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歐貿易數據分析2016(近幾年中俄貿易怎么樣？)

2017中歐班列報告：35城市共開行3271列

隨著中國與歐洲及沿線國家的經貿往來發展迅速，中歐班列的開行數量高速增長。

2017年，中歐班列開行數量達3271列，安排班列運行線57條，國內開行城市達到35個，順暢連接歐洲12個國家34個城市。

21世紀經濟研究院分析師對中歐班列的一年運營情況進行總結，并得出如下結論：中歐班列需要進一步加快市場運營程度，并減少政府補貼；中歐班列開通的意義不能簡單通過現有的盈利能力衡量，更重要的是通過中歐班列的開行，拉動地方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國際鐵路運輸線路

2017為何成為“提速年”

截至2017年底，中歐班列已經開行6年。根據官方統計，6年來中歐班列已經累計開行6235列，2017年開行量達3271列，超過此前五年總和。由此，2017年成為中歐班列的“提速年”。

通過對2017年中歐班列運營數據進行總結，21世紀經濟研究分析師還發現了如下亮點。

第一，開行頻次加快。自2013年4月開行至今，蓉歐快鐵從最初每周1列單向運行發展至可實現每周“去13回10”的雙向運營?。開行頻次的加快，與越來越多的貨主開始選擇和認可鐵路運輸方式有關。

第二，開行班列數量高速增長。2017年武漢的漢歐班列全年共往返開行375列，比2017年初計劃的300列增長25%，比2016年全年開行的222列增長近七成。班列開行數量在2017年爆發式增長，是各個地方政府與班列運營公司長期進行市場培育的結果。

第三，運營城市數量增加。2017年中歐班列的運行線路達到57條，國內開行城市35個，連接歐洲12個國家、34個城市。中歐班列運營線路和開行城市增加，關鍵原因在于近兩年中國加快鐵路設施建設、增加鐵路網密度。

第四，運送貨物種類增加。由開行初期的手機、電腦等IT產品，逐步擴大到服裝鞋帽、汽車及配件、糧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家具、化工品、機械設備等品類。貨物種類增加的原因，除了部分海運貨源轉移外，也和各個城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程度加快有關。

第五，成都和重慶依然是中歐班列發展最好的城市，同時鄭州、武漢等內陸城市也開始發力。

與此同時，2018年依然有諸多方面問題需要各地中歐班列運營主體、地方政府以及管理層共同解決。

第二，目前政府補貼依然是維持大部分中歐班列運營的關鍵，減少政府補貼、增加市場化運營程度，是中歐班列未來的趨勢。

目前，政府補貼對于維持大部分中歐班列運營仍很重要。如蘇州“蘇滿歐”班列的運營主體——蘇州綜保通運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從2015年起獲得了包括江蘇省和蘇州市的兩級財政補貼，為期三年。上述企業負責人稱，省市兩級財政補貼極大支持了國際班列的順利發展。

2017年，中歐班列究竟獲得了多少補貼費用？來自廣東省商務廳的數據可窺一斑。

2017年10月17日，廣東省商務廳對當年廣東中歐班列補貼資金項目計劃予以公示，2017年廣東省計劃總補貼量為8721.7750萬元，其中廣州市為3251.4777萬元，東莞市為5470.2972萬元。按照廣東省公布的每周開行三列的數據，2017年預計的開行數量為144列，以此標準計算，每列的補貼成本約60萬元。

班列開通帶動地方經濟

中歐班列的開通與兩個條件有關，第一是本地區鐵路通達能力；第二是本地產業的外向型程度。同時具備上述兩點的地區，也就具備了中歐班列常態化運營的條件。

根據21世紀研究院分析師統計，汽車、電子產品及相關零部件，是各個城市中歐班列的“去程”主要產品。各地樂于搭載上述產品，除了其附加值高以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新技術類產業是目前各個城市與歐洲經貿合作的熱點方向。

以蘇州為例，基于蘇州外向型產業結構的特點，“蘇滿歐”班列運輸的多為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等附加值較高的貨物。其中，液晶顯示屏、電源板等電子產品為主要出口貨物，占出口總金額的51.37%。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四川。2017年，蓉歐快鐵帶動聯想等80余家川內企業出口總額達20余億美元。成都近郊所生產的花卉苗木，加裝恒溫控制系統的“花木專柜”，通過蓉歐快鐵送往歐洲。

湖南省瀏陽市，正在對通過中歐班列運送煙花爆竹進行可行性研究。作為我國煙花爆竹主要產區的瀏陽市，其出口前十位目的國中，歐洲國家占據8個。當地政府發現，通過中歐班列運送煙花爆竹產品，可以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收益率。

中歐班列的開通，其意義不能簡單通過現有的盈利能力衡量，更重要的是通過中歐班列的開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

21世紀經濟研究院分析師認為，目前中歐班列直接產生的經濟效益可能不明顯，若除去政府補貼因素，可能大部分線路仍存在虧損情況。但應看到，中歐班列所起的作用，不僅表現為一條“運輸通道”，其對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所起到的更深層影響，更應該受到重視。

在目前開通中歐班列的35個城市中，半數以上城市皆為內陸地區，這些地區通過中歐班列，開始發展或承接外向型產業，推動了地方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

武漢16條中歐班列線路的開通，打通了武漢至捷克帕爾杜比采、波蘭戈茹夫、俄羅斯莫斯科、白俄羅斯明斯克、德國漢堡等多個歐洲城市的陸路通道。這增加了武漢在對外貿易方面的競爭優勢，使得國內的冠捷、英利、奇宏科技和國外的迪卡儂、世界奶粉巨頭澳優公司紛紛向武漢轉移生產布局。

在中歐班列帶動各地經濟的同時，各方也應清楚地認識到，中歐班列的發展趨勢正在發生變化。步入新的階段，以往簡單追求班列開行數量的做法已逐漸過時，中歐班列也將轉向“高質量發展”。

2017年底，中歐班列運輸協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提出，2018年的重點任務之一，是加快中歐班列更加有“質量”的發展。管理部門對于各地開行的中歐班列的考核目標，不再單純以開行數量作為判斷，其載貨率、貨值等能反映一條班列實際運營情況的數據，將是重點的考核方向。

網上關于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報告是真的嗎?

2021年全年，我國GDP增速預計達到8.2%。2021第一季度，我國實際GDP增速為18.3%，比2020年四季度環比增長0.6%；比2019年一季度增長10.3%，兩年平均增長5.0%。目前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尚未完全結束，我國居民收入和消費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仍處于“六穩六保”政策驅動下的緩慢恢復期，中國經濟企穩根基尚需進一步筑牢。考慮到基數效應以及國際疫情可能轉好造成的外貿條件變化，我們預計全年經濟呈現逐季下降趨勢。結合高頻數據與各分項的增長趨勢進行測算，我們預計2021年二季度實際GDP增速約為9%，全年實際GDP增速約為8.2%左右。如主要風險集中爆發，全年實際GDP增速有可能降至7%左右；如國際經濟形勢整體向好，消費恢復平穩，則全年實際GDP增速有望突破8.5%。

今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延續恢復態勢，剔除基數效應的投資增速穩步回升。1-4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9.9%，兩年平均增長3.9%；但相對于工業、出口、消費，投資復蘇進度相對偏慢、力度相對乏力，整體投資增速尚未恢復至疫情之前的正常增長水平。分行業來看，制造業投資恢復進度最慢，兩年平均增速尚未轉正；基建投資復蘇乏力，增速低位徘徊；房地產投資一枝獨秀，表現出較強韌性和活力，是當前拉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展望下半年，固定資產投資仍將保持穩定恢復態勢，但增長動能可能仍然減弱，政策加力刻不容緩。ACCEPT預計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8.5%-9.5%。

今年一、二季度，居民消費對于需求拉動做出的貢獻尚未得到充分釋放。雖然第一季度居民消費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同比增速分別高達17.6%和33.9%，然而較高的增長速度主要是由于去年低基數所導致的。綜合考慮過去兩年的整體情況，當前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仍要慢于疫情爆發前2018年與2019年的水平。導致消費反彈不足的最主要原因，是總產出恢復并未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的提升之中。除收入因素之外，年初疫情的偶有復發與消費習慣的調整也部分地導致了居民消費增長的放緩。我們認為，在經濟增長總體性恢復的大背景下，今年三至四季度，我國居民消費有望出現U型反彈。

2021年第一季度中國實體經濟宏觀杠桿率為267.8%，接近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從杠桿率的結構來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1.4%，是我國宏觀杠桿率較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近年來快速上升，值得引起重視。通過數據分析，我們發現我國非金融企業杠桿率近年上升的主要原因來自房地產行業高速發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大量舉債和發展經濟時對基建投資的過多依賴三個方面，而居民部門杠桿率的上升主要來自住房貸款的持續積累。2021年以來，隨著信貸邊際收緊，加上疫情防控常態化及宏觀經濟復蘇，我國宏觀杠桿率得以小幅下降。但是，我國杠桿積累的模式決定了在去杠桿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觸碰以下風險點，必須妥善應對：一是房地產行業杠桿率過高，需警惕信貸突然收緊導致的債務危機；二是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仍然存在，需要多措并舉加以化解；三是中小銀行經營風險不容小覷，監管政策仍需繼續發力。

今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出現快速上漲態勢，1-5月的CRB同比增速表現出兩位數加速上漲趨勢，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和煤炭等是上漲的主要種類。前期應對疫情下的流動性充裕、國際大宗產地減產、政策性供給收縮以及需求復蘇是此輪大宗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升明顯地推升了國內PPI上漲，國內PPI同比增速也呈現出同步加速上揚趨勢。但大宗商品價格將在第二季度末見頂回落，并帶動國內PPI同比增速的回調，預計2021年PPI同比增速為5%左右。大宗價格和PPI上漲向CPI的傳導能力較弱，2021年以來的CPI增速一直維持在比較溫和的水平。2021年1-4月的CPI同比增速分別為-0.3%、-0.2%、0.4%和0.9%（5月尚未公布），盡管呈現出上漲的態勢，但仍處于1%的較低水平區間。預計2021年下半年CPI同比增幅會有所擴大，但全年的CPI同比增速將在1.5%左右，消費領域并無通脹壓力。

經常賬戶順差與人民幣幣值重回高位，但未來走勢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2020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達2740億美元，是2019年的2.7倍，達到2016年以來的最高值。同時，自2020年三季度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震蕩走強，至2021年5月末突破6.4，也達到近年來的高點。然而，盡管經常賬戶與人民幣匯率走勢具有一定的慣性，二者仍面臨一定的波動風險。經常賬戶順差在2020年的恢復的主因是疫情推動貨物貿易出口大漲且大幅壓減旅行逆差，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后經常賬戶可能重回此前的下行趨勢。疫情爆發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則與美元指數波動高度相關，未來量化寬松收緊、歐美推出產業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流、中美貿易沖突持續等不確定性都有可能改變人民幣的升值趨勢，而投資者預期的反轉往往會帶來大規模的資本跨境流動。因此，仍應謹慎關注國際金融環境變化對資本流動與外匯市場帶來的影響。避免貶值、資本外流與國內金融資產價格波動聯動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由于各國疫情防治措施和疫苗接種率不同，各國經濟恢復呈分化趨勢。發達國家如英美以色列等國通過疫苗接種有望在年底基本控制疫情。但是，由于疫苗緊缺，東南亞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率較低，今年基本控制疫情的可能性不高。4月初，IMF預測發達國家的2021年GDP增速普遍比低收入國家高2-3%。因此，全球一致抗疫才能促進各國經濟協同發展。同時，中美和中歐關系的正常化也有利于全球經濟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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