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絲綢之路貿易演變的原因(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及其原因？)

簡述中國古代社會對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及其原因？

中國社會對外貿易在漢唐時期是注重的，比如絲綢之路的開啟

明清開始閉關鎖國，導致衰敗

為什么絲綢之路會衰落

海運的興起,曾經使古老的絲綢之路在宋代以后逐漸沒落

14世紀時，蒙古帝國瓦解、明朝實行閉關政策，加上“海上絲路”的發展，絲綢之路被迫走向沒落。直到近19世紀末，才有西方學者重新燃起了對絲綢之路的興趣。古城的存在讓他們興奮不已，于是掀起了一陣考古熱潮。現在，想在絲綢之路尋寶的人們，在倫敦、德里、柏林等許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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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經過安史之亂后的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唐以后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當中國人開始將他們的指南針和其他先進的科技運用于航海上時，海上絲綢之路迎來了它發展的絕佳機會。北宋南方高度發達的經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不得已而為之：經濟最為發達的北宋沒有控制以往絲路的河西走廊，這成為日后絲路上青海道繁榮的機遇。到了南宋時期，南宋政府早已無法控制整個西北。因而西北絲路的衰落日益明顯，而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辟，逐漸有取代西北絲路的現象。12世紀以后 1280年忽必烈在宮殿接見馬可·波羅。自唐末以來西北絲綢之路已經錯失了它發展的大部分機遇——中亞和新疆地區荒漠地區的草原、綠洲被連年的戰火所摧毀：這對以一個綠洲國家的農業生產而言毫無疑問是致命的，而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正是古代國家立國的根本。唐代安史之亂后中國各地戰火紛飛，為絲路直接服務的北方地區經濟大受打擊，史料記載黃河流域的絲綢生產幾乎陷于停頓。當成吉思汗及他的子孫們孜孜不倦的開辟著廣闊的疆土時，絲綢之路——不僅是這條西北絲綢之路，包括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蒙古帝國內部的交通路線。雖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們并沒有建立嚴格的、十分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這也許與其游牧民族的特性有關），各地并沒有統一的行政體系。但蒙古帝國也摧毀了以往在絲綢之路上大量關卡和腐朽的統治，令絲綢之路的通行比以往各個朝代都要方便一些。蒙古帝國和它在中國的權利繼承者，對這些從西方前來的旅行者抱以非常歡迎的態度，元朝統治者甚至任命一些外國人——主要是基督教徒，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不過沿著絲路前進的人們，大多是以宗教信仰及其他文化交流為使命的人們，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的絲綢之路了。諸如馬可·波羅和長春真人的游記就體現了這一點。這從側面反映西北絲路的衰落。此外，包括中國在內亞歐大陸進入了逐漸寒冷的階段。當絲路的歷史步入14世紀——中國稱其為“明清小冰期”的開端后，西域地區脊背上已不再適合當時的人類居住。西北絲綢之路的東端幾乎已經荒廢。而西域各古國大多已不復存在，成為流沙之中見證絲路輝煌的遺跡。

絲綢之路的歷史現象

一、當前注重研究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意義與作用

前已述及，絲綢之路歷經自新石器時代以來迄于當今的整個人類歷史時期，涉及亞洲、非洲、歐洲整個舊大陸廣闊地域，包容多個國家、地區與民族，歷史演變曲折復雜，而各地區與民族、國家之文化又多種多樣、豐富深厚。盡管在中國自公元前后之西漢、東漢時之大史學家司馬遷與班固在他們撰寫的史學名著《史記》之《大宛列傳》及《漢書》之《西域傳》開始對之有所記載，之后在相關的史籍與詩文中對其記述更不絕如縷；在國外，恰如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國》中論及“絲綢之路”時引述的公元1世紀無名氏撰寫的《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中曾描述的公元前后中國與印度以及中亞地區的巴克特里亞，即大夏間的交通、貿易狀況。自那以后，西方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使者、商人也不斷風塵仆仆地來往于絲綢之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是13世紀后半葉，即中國元代初年沿絲綢之路東行來華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他所著的《寰宇記》，也即后世通稱的《馬可・波羅行紀》，對絲綢之路與他所到達的元代帝國相關地區之自然狀況、風俗民情、宗教運動，特別是經濟與商貿狀況作了翔實精彩的記載。盡管如此，面對絲綢之路歷時長近萬年，地域廣達數千萬平方公里這一龐然大物，對于其歷史、文化方面的問題，揭示、研究與論述都是十分不足的。當下，在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一帶一路”又成為全球發展戰略的形勢下，對絲綢之路之歷史文化加強研究，尤顯重要與緊迫。

（一）這是強固對絲綢之路這一重大歷史事實認識的根本之舉

前已述及，盡管自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學名著《史記》之《大宛列傳》記載了“張騫鑿空”的史跡后，中外學界對這條連接中國中原王朝與中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的交通貿易大道就屢有記述與研究，但迄今仍有學界中人提出種種質疑。如以為“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之路有需要，才形成了絲綢之路”；如還認為在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給出“絲綢之路”命名前，中國人缺乏自覺性，也缺乏主動性，而此后又濫用“絲綢之路”的名稱[6]。諸如此類的辯難言詞還有一些。這就表明，對絲綢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中國人對絲綢之路究竟有無貢獻以及有何貢獻等基本史實還有必要進一步加強研究，拿出更為翔實可信的史料與研究成果來強固學界與民眾對絲綢之路這一重大歷史事實的認識。

（二）這是激活絲綢之路內在生命力，并使之在新的時代里煥發出蓬勃生機的必要之舉

大凡言之，絲綢之路這一在世界上已存在了數千年，迄今仍鮮活地呈現于世人面前的歷史綜合體，如果路網是其血脈，它所涉及的區域或國家是其肌體，路網上往來輸送的名貴貨物以及政治、科技、宗教等訊息是其血液，那么蘊涵于它們之中的文化則是其靈魂，是其得以長期延續下來的內在生命力。所以，唯有在進一步全面而又精當地揭示出它的形成與發展的史實的基礎上，深刻、精準地剖析出上述種種史實的廩賦的文化內涵，才能有效激活這一內在生命力；并使當代學人與政治、經濟、科技各界有識之士，為其培養新內涵，并使其在新的時代里煥發出蓬勃生機，繼續發揮它推進世界歷史前進的巨大作用。

（三）這是推進當前“一帶一路”重大發展戰略穩健實施的有效之舉

二、當前開展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應確立的幾個新觀點

為回應“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需要，也為在承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筆者認為應首先確立以下3個基本觀點：

第一，全球史或世界史觀點。鑒于以往國內學人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大多著眼于國境內之內容，很少對國境外之相關內容著力開展研究。所以不僅多數成果均為國內之史實，而且其基本觀點也都是立足于中國史，僅從中國歷史發展角度說事。上述研究在當時來看是有價值的，值得肯定，但在今日來看，就顯得太狹隘了。究其原因，當然主要還是絲綢之路本身就是一條跨國、跨洲的國際間大通道，要對其全貌有深入認識，需要從局部區域個別路段做起，但最終畢竟要對全路段加以整合，特別是要從世界史的觀點來加以統攬提升，發掘其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積極作用，總結其歷史經驗教訓，以便在今天加以發揚光大。所以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研究首先還應對國內部分繼續開展研究，但應有關照世界史的眼光與胸懷，要跨出國門，對國境外的相關內容，或獨自進行，或與所在國家、地區學者合作積極投入，以便推進對“絲綢之路”整體歷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

第二，區域性觀點，也即非線性觀點。以往不少人將陸上或海上之絲綢之路看作是跨國、跨地區的交通線路，具有顯著的線性特點。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與“中國的大運河”同時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2014年6月23日《光明日報》與6月25日《中國文物報》分別在頭版頭條報道這一重大喜訊時，稱絲綢之路與大運河“是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廣泛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大型線性文化遺產”，“巨型線性文化遺產”。在之后的媒體宣傳中也就著重介紹了絲綢之路與大運河沿線之節點城鎮及重要文物古跡遺址，這就更強化了其線性文化遺產的認識。然而通過不斷深入的研討，特別是國家確立了“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后，大家已經認識到，“一帶一路”不僅具有帶動“一帶一路”沿線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開展的功能，還承擔著構建國際性區域新合作格局[11]，契合國家大戰略的歷史性重大任務[12]。因此有專家明確指出，“一帶一路”這一富有戰略意蘊的原則概念，重新劃定了以沿線60多個發展中國家為優先范圍的“朋友圈”[13]。還有學者形象地譬喻道：“一帶一路”，實際上不是兩條線，而是一張巨大的網張弛《“中國式全球戰略”解析》，載《鳳凰周刊》2015年第11期。。當然上述見解都是將“一帶一路”看作是國家重大戰略而作的解讀。而作為落實國家這一重大發展戰略而必須先行的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很顯然就不能局限于對其沿線重要節點的研究，而是應擴大到絲綢之路沿線區域這一廣大的面上，也即一個廣闊而又恰當的區域上。唯有這樣才能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絲綢之路區域之歷史文化研究。

第三，注重文化比較研究的觀點。從前述可知，絲綢之路貫穿人類整個歷史時期，涉及之地域廣闊、民族眾多，因此僅論某一個地區或某一個國家之某一種文化現象，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即含有不同的表現；而在不同地區或不同國家，就是同一種文化也都會有不同的表現。因此林林總總的文化現象，既有因歷史時期的演變而造成的前后不同，也有因地域差異而形成的多種表象。因而我們在研究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時，在厘清其歷史發展過程的前提下，開展各類文化現象的研究時，要遵從世界史觀點與區域性觀點，還應遵從比較式的觀點。面對絲綢之路所包容區域形形色色、異彩紛呈的文化現象，既要將它們各自的內涵與特色研究清楚，還當將它們歷史上前后時期因演變改造的不同與不同地區、國家因不同條件（包括自然與人文因素）所形成的差異揭示明白，再加以對照，探尋彼此的異同及其導致的原因，這樣我們對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研究就會更加豐富，也更深入，因而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與社會效應也會更為重大、更加彰顯。

也正是在注重文化比較研究觀點的指引下，我們可在深入研究了絲綢之路在歷史時期各階段之各地區或國家文化之主要內涵與基本特點的基礎上可順勢開展下述研究工作：各歷史階段各地區或國家間之文化交流的內容與方式；各歷史階段各地區或國家間文化之相互影響及其效應；當前各地區或國家間文化交流之新特點與新手段以及政府和民間應采取的回應措施、態度。

很顯然，上述幾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須秉持世界史觀點與全局性觀點，特別是文化比較觀點方能做好。而其所研究成果，無疑對強固“絲綢之路”歷史事實的認識，激活“絲綢之路”內在生命力、切實推進“一帶一路”重大發展戰略的穩健實施都是有著具體的學術價值與現實的社會效應。三、結語

當前隨著“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又加上中國政府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確定為重大戰略決策，并公開推向世界之后，已引起相關國家政府與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及熱議。可以肯定，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在“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共同協力實施這一戰略構想的過程中，對絲綢之路之學術研究也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使之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其規模與成果及其社會影響都大為超越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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