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多少海外華僑回信(徐悲鴻的故事)

著名人物在外國有好的發展卻一心返國報效祖國

詹天佑，字眷誠。1861年生于廣東南海縣。1872年7月8日年僅12歲的詹天佑作為中國第一批官辦留美學生留學美國。

詹天佑在美國先后就學于威哈吩小學，弩哈吩中學，1881年又以優異成績畢業于耶魯大學，并寫出題為《碼頭起重機的研究》的畢業論文，獲學士學位，并于同年回國。回國后詹天佑入馬尾船政前學堂學習，學成后派往福建水師旗艦“揚武”任炮手，參加了馬尾海戰。戰后被調入黃埔水師學堂任教習。

福建水師旗艦“揚武”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學鄺孫謀的推薦，到中國鐵路公司任工程師。被湮沒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機會獻身于祖國的鐵路事業。此時正值天津-唐山鐵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親臨工地，與工人同甘共苦，結果只用八十天的時間就竣工通車了。但李鴻章卻以英人金達之功上奏，并提升金達為總工程師。詹天佑之功就這樣被剽竊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關內外鐵路（今京沈鐵路），以金達為總工程師。1892年工程進行到灤河大橋，許多國家都想兜攬這樁生意，金達當然以英人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橋而失敗。日本、德國的承包者也都遭失敗。由于交工期限將至，金達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詳盡分析了各國失敗原因，又對灤河底的地質土壤進行了周密的測量研究之后，決定改變樁址，采用中國傳統的方法，以中國的潛水員潛入河底，配以機器操作，勝利完成了打樁任務，建成灤河大橋。這一勝利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1894年英國工程研究會選舉詹天佑為該會會員。

此后，詹天佑又領導了京津路、萍醴路（萍鄉至醴陵）等鐵路的建筑。

袁世凱為討好那拉氏，1902年奏請修建一條專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鐵路（高碑店至易縣）。坐火車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興。為了不誤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凱于六個月內完工。袁世凱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盡管此路價值不大，卻是中國人自修鐵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視。詹天佑徹底拋棄了當時外國人必須在路基修成之后風干一年才可鋪軌的常規，僅用四個月的時間以極省的費用建成新易鐵路。大大鼓舞了中國人自建鐵路的信心，為后來京張鐵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礎。

張家口為北京通往內蒙古的要沖，南北旅商來往之孔道，向來為兵家所必爭，因此京張鐵路就有著重要的經濟價值和政治價值。當清廷要修京張路的消息傳出后，在華勢力最大的英國志在必得，視長城以北為其勢力范圍的沙俄誓不相讓，雙方爭持不下，最后達成協議：如果清廷不借外債，不用洋匠，全由中國人自修此路，雙方可都不伸手。這樣，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頭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張鐵路總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陳昭常為總辦，詹天佑為會辦兼總工程師，1906年詹天佑又升為總辦兼總工程師。詹天佑清楚地知道這一任務的艱巨性，他首先必須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冷嘲熱諷：有人說他是“自不量力”，“不過花幾個錢罷了”，甚至說他是“膽大妄為”。他給他的美國老師諾索樸夫人的信中就這樣說：“如果京張工程失敗的話，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國工程師的不幸，同時帶給中國很大損失。在我接受這一任務前后，許多外國人露骨地宣稱中國工程師不能擔當京張線的石方和山洞的艱巨工程，但是我堅持我工程”。充分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心和民族責任心。

詹天佑勘測了三條路線，第二條繞道過遠為不可取。第三條就是今天的豐沙線。由于清廷撥款有限，時間緊迫，詹天佑決定采用第一條路線，即從豐臺北上西直門、沙河、經南口、居庸關、八達嶺、懷來、雞鳴驛、宣化到張家口，全長360華里。全線的難關在關溝，這一帶疊巒重嶂，懸殊峭壁，工程之難在當時為全國所沒有，世界所罕見；坡度極大，南口和八達嶺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線分為三段：豐臺到南口為第一段，南口到康莊為第二段，余為第三段。

1905年9月4日正式開工，12月12日開始鋪軌。就在鋪軌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車的一個車鉤鏈子折斷，造成脫軌事故。這一下成了中國人不能自修鐵路的證據，各種誹謗中傷紛至沓來。但詹天佑沒有驚慌失措，反倒冷靜地想到：此路坡度極大，每節車廂之間的連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難避免。為此，他使用了自動掛鉤法，終于解決了這個問題。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車，第二段工程同時開始。難關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須打通居庸關、五桂頭、石佛寺、八達嶺四條隧道，最長的八達嶺隧道1，092公尺。這不僅要有精確的計算和正確的指揮，還要有新式的開山機、通風機和抽水機。前者對詹天佑都不成問題，而后者當時中國全都沒有，只在靠工人的雙手，其困難程度可以想見。他們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難，終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難度僅次于關溝，首先遇到的是懷來大橋，這是京張路上最長的一座橋，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長的鋼梁架設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確地指揮，及時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車通到下花園。下花園到雞鳴驛礦區岔道一段雖不長，工程極難。右臨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開一條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墊高七華里長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開道之石來墊山下河床。為防山洪沖擊路基，又用水泥磚加以保護，勝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對于工程上的困難，詹天佑從未放在眼里，對于人為的障礙卻使詹天佑憂憤至極。清河有個叫廣宅的人，是前任道員，皇室載澤的親戚，朝野均有勢力。鐵路恰經其墳地，他即率眾鬧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許以重賄，要求改道。郵傳部竟不敢過問。這里北面是鄭王墳，南面是宦官墳，西面是那拉氏父親桂公墳，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費多少時間和經費。詹天佑以受賄為可恥，絕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爭。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載澤嚇得不敢與聞外事，廣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經其墳墻以外通過。

那拉氏為修頤和園每年不惜數千萬金，獨不愿為修路出錢。京張鐵路經費全靠關內外鐵路的贏余，而此款卻被控制在英國匯豐銀行手中，正當進入第二段工程時，匯豐銀行故意刁難，拖付款餉，造成誤工。詹天佑既不善鉆營于權貴，更恥于逢迎于洋人，因而憤懣至極。

帝國主義無時不想奪取此路，工程一開始，日本人雨宮敬次郎就上書袁世凱說：中國人無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請日本技師較為穩妥。英國人金達也來替日本說項。詹天佑以此路決不任用任何一個外國人為由斷然拒絕。居庸關遂道工程開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國人，以打獵為名常來窺探，他們希望工程失敗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績為中國人出了這口氣。

京張鐵路建成典禮

此路原訂六年完成，詹天佑終于提前兩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線通車了，還節余二十八萬兩銀子。京張路的勝利完成，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中國愛國知識分子愛國精神的充分體現。

京張路完式之后，詹天佑應廣東商辦粵漢鐵路總公司的聘請，于1910年任該公司總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漢粵川鐵路會辦。由于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帝國主義的在華角逐，竟使這位愛國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師不能施展才能，焦慮至極。終因勞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時半逝世于漢口，享年五十九歲。

海禁的歷史沿革

由于中國晚期封建社會的階民矛盾與民族矛盾非常尖銳，清廷為維護其統治，對漢人的防范極為森嚴，這在航海政策上反映得十分明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規定：“出洋商船初造時，先報明海關監督及地方宮，該地方官確訪果系殷實良民，取具澳甲族各長并鄰伍保緒，方準成量”。完日，地方官親驗，梁頭并無過限，舵水并無多帶，取具船向不得租與匪人甘結，將船身烙號刊名，然后發照。照內將在船之人年貌、籍貫，分析填明。及船戶攬載開放時，海關監督將原報船身丈尺驗明，取具舵水連環互結。官商必帶有資本貨物，舵水必詢有家口來由，方準在船。監督驗明之后，即將船身丈尺，客商姓名人數，載貨前往某處情由及開行日期，填入船照。

雍正九年（1731年)，為使“盜匪即無人假冒”，又規定：“嗣后商、漁各船照票內舵工水手各年貌項下，將本人賓斗驗明添注，均于進口、出口時按名查驗，一有不符，即行根究”。清廷之所以如此嚴申戒律，正在于害怕中國人民在海外聚眾反清。

故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當圣祖獲悉“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余悉賣在海外，資銀而歸”時，即下令“其南洋呂宋、噶喇巴（今爪哇）等處，不許前往貿易”。其實，在當時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海外貿易活動中，海商們在南洋留居與輾轉經商是常事，大可不必神經過敏。然而起自女真族的清廷卻視海外經商的華人為異己，在此可以舉個例子，乾隆六年（1741年）時，荷蘭人在，荷蘭人在爪哇島的馬達維亞（今雅加達）大肆屠殺海外華商與華僑，此事傳到國內，朝野鼎沸，而乾隆皇帝居然支持兩廣總督慶復之流的謬論，認為這些被害的中國商民，乃“違旨不聽招回，甘心久往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清王朝這種防海商如同防盜賊的輕商與抑商政策，和同期歐洲國家的重商與助商政策，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如17世紀初期，荷蘭人在南洋的安波那殺了一些英國商民，英國政府隨即向荷蘭宣戰，為商民申雪，并迫使荷蘭賠款8.5萬英鎊并割讓一個島嶼。而清政府面對同樣性質的事件，卻故意示屠殺者以“寬大”，連起碼的“懲戒”表示也沒有。在這種盡力限制華商出海并最好不出海的政策下，中國航海貿易之厄運是不可避免的了。 自開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擔心“數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認為南洋各國歷來是“海賊之淵藪”，于五十六年復行南洋海禁，嚴禁與南洋往來貿易，嚴令沿海炮臺攔截前往船只，水師各營巡查。

南洋海禁之后，本來一度繁榮的對外貿易，又復萎頓。沿海經濟日趨蕭條，給當地居民造成嚴重后果，以致有用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朽蠹于斷港荒岸之間。而生活無著之窮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鋌而走險，“或為犯亂”。為此不少人奏請開禁。

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開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貿易之人三年內回國，否則不許回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道圣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外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這一命令，標志著清政府徹底奉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兩百多年來，乾隆的這道圣旨一直被視為是導致近代中國落后于世界的禍根。那么，當時正值鼎盛時期的大清帝國，為何會有這種舉動呢？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防范鄭成功反攻，清朝實行海禁政策

原來早在明朝敗亡后，鄭成功等政治勢力一直矢志反清復明，并長期依靠海上力量與清朝周旋。據史料記載，一些西方人士曾直接參與南明政權與清朝的軍事斗爭；而鄭成功也曾向日本的德川家族請求過援助。因此，自清朝立國以來，就一直厲行閉關政策，只不過在乾隆之前，其主要意圖是隔絕大陸與臺灣鄭氏抗清力量的交往，并防范新的反清力量集聚海上。

1655年6月，在閩浙總督的建議下，清政府嚴令禁止官民擅自出海貿易，違者按通敵罪論處。如果有人膽敢出洋將違禁貨物販往外國，或“潛通海賊(即鄭成功)”，都將交給刑部治罪。人們即使將船只租售給洋人，也屬重罪。

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后，清政府認為鄭成功能夠多次在沿海襲擊清軍，就是因為沿海人民支持和接濟了他。為了斷絕沿海居民與鄭成功的聯系，清廷又連下三道遷界令，將東南沿海的村莊居民全部內遷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毀或廢棄，不準沿海居民出海。清政府規定：凡將牛馬、軍需、鐵貨、銅錢、綢緞和絲棉帶出境貿易者，杖一百；若將人口或兵器偷運出境者則處以絞刑。清朝收復臺灣后，康熙皇帝在1685年曾一度開放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窗口。

南巡目睹洋商紛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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