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對美國貨物貿易順差的原因(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中國對美國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

一、雖然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是逆差，但在對中國的服務貿易方面卻是順差。

二、具體分析：

1、為什么美國對中國有貨物貿易逆差：

1）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包括美國在內的外企搬到中國來生產，然后再由中國出口到美國。在這種模式下，即使許多商品在中國并沒有產生統計數據中顯示的附加值，但在外貿統計上就算作中國的外貿順差。

2）不只對中國，美國對全球貿易長期存在逆差。美國與100多個國家之間都存在貿易逆差。美國經濟以服務業為主，低儲蓄、高消費，本國生產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求，需要進口大量消費品。貿易逆差實質上是美國利用別國剩余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的消費水平。

3）其實，中美之間產業結構以及消費結構的差異，形成中美之間較大數量的貿易順差，因此結論很明顯，中國承擔了產業鏈條上很多國家的順差轉移，這些順差的最終受益者并非只有中國。

2、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貿易順差：

美國的服務業貿易順差，主要得益于美國強大的科技優勢和金融優勢，以及美國先進的商業管理模式。美國科技領先、金融的主導地位以及商業模式的領先和創新，也成為了吸引全球人才和人口流動的中心，所以美國的旅游業的出口順差也就順理成章了。雖然計算機通信等新興技術和服務起源于美國，但是出于低端的勞動密集型電信和計算機服務，在美國的服務貿易中，不僅占據的比例不高，而且處于貿易平衡狀態。說明信息產業的低端服務在產業興起階段就已經向低成本地區進行轉移了。

3、所以誰吃虧了：

事實上，美方通過大量進口源自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大降低了美國人的消費成本，提升了“消費者剩余”，實際上是改善了美國消費者的福利，在宏觀上也有利于美國抑制通貨膨脹。“貿易逆差和利益逆差是兩碼事，在中美經貿合作中，美方是受益的，美國消費者享受到的實惠看得見。而中國承擔了產業鏈條上很多國家的順差轉移，這些順差的最終受益者并非只有中國。

中美貿易逆差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中美貿易逆差形成原因復雜，與兩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相關，政策取向、貨幣地位、儲蓄率低，這幾個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產生了美國巨額貿易逆差，這實質是美國國內深層次結構性原因。

第一、從政策取向來看，目前這種格局是美國在政策上“一放一收”的結果。

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1) 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2) 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所導致 自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

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4.中美貿易逆差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對美國的大量順差來自貨物貿易。而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世界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國家，提供的服務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

5.對華的直接投資掩蓋中美貿易逆差 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投資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

美國跨國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逆差”。 

6.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擴展資料：

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應該作為日常政策工具而無限期、無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余額高達3萬億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2%左右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

第三，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的轉變。

雖然出口導向是在內需不足情況下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戰略選擇，但其實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各級政府就一直在價值觀上，在實際利益的爭取上，對出口是積極支持的，在資源配置上對出口企業給與了許多的優惠。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對外向型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優惠就擠占了內向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從而對內需的擴大產生不利影響。

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和與之配套的優惠政策的過度推行導致我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太高，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率從2002年的42.7%上升到2006年的近70%。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越大，經濟的不確定性就會隨之增加。例如我國目前的出口增長率與美國GDP增長率高度相關（見圖6），這種現象表明我國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會受美國國內經濟的影響。

第四，國際收支雙順差給人民幣匯率造成持續的升值壓力。國際收支雙順差造成的巨額外匯儲備使我國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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