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女網紅韓非子(2018年桐溪書院幾則聽課記錄及雜感)

為國家富強而奮斗的杰出人物的故事

1、華羅庚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在年應聘到美國講學，很受學術界器重。當時，美國的伊利諾大學以一萬美元的年薪，與他訂立了終身教授的聘約。華羅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適起來了，不僅有了小洋樓，大學方面還特地給他配備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員。

新中國成立后，一些人總以為華羅庚在美國已功成名就，生活優裕，是不會回來的了。然而，物質、金錢、地位并沒有能羈絆住他的愛國之心。華羅庚毅然放棄了在美國的待遇，沖破重重封鎖回到祖國。途經香港時，他寫了一封《告留美同學的公開信》，抒發了他獻身祖國的熱情。

2、錢三強

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創始人錢三強，年赴法國留學研究原子理論，被小居里夫婦認為他是最優秀的科研人員。年，錢三強和夫人何澤慧提出回國，導師和同事們都再三勸說、挽留。

國民黨政府駐法大使惡狠狠地威脅說：看他能上得了大陸的岸，那才怪呢！這意思很明白。如果錢三強堅持要回祖國，國民黨特務就會在半路上下毒手。

錢三強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于不顧，與夫人抱著剛剛半歲的女兒，果斷而機智地回到祖國懷抱，為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3、鄧稼先

1948年10月，鄧稼先去美國讀研究生，1950年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在他取得學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國的輪船。回國后，鄧稼先在中國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工作。鄧稼先是中國核武器研制與發展的主要組織者、領導者，被稱為“兩彈元勛”。

在原子彈、氫彈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56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鄧稼先曾榮獲全國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級科學進步特等獎，并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

4、李四光

1948年，李四光接受國際地質學會的邀請來到英國，發表了《新華夏海的誕生，轟動了歐州。一天清晨，李四光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12月2日沈陽解放，……”

他激動得熱淚盈眶，多年的夢想就要成真了，新中國就誕生了!在劍橋大學中國留學生舉行的年會上，他激動地說：“我雖然60歲了，身體一直不好，但我一定要回到祖國去。

把自己的余生貢獻給新中國!”但是此舉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國民黨駐英國大使館秘書找到李四光，掏出了一張五千美金的支票，說：“你向世界發表個公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又威脅說：“你如果不肯，我將采取必要措施，將你扣留在國外》。”李四光聽罷氣憤至極，當即嚴厲斥責。

“我歸國之心能用金錢收買嗎?我要回國，不要美金!”經歷了千辛萬苦，李四光終于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實現了他為中國效力的愿望。5、周培源

在1945年受邀參加美國戰時科學研究與發展局的研究工作。伴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美國海軍部成立了海軍軍工試驗站，并希望周培源到該站工作，待遇甚優。但海軍部是美國的政府部門，在海軍部所屬單位任職便成為美國政府的公務員，外籍人員須加入美國籍才能參加。

周培源當即向美方提出三條件：不加入美國籍，只承擔臨時性的研究任務，可以隨時離去。1947年2月，周培源毅然帶著妻兒離開美國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

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中國廣告發展簡史

一、奴隸社會及其以前的廣告發展概況

社會的第一次生產大分工，大約發生在原始社會的晚期距今約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證明，我國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已由母系社會轉向父系社會，而龍山文化則出現了農業、制陶、牧畜、手工業等經濟生產部門的分工和顯著發展，并發展出新的產業—制酒。生產力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社會分工，使剩余產品出現從而奠定了私有制的基礎。同時，由于勞動者的技術專業化傾向，使各個勞動者在生產活動中所生產的產品品種和數量都不相同，勞動者總是傾向于從事自己所熟練的技術生產，因此，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開始出現產品交換。隨著生產分工的深化，生產的物質品類逐漸增多，剩余產品也隨著增多，物質交換活動日趨頻繁，交換品的種類和地域也不斷擴大。在黃帝時代，便出現了貨幣交換形式，以實物貨幣如牲畜、銅器、布匹和貴重裝飾品作為等價交換物，取代了原始的物物交換形式。

為了把用來交換的產品交換出去，就必須把產品陳列于市場，同時，為了吸引他人，勢必需要叫喊等。實物陳列和叫喊是最早的廣告形式。這種形式的廣告，至今還在流傳，而其它的廣告形式，大體又都是從這種廣告形式中演變而來，只不過是采用了新的手段和工具，注入了新的內容。

奴隸社會時期，大約是在夏朝（約公元前21—前16世紀），在我國出現了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行商階層開始出現。隨著商業的發展，商品交換日趨頻繁和廣泛，開始出現城市和集市。相傳，我國最早的城市出現于夏禹時期。在夏、商（公元前16—前11世紀）和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據著名史學家吳晗考證，“周民中有一部分會做買賣的商人即殷遺民”，他們被迫集中在洛陽，被叫作“頑民”，經常被召集起來訓話，過著被監視的生活。他們被另眼相看，既無政治權利，又失去了土地，為了過日子維持生計，只好東跑西跑作買賣。這種為貴族所小恥而又為庶民所不能為的行業，因為社會的需要，就成為殷遺民主要從事的行業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就是中國輕商貶商的歷史遺俗的根源所在。

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詩經》中，還可以看到對商業活動的片斷描寫。《易經·系辭》記載：“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詩經》的《邶·北風》用“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這樣的譬喻來描寫遭人拒絕之后的心情；而《衛風·氓》中，更有“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這樣的對商業活動進行直觀描述的詩句。這些都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和奴隸社會時期的商業發展情況和原始的商品銷售形式——展示物品和叫賣成為形象的廣告。

二、封建社會廣告發展的相對鼎盛

春秋時期，即公元前770—前476年，我國社會開始發生并完成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轉變。在這一時期，商人階層開始分化，分為行商和坐賈，《莊子》中屢屢出現的“桂魚之肆”、“屠羊之肆”的提法就是明證。行商是走村串寨進行沿途買賣的商人，坐賈是有一定場所的、招徠他人來買賣東西的商人。《白虎通》中對商賈之分有這樣的描述：“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為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來，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曰商，居買曰賈。”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人們開始把陳列于市的實物懸掛在貨攤上以招人。這樣，就在實物陳列的基礎上，演變和發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廣告形式，《晏子春秋》中就有這樣的描述：“君使服于內，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也。”這句話就足以證明，至少當時已存在幌子這樣的廣告形式。與此同時，在河南省登封縣告咸鎮發掘出土的東周陶器上都印有“陽城”篆體陶文字樣標記，被認�俏夜�鈐緄奈淖止愀妗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從秦到隋的800年間（公元前221年—公元618年），由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土地的改革和新的稅收政策的實施，社會生產力較春秋戰國時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的措施，以及漢代長期的“休養生息”政策的落實，在客觀上為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西漢的“文景之治”以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而著稱，商業的發展規模和范圍無疑又比春秋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城市進一步發展。在幾百年間，洛陽成為聞名于世的大都會，店鋪很多。店鋪在當時被稱之為“市樓”，門口有一人接待顧客，所采取的廣告形式有口頭廣告、實物陳列等。尤其是幌子，這時已多為固定店鋪所采用，如酒旗、壚等。“壚”作為店鋪幌子的原始形式，出現在兩漢時期，為以后的店鋪裝飾起了開創作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就有關于西漢時司馬相如的有關記載：“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壚。”東漢詩人辛延年亦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據認為，當時（東漢）已有外國僑民居住國內，從事商業活動。

公元400年以后，北魏始尚文治，商業出現一個時期的繁榮。據史書記載，當時的洛陽，市東有“通商”、“達貨”的二里大市，“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也”。另有延酤、治卷二里，“里之人多以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者，善釀酒，季夏盛暑，以罌貯酒，暴日中一旬，酒味不動，飲之為美”。在這里，劉白墮的曝曬酒于太陽之下，無疑是一個實物示范廣告，因而使“京師朝貴出郡遠相饋贈，逾以千里”。廣告效果之好，使這種酒名聲遠播。

公元581年，隋朝統一中國，城市商業已初具規模。史書記載隋煬帝時，“天下之舟船，集于通濟橋東，常有萬余艘，填滿河路。商賈貿易車馬，填塞于市。諸善酋長入朝者，常請于東市交易，煬帝許之，先命整頓市肆。檐宇如一，咸設緯帳，珍貨充集，人物貨盛。賣菜者，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飽而散，不取其直。”這一段描述說明了當時的商品交換集市的規模之大、涉及之廣。東市是隋煬帝批準對外開放的城市，并罷求在開放前整頓市容，把珍貴質好的商品充實陳列起來，并令菜販把菜陳放在龍須席上。外商用餐，免費供應。隋煬帝的這一套措施固然是要顯示他的尊威，但在客觀上，不啻是一次帶有國際性的商業展覽和廣告宣傳。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我國的封建社會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農業上實行的均田法和租庸調法，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工商業日趨繁盛，商業空前興旺。廣州、揚州、泉州和都城長安，成為了“萬國通邦”的國際貿易中心。尤其是“絲綢之路”的開拓和發展，包括海上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大都市“街市繁華，中外商賈云集，市肆店鋪各有專營”，出現了肉行，金銀玉器行、衣行、麩行、秤行、絹行、藥行、漁行等商業行業，同時，還發展了為商業流通服務的金融銀行業——錢莊。手工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商品品類日益豐富。唐朝西京長安城內有東西二市，各市有212行。東京洛陽有130行、3000余“肆店”。同時，還在一些地區形成了專業性行市，如米市、草市、絲市、藥市等。

唐朝對市場已有一套嚴格的管理制度，凡市皆由官設。市場劃定地域，以墻圈圍，四方設門，定時關閉。市內分肆，入市交易商品以類相聚，分別在規定的肆中出售，商品價格由官家評定，懸牌經營。《唐律》規定：“諸平贓者，皆據所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絹之價。”即對違反當時物價規定的，要給予必要的處理。同時，也說明懸掛招牌不僅起著廣告的作用，而且還成了官方對攤商進行管理的一種手段。

唐朝的商業活動中，存在著多種廣告形式。（1）口頭叫賣：如唐朝人的筆記作品中，就有“其時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的記載。詩人元稹在《估客樂》中的“經游天下偏，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第次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的詩句，生動地描寫了當時的口頭廣告內容。（2）招牌廣告：市場交易，分肆進行，又規定必須掛牌營業，因此，招牌廣告十分普及。（3）商品展銷會：《舊唐書·韋堅傳》中記載，天寶年間，韋堅將渭水通往長安的漕舟集于宮苑墻外，供皇帝御覽所載各地貨物，其時“堅預于東京、汴采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側，其船皆著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袱背上堆積廣陵所出之綿、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緞；晉陵郡船，即折造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菖、蚺蛇喧、翡翠”。可見當時集貨地之廣，景況之盛。（4）旗幟：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就對此有過“懸幟甚高著”的描寫。唐時亦多用于酒店，唐朝知名詩人杜牧寫過“水村山郭酒旗

很赞哦!（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