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推動全球貿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

中國什么時候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

中國一直在積極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其具體時間點和舉措如下：

1978年改革開放：這是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起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加速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

2001年加入WTO：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為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成員，進一步推進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

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建設：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通過加強亞洲、歐洲和非洲等地區之間的聯系，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

2015年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旨在加強亞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

2020年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國與東亞、東南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旨在推動區域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

總之，中國一直在積極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和推進區域一體化，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和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

法律分析：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享有所有成員提供的最惠國待遇，各成員將逐步取消對我國的歧視性限制，我國可以在最惠國待遇原則下進行國際貿易；可享受其他國家和地區開放市場的好處，擴大貨物和服務出口；可享有所有成員提供的國民待遇，我國貨物進入各成員市場，享受與所在國（地區）產品相同的待遇，我國服務和投資進入各成員市場，也按照各成員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承諾，享受國民待遇；可直接參與國際多邊貿易新規則的制定，充分發揮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的作用，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可獲得穩定、透明、可預見的多邊貿易體制的保障，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貿易和投資方面的糾紛，擴大我國處理對外經貿關系的回旋余地。

法律依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對策》

（一）有利于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建立，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還沒有完全消除。世界貿易組織的原則和具體規則，體現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很多都是我國在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需要采納或借鑒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于打破地區封鎖、行業壟斷，促使全國盡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二）有利于推進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優化升級，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際競爭的壓力將促使我國企業進一步面向國際市場，利用國際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提供的機遇，推動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

（五）有利于我國直接參與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維護我國利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規則對各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越來越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直接參與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的制定，有利于維護我國正當權益。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對策》

國際貿易對中國的作用和意義？

一、新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提出的“絕對優勢說”堪為自由貿易理論之濫觴。鑒于亞當?斯密“地域分工論”存在著明顯缺陷，大衛?李嘉圖對其進行了修正，創立了“相對優勢說”，標志著國際貿易理論的重大突破。但該理論仍然不能完全解釋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1933年，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及其學生俄林以“資源稟賦說”科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戰后國際貿易理論成了赫俄理論的一統天下。

（一）戰略性貿易理論。20世紀80年代初，國際貿易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古典理論所設想的那種交換了，如資本要素豐裕的國家傾向于出口資本密集性產品，有熟練勞動力的國家傾向于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不發達國家則出口原材料，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的技術差異和資源稟賦仍然主要決定了國際貿易的基本模式，但相當部分國際貿易不可簡單地歸因于出口國的自然優勢，相反，越來越多的貿易來源于規模經濟和因技術創新而形成的人造優勢。

這說明國際貿易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對經濟學家提出了挑戰。只有在現有貿易思想基礎上發展一套新理論，才能重新解釋國際貿易領域里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遷。70年代發展起來的產業組織學提出了分析寡頭競爭產業的新方法，從而催生了國際貿易新理論。

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市場不會偏離“完全競爭”太遠的假設之上，市場上有許多生產者，每個生產者力量都很小，不會試圖去影響價格或其競爭對手未來的行為。然而，戰后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迅速增長說明完全競爭的假設是不合適的，現在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由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積累的經驗和通信技術的創新所決定的，由眾多小企業之間展開的原子狀的競爭已經難以看到，而少數幾家大型企業之間的不完全競爭卻隨處可見。例如，大型客機市場基本上由“波音”和“空中客車”兩家寡頭航空公司所壟斷，每一方都有影響價格的能力，它們做出戰略性的行動，以期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

古典貿易理論在于證明自由貿易是最好的。古典理論假定市場競爭是完全的。一國在某一產業的比較優勢是貿易發生的根本原因，每個國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因此，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經濟中，“租”非常少，因而經濟中不存在“戰略性”部門，自由貿易政策是各國最好的選擇，在各國都支持自由貿易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能從貿易中獲益，且一國的收益并不以他國的損失為代價，自由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古典理論甚至認為，即使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其他國家都一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該國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益。因此，自由貿易是古典理論的鐵律。

在產業組織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貿易理論對古典貿易理論提出挑戰。新理論既是對古典貿易理論的繼承，又有所超越。它認為，國際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的偶發性，是一國特定的歷史、某個偶發事件和經濟政策的產物，并不是完全由各國資源稟賦差異所決定的。新理論最有意義的創新在于引入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理論，從而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產業領域存在著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這個理論有力地挑戰了古典貿易理論所認為的規模經濟報酬不變的傳統觀點。由于市場競爭是不完全的，“租”不可能因競爭而完全消失，在一些產業，資本和勞動有時會獲得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回報率，因而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如果政府能夠識別出這些戰略性部門，就有可能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所謂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政府積極運用補貼或出口鼓勵等措施對那些被認為存在著規模經濟、外部經濟或大量“租”的產業予以扶持，擴大本國廠商在國際市場上所占的市場份額，把超額利潤從外國廠商轉移給本國廠商，以增加本國經濟福利和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政府參與國際經濟競爭顯然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貿易的通行規則，因而被視為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活動。

（二）選擇戰略性產業的基本標準。如果說經濟中存在著戰略性部門，那么企業家或經濟學家該怎樣識別它們？克魯格曼提出了識別戰略性部門的兩項標準，一是看該部門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該部門的資本或勞動回報率是否特別高；二是看該部門是否存在著外部經濟，即某一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或經驗對其他企業會產生技術外溢。然而，由于外溢是沒有市場價格的，根據這項標準去衡量戰略性部門有一定難度。

（三）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形式。一旦選定某些產業為戰略性產業，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措施保護這些優選產業的發展呢？克魯格曼和詹姆斯?布蘭德(James Brander)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幾種可能的應用形式。

1.以轉移利潤為目的的補貼。這項戰略性政策涉及到運用補貼來加強在有外國競爭對手的國際市場上的戰略地位，其基本思想是要把利潤從國外廠商轉移給國內廠商。政府補貼可能使本國廠商降低產品成本，從而在有利可圖的國際市場上占有更大份額。由于成本補貼迫使外國競爭對手削減產量，使本國廠商得到額外利潤，這些利潤超過政府的補貼數額，即廠商的受益超過納稅人的損失。這說明出口補貼（或生產補貼）增加了國內經濟福利。

二、新貿易理論在美國興起的深層背景

20世紀80年代初，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在美國興起，不是偶然的。

首先，它與同時代美國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有著密切聯系。隨著歐洲的復興、日本的崛起，美國逐漸喪失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經濟、科技和金融大國的崛起，成為在國際競爭中對美國具有較大威脅的經濟大國。80年代，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于美國的60%，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已在不少領域明顯超過西歐而對美國構成巨大挑戰，日本的對外貿易發展速度驚人，1979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較1955年增長了46.5倍，占世界貿易總量的比重隨之從2.3%提高到6.5%，而美國在同期則從14%下降到12%。【注釋】方連慶、劉金質和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上冊，第524頁。【注尾】當時，美國各界正在為國際競爭力開始下降而擔憂，日本和歐共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或保護等手段對高科技產業實行扶持政策，由此，在美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美國是否也應該對自己的目標產業進行扶持的爭論。歐共體對農產品的長期補貼政策，使得美國有時也考慮運用補貼或其他優惠政策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而非其競爭對手歐共體的農產品。而日本、韓國的汽車和家電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產業政策。為了重建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美國經濟學家開始考慮要么采取對抗性的貿易政策，在政府保護下發展一些支柱產業同日本和歐共體競爭，要么，對日本和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施加政治壓力或展開貿易談判，迫使他們降低在經濟領域的國家介入程度。在這種背景下，里根和布什兩屆政府在貿易理論、貿易思想上逐步背離了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所謂公平貿易和管理貿易。

其次，貿易政策在美國經濟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直到1960年，美國制造業仍然主要是向國內消費者提供產品，企業的競爭對手基本上局限于來自國內的廠商。此后，貿易的重要性開始上升，據統計，1960至1980年期間，進出口占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增長了一倍多，這表明國際因素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伴隨著企業競爭由純國內性質的問題轉變為國際性質的問題，貿易政策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美國的國內政策，而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對國際貿易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提高了國家貿易政策對國內經濟變量的影響力，貿易政策作為達到國內目標和反擊外國企業的不公平貿易的手段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第三，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迅速，以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為基礎的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已難以對此做出合理解釋。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間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發展迅速，這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古典理論的比較優勢說和新古典理論所秉持的要素稟賦論的解釋力降低，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新的分析框架。羅伯特?吉爾平認為“80年代的種種事態發展，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注釋】羅伯特?吉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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