、生物工程、信息產業、原子能利用五個部門列為“國策戰略產業”，大力推動其發展。按照韓國開發研究院的規劃，到2000年，第三產業將占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59.1%，工礦和公共建設將占32.8%，農業將降到8.1%。并計劃在7個高技術領域中趕上先進國家，這7個產業的產值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8%。東亞其他國家(地區)也是沿著這樣的軌跡，采取措施，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業革命”口號，臺灣省在1990年頒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它們都有發展新興產業，迎接21世紀，躍上新臺階的宏偉計劃，并且正在實施中。東盟國家產業結構的檔次參差不齊，基本上還處在工業化過程中，還未進入以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產業為主的階段，但它們力求步“四小”的后塵，逐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

東亞各國(地區)的產業升級借助于東亞的階梯式國際分工。日本產業升級帶動“四小”的產業升級，“四小”產業升級又帶動“東盟”的產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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