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特點(中國近代對外貿易的特點)

國際貿易有哪五大特點

一、我國對外貿易的特點

(1)規模達，份額多：數據統計，2021年我國總體進出口規模已經超過6萬億美元，且前三季度的進口和出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均創歷史新高。

(2)主體活力持續加強：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有進出口實績的企業超過56.7萬家;其中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長了26.7%，占比有所提升。

(3)對主要貿易伙伴進出口增長較為快速：如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的出口分別增加了19.7%、19.1%和20.2%。

(4)外貿商品的結構逐漸優化：數據顯示，我國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增長較快，其中新能源汽車的出口增長了3倍。

(5)服務貿易升級較快：數據顯示，我國2021年，個人文化和娛樂、知識產權使用費等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分別增長36.2%和29.3%。

二、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因素

(1)大量高質量創新型、技能型人才：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外貿易發展轉變為主要依靠來源于持續性創新和產品品質提升的競爭新優勢，勞動者在對外貿易發展中的主要作用也由提供廉價勞動向提供知識、技能轉變，因此，創新型、技能型人才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因素。

(2)高質量發展的外貿產業：國內產業發展狀況是對外貿易表現的基礎和根本決定因素，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國內產業率先實現高質量發展。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內涵的多樣性決定了外貿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角度性，以便保障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全面實現。

(3)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成就表明開放是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動力，為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要加快調整中國開放型經濟在區域上集中于東南沿海、以制造業開放為主及追求商品、生產要素單向流動的發展狀況，實現對外開放水平層面上廣度的擴大和垂直層面上深度的提升，構建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為對外貿易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力和制度保障。

(4)較高的對外貿易數字化水平：數字貿易更加有利于國際市場上供需匹配的實現和國際營銷渠道長度的縮短，顯著降低了國際貿易的“門檻成本”，大幅度提升了交易效率，為中小企業和落后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規避傳統國際貿易模式下的沉沒成本約束參與國際貿易提供了有力支持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

第二十七條國家對與軍事有關的國際服務貿易，以及與裂變、聚變物質或者衍生此類物質的物質有關的國際服務貿易，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維護國家安全。

在戰時或者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國家在國際服務貿易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呈現什么特點？

商務部研究院外貿所所長梁明認為，目前我國對外貿易呈現四個鮮明特點：

一是增速較快。今年1-5月，以美元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18144.5億美元，同比增長16.8%。其中出口額為9570.6億美元，同比增長13.3%；進口額為8573.9億美元，同比增長21%。從歷年前5個月對外貿易的增速來看，今年我國外貿增速是7年以來的最高值。

二是結構優化。從貿易方式看，前5個月，我國一般貿易出口額為5424.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出口總額的56.7%，較去年同期增加2.7個百分點；一般貿易進口額為5349.5億美元，占同期我國進口總額的61.2%，較去年同期增加1.1個百分點。從貿易商品看，前5個月，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額為5632.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出口總額的58.9%，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額為1761.9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出口總額的18.4%，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9個百分點。

三是效益提升。前5個月部分重要設備和關鍵零部件、優質消費品進口較快增長，其中、集成電路、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分別增長35.8%、23.3%和25%；能源資源產品進口增長較快，保障了國內市場需求，緩解了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約束。原油、鐵礦砂、成品油、銅等大宗商品進口量保持快速增長，增速分別達到8%、0.7%、12.4%和16.7%。

四是更趨平衡。前5個月，我國進口額的增速普遍快于出口額的增速，貨物貿易順差額為1028.1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降29.1%，中國市場向世界進一步開放。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顯著的特點

改革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它深刻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極大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顯著提升了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改革和對外開放分不開的.目前我國改革仍然處于攻堅階段,要在體制創新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從根本上消除束縛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努力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教育體制、科技體制、文化體制、衛生體制等方面的改革邁出新的步伐,還必須解決不少難度很大的深層次問題.改革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我們只能在干中學,在實踐中摸索,不斷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改革推向前進,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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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原因？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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