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對外出口貿易進入新常態(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出口產業比較優勢會長期持續嗎)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主要表現是什么？

主要表現是：

1、中高速

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

2、優結構

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需求結構方面，消費需求逐步成為需求主體；城鄉區域結構方面，城鄉區域差距將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3、新動力

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4、多挑戰

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樓市風險、地方債風險、金融風險等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

什么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進入新常態有哪些挑戰和機遇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并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并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臺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后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于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準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后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占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于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制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后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并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并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

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出口產業比較優勢會長期持續嗎?

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在經濟新常態下，對是否還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何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卻存在一些爭議。在此背景下，更需要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正確的認識。總體看，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每年有大量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打工，增加收入。因此，必須克服盲目強調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忽視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優勢。引導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逐步演進。

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具有長期性

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

長期以來，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基本處于國際產業鏈低端環節。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出現爭議，有人認為，我國應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轉而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該觀點并不可取，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階段，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很多地方和行業仍是主導產業，一味地追求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可能會出現高新技術產業尚未充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又輕易丟掉的不利局面。總體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還將持續較長的時期。

（一）勞動力資源豐裕，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過程較長。美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階段持續了110年，日本持續了80年，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型則用了半個多世紀。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未來10～20年甚至更長時間，農業勞動力都將向非農產業轉移，產業升級轉換需要時間將更長。同時，城鎮化建設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這都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存在長期性。

（二）區域生產力水平發展不平衡，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空間較大。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處于工業化后期向后工業化邁進的階段，江蘇、廣東、浙江等省份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轉變的階段，其他省份大多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個別省份甚至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低，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欠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空間仍較大，還必須高度重視其發展。即使生產力水平較為發達的地區，如廣東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規模與層次還未達到飽和或消退狀態。

（三）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升級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從發達國家（地區）的實踐看，隨著工業化水平的深入推進，產業會逐步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化，但需要一定條件，并且轉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升級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一般要遵循從低端向高端自然進化的進程。同時，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需要較長時間的培育，建立完善的產業配套，這也不是短期能完成的。

通過優化升級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及產品的競爭力

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非都是落后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技術含量普遍較高。

在經濟新常態下，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目前，我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發展過于依賴政府提供的出口退稅等優惠政策，缺乏市場控制權，已迫切需要轉型升級。目前，有學者認為，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是落后的，需要逐步淘汰。但是由于人口規模巨大，需要以更長時間積累巨量資本才能變成資本豐裕型國家，目前還無法完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自然升級。因此，在當前階段還不能徹底地淘汰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要通過提高技術含量、生產效率和質量水平，來增強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

（一）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亟須優化升級。勞動密集型產品是一個相對范疇，并處于不斷優化升級之中。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向我國轉移，大致經歷了三次浪潮：一是20世紀80年代，以輕工紡織等產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促進了我國輕工紡織產業升級換代。二是20世紀90年代，我國抓住中低端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如電視機、電風扇、電話機、照相機等轉移機遇，極大地促進了機電產業發展和出口。三是在本世紀初，我國抓住加入WTO帶來的新機遇，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一輪高科技產業生產制造和組裝加工環節（如裝配、檢測等）向我國轉移，使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灣、福建沿海地區等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電子信息產品制造基地。當前，我國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具有技術成熟、資產存量龐大等特點，在嫁接高新技術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仍可重新煥發生機。

（二）高端勞動密集型產品將具有較強競爭力。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非都是落后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技術含量普遍較高。當前，數字化、智能化正深刻改變著制造業的生產模式和產業形態，也為制造業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今后一段時間將是我國制造業由大到強的戰略機遇期。為此，一方面，要下決心淘汰污染環境、資源消耗多、安全性差、損害健康、技術層次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特別是落后過剩產能。另一方面，順應制造業發展趨勢，促進勞動密集與先進技術在企業內的有機結合，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推動技術含量更高的新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快速發展，加上成本優勢，未來我國高端勞動密集型產品將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加快推進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發展

積極承接國際傳統服務業轉移，將我國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經濟服務化是世界經濟發展、轉型與升級的重要趨勢，服務業已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解決就業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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