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超常規增長會有哪些影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問題？

一、 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面臨的挑戰 

首先，國際環境依然不容樂觀，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疲弱，還未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這給中國外貿出口帶動很大影響。2014年5月，美國“國債”突破16.7萬億美元“債務上限”；10月，美國政府17年來首次停擺，美國國債存在違約風險，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必然要受影響。一些新興經濟體增速也有所放緩，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采取的超常規財政刺激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我國的周邊環境還很不穩定，存在諸多威脅。這些因素對中國經濟必將產生許多外部壓力，包括經濟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內部體制出現障礙。中國能夠快速發展到現在，依靠的主要發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資、廉價勞動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產導向為基礎的舊有模式。舊模式中的三個要素或稱制度紅利、人口紅利、全球化紅利，把中國帶到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上，但是現在這種模式潛力已基本耗盡。中國人口老齡化非常迅速，人口紅利逐漸喪失，很快將迎來“劉易斯拐點”。2012年中國勞動力數量首次出現了減少，正以歷史最快速度從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轉變。經濟增速放緩，現有發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達到了高峰。此外，資源不足、環境污染，嚴峻的生態形式也是個棘手的問題，使得一直支撐經濟增長的體制內部出現了制度性疲勞和障礙。第三，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根據國際發展的經驗，新興市場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發展勢頭轉變軌跡，就像掉入陷阱一樣，最終出現經濟停滯。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現是上個世紀后半期若干拉美國家。2012年我國人均GDP已達6 100多美元，正處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艱難爬坡階段。

二、 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總體良好，但長期的快速發展，積累和遺留的各種問題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發展方式粗放落后，經濟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發展是粗放的，缺少內涵、質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續的。我國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經營方式上，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傳統發展模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發展不協調，導致資源嚴重缺乏。據有關方面測算，我國經濟增長中依靠資本和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占72%，依靠科技進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貢獻率僅占28%，而發達國家后者占50%―70%。具體來看，其一，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國經濟運行并沒有從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經濟結構方面，產業結構的失調依然存在，農業基礎薄弱，發展缺乏后勁，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等。

（2） 貧富差距過大。根據聯合國有關組織分析，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表示收入差距相對合理。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達0.474，遠遠超過0.4的警戒線，是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使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高收入階層手中。同時，城鄉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也都在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些問題如果不進行調節，就使人們的不公平感增加，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社會矛盾就突出，這也是上世紀許多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中國經濟以9.8%的速度持續增長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為7.8%，預計2013年約為7.7%，發展速度繼續放緩。過去作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正進行宏觀調控，日趨減緩；內需乏力仍是我國長期經濟發展的頑疾。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支撐外貿出口高速增長的國際環境也在改變，使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因素正在消減和逆轉。目前，雖然國內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但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繁榮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區域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由于我國改革開放的“梯度發展”政策，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指導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迅速拉大了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2011年GDP最高的廣東省為52 674億元，約是西部10省GDP的總和，是最低的西藏（606億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億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億元）的5倍。與此同時，中東部地區差距、南北差距、城鄉差距也隨之越來越大，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成為制約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

（5） 市場和資源環境有待改善。市場環境的好壞關乎經濟的發展，也會影響社會穩定。近年來，我國食品、醫療事件頻發，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從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蘇丹紅、地溝油，形形色色的安全問題，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健康；假冒偽劣、社會欺詐現象依然十分突出；社會誠信和社會道德水平依然不高。這些不良的社會現象嚴重污染市場環境，也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信心，阻礙內需的發展。此外，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現象嚴重，資源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高碳的能源結構使中國的發展處境極為不利，如果我國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積極進展，經濟的增長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

國際秩序之爭下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策略

本文要點：新興經濟體較快發展催生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同時對國際經濟秩序的調整與優化也提出了要求。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凸顯中國因素，中國不僅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接受者，更應是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推動者。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問題日益突出，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性、貿易保護主義及宏觀政策外溢性等挑戰亟待化解。中國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問題上既應考慮現有秩序的缺陷，也應考慮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綜合來看，中國應從以下六個視角構建“中國方案”，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堅持國際經濟開放性、國際金融中性、世界發展均衡性、國際投資非歧視性、宏觀政策非外溢性、治理平臺兼顧效率性與代表性。

當代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凸顯中國因素，中國不僅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接受者，更應是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推動者。我們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推動依法處理涉外經濟、社會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運用多種手段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然而，國際經濟秩序當前面臨什么挑戰?中國應著力推動國經濟秩序在哪些方面進行調整、怎么調整?這些都是當前迫切研究的焦點問題。

一、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挑戰及問題 Piffle365.買粉絲版權所有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增長分化，美國經濟持續改善的態勢未見逆轉，安倍經濟學未能助推日本經濟持續反彈而重陷負增長，歐洲經濟復蘇增長乏力，國際環境變化及深化改革訴求倒逼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結構調整。不同經濟形勢引發的各國差別化宏觀政策可能加劇政策溢出效應，世界主要經濟體分化加速世界經濟格局調整，內在因素要求國際經濟秩序同步變革。然而，迄今為止，國際經濟秩序并未出現實質性的調整，現有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挑戰及問題日益突出：

第一，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的問題日益突出。當前世界經濟格局變動內在要求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同步上升。以市場匯率測算，七國集團(G7)經濟總量占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比重則由25%上升至39%;若以購買力平價測算，G7經濟總量占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占全球比重則由36%上升至57%。要使國際經濟秩序具有代表性，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亟待穩步提升。盡管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份額改革中發達經濟體提出將向發展中經濟體轉移部分投票權，但該計劃目前由于美國國會阻撓尚未通過，而且即便通過了，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經濟秩序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國際經濟秩序不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問題日益凸顯。

第二，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性構成國際經濟秩序重大挑戰。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頓森林會議召開70周年，該會議確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持續運作至今，但該體系不穩定性的事實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急劇貶值，每盎司黃金的美元價格由35美元持續飆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國際儲備穩定性難以保障，本次危機以來美聯儲為自身經濟發展而超常規調節貨幣供應，近來伴隨美國經濟復蘇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QE)，引發新興經濟體資本跨境頻繁流動，不僅加劇國際金融不穩定性，而且影響國際儲備保值增值，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問題十分突出。

第三，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亟待國際經濟秩序創新協調。貿易自由化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國際經濟治理的重要目標之一。盡管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國際貿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貿易保護并未完全消除。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體，為應對本國經濟發展緩慢、解決就業問題、維持在國際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這些國家以貿易公平的名義，采取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等新的更為隱蔽的措施，實施貿易保護。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持續推行寬松政策促使本幣貶值以變相獲得競爭優勢，構成了當前貿易保護的另一形式，必須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以破解潛在的難題。

第四，宏觀政策的外溢性。為應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家倡導實施超常規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促進了全球經濟較快進入復蘇增長軌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經濟出現類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局面，釋放了宏觀政策協調的積極成果。但伴隨著全球復蘇增長，世界各國出現了持續的分化，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宏觀政策出現顯著分化，發達經濟體持續延續量化寬松政策，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面臨結構改革，宏觀政策分化引發國際環境波動，各國宏觀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響加大，宏觀政策亟待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 派智庫：政經資訊專家

第五，國際經濟治理平臺亟待發展完善。為應對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世界主要國家通過二十國集團(G20)平臺出臺了一系列重要舉措，促使全球經濟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覆轍，G20成了比G7或是八國集團(G8)更具代表性的國際經濟治理平臺。然而，伴隨著危機以來世界主要國家復蘇增長分化，G20成員不再像危機期間共同面臨經濟下滑問題，由此開展的國際協調也就出現分歧，各國關心的重點也開始分化，G20的效率面臨持續下降的風險。G20是維持危機應對的臨時性平臺或全球經濟治理的長久性機制嗎?G20與已有國際平臺是“替代”、“補充”的關系還是“合作”關系?這些重要問題尚未解決，世界亟待國際經濟治理平臺的發展完善。

二、中國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的六個策略與原則 本文來自派智庫

中國在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問題上既應考慮現有秩序的缺陷，也應考慮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綜合來看，中國應從以下六個方面推動國際經濟秩序調整優化：

第一，堅持國際經濟秩序的開放性。開放合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倡導開放應成為國際多邊合作的重要原則，積極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反對有悖于開放合作的區域壁壘的設置。更為重要的是，應針對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采取的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新特點，結合世界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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