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問題研究(3、 新形勢下，中國發展國際服務貿易的機遇與挑戰？)

服務貿易有關的國內外研究情況

為了建立服務貿易的純理論，各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西方經濟學家主要從兩個方面作了嘗試，一是嘗試建立獨立于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的服務貿易理論；另一個探索方向是運用既有的國際貿易理論對服務貿易進行解釋和分析，試圖將商品貿易理論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實現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一體化和一般化。國際上對于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為“適用論”，認為傳統貨物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適用于服務貿易。對于這個問題雖然仍有爭執，但大多數學者，例如迪爾多夫(AlanDeardorff，1984)、桑普森、斯內普（1985）、塔可(K.Tucker)和森德伯格（M.Sundberg）（1988）等經濟學家贊同將比較優勢理論加以適應性的修改基本能用于解釋國際服務貿易這個觀點。

第二為“不適用論”，例如馬庫森（J.Msrkusen，1986），基爾茲克斯基(H.Kierkowski，1987)，瓊斯(Ronald Jones)和基爾茲克斯基(H.Kierkowski)（1988）認為比較優勢理論是基于完全競爭前提下純理論，而現實中的壟斷競爭、產品差異化，尤其是發達國家產業內貿易的迅速發展應該用新貿易理論來解釋。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Krugman，1996）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提出的貿易模型不僅導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他認為，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能夠解釋產業內貿易，而規模經濟和與國際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相聯系的國際產品差異可以更好地解釋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這種狀況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尤為明顯。

其三是“改進論”，為大多數國際經濟學家所認可。認為科學技術革命已改變或正在改變傳統服務商品的特性，國際貿易原理的合理內核適用于服務貿易。但由于服務自身客觀存的特性確實使得商品貿易理論的解釋力不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不能完全套用，需要進行模型的擴展和修正。事實上，許多學者也在不斷地對比較優勢理論在服務貿易領域的應用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服務貿易領域同樣存在

比較優勢的合理內核，只不過對服務貿易的某些特征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主要是許多商品和服務的投入往往交織在一起，比較成本難以獲得，從這個角度看，把比較優勢應用到服務貿易中，存在明顯的度量問題。1990年，伯格斯將服務和技術差異因素引入傳統模型用于分析國際服務貿易，以主流貿易理論中的H-O-S模型為基礎，進行了簡單的修正，得到詮釋服務貿易的一般模型。此外，薩格瑞也將技術差異因素引入H-O-S模型進行擴展，分析了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克萊維、巴格瓦蒂等人通過兩要素一般均衡模型解釋服務價格的國際差異，以分析服務貿易發生的基礎，認為各國要素稟賦不同導致的服務價格差異可能是服務貿易產生的堅實基礎之一。二戰后，國際貿易出現了傳統的H-O-S模型無法預示和解釋的格局，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兩個全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新貿易理論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

2．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對知識型服務貿易研究與國外基本一致，前期主要是對西方理論研究成果的介紹性研究上。后來隨著GATS的簽署和中國服務業市場的逐步開放，極大推動了服務貿易理論在中國的研究進程。

20世紀90年代，國內對知識型服務貿易的研究開始發展起來。國內對知識型服務貿易的探討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對服務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代表有：程大中、陳憲（2002）的《服務貿易理論研究：現實基礎、總體狀況及初步設想》，總結了西方服務貿易理論研究的總體狀況，并在些基礎上對中國服務貿易理論的研究提出設想。楊圣明、劉力（1999）《服務貿易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從探討服務貿易的概念開始，研究了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服務貿易的適用性，國際服務貿易的決定，國際服務貿易壁壘及服務貿易自由化等問題。

二是通過一些實證研究，對我國服務貿易總體或行業競爭力進行的測度和評估。黎潔、趙西萍（1999）研究國際旅游競爭力，他們主要運用波特產業國際競爭力模型，初步提出了國際旅游競爭力測試的一些評價指標；劉維瑛、宋濤（2005）運用了競爭貿易指數（TC指數）對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測量。魯志勇（2002）分析了銀行業的服務競爭力，比較全面的分析了商業銀行競爭力的構成要素，初步建立了商業銀行競爭力指標的框架體系，共計40個指標。郭海虹（2002）運用貿易競爭優勢指數（TC指數）和國際市場占有率指標對我國運輸、通訊、計算機信息、金融與保險、旅游服務的競爭力進行了測算。譚小芬（2003）利用服務貿易總量、服務貿易出口結構、服務貿易差額與服務貿易競爭系數、服務貿易逆差的結構等指標進行國際比較，得出我國服務貿易總體競爭力較差，出口結構不合理，在新興服務行業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傳統服務行業方面的差距大，服務業開放程度低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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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形勢下，中國發展國際服務貿易的機遇與挑戰？

面對當前的國際形勢，我國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摘 要] 中共十六大對剛邁進21世紀的作出了兩個清晰而準確的基本判斷：一是黨所處的歷史方位，二是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從兩個基本判斷出發，全面客觀地審視我們當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所提供的機遇和挑戰。

[關鍵詞] ； 國內外環境； 機遇和挑戰

剛邁入21世紀之時，在十六大清晰而準確地作出兩個基本判斷：

一是黨所處的歷史方位。我們黨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

二是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歷史任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啟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

人深刻地理解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必將在前進路上不迷失方向；清醒地牢記自己的歷史任務，必將為實現奮斗目標而不動搖。從上述兩個基本判斷出發，全面客觀地審視我們當今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所提供的機遇和挑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21世紀初期是中國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期

從國際環境來看，和平、發展、合作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潮流。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有利于保持國際環境的總體穩定。穩中有變、和中有斗、緩中有緊、喜中有憂，對我國利多于弊。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生產要素流動和產業轉移加快，我國與世界經濟的相互聯系和影響日益加深。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相互補充，外部環境總體上對我國發展有利。

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國經歷了56年的建設，已經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成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居于世界第7位，中國進出口貿易居于世界第3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布的國際形勢黃皮書《2006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認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超過日本（第7位），居世界第6位。從整體實力看，中國仍屬于國力次強國家。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新階段，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條件：

（一）發展需求勁頭足

第一，居民消費結構迅速提升。我國居民消費結構正處于迅速提升的狀況。“老四件”（即手表、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持續了幾十年，80年代逐步興起的“新四件”（即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高級音響）現在已司空見慣，進入21世紀之初的“新新四件”（即商品住房、小汽車、通訊、旅游）正迅猛發展。隨著居民消費結構逐年升級，居民消費支出總額倍增。2000年城市居民消費開支只有2184元，到2004年達7180元，增長達3.3倍；2000年農村居民消費開支只有515元，到2004年達2185元，增長4倍多。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消費市場非常廣闊，商機無限，廣大人民改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無窮盡動力。

第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據2005年12月經濟普查第三號公報發布，我國2004年一、二、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第一產業為13.1%，第二產業為46.3%，第三產業為40.7%。這表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但仍未達到完全合理和優化。十六屆五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將對產業結構調整實施大動作，要重點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二是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三是加強基礎產業設施建設。

第三，加速城鎮化的進程。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2003年我國城鎮化占40.53%，預計2010年達到47%，2020年達到55%。加速城鎮化的進程，不僅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同時是保持我國發展需求的勢頭一項長遠的舉措。

（二）發展基礎較好

第一，我國有取之不盡的勞動力資源，擁有豐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資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創新能力。

第二，基礎設施不斷改善。在5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我國“十五”計劃期間完成了一批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設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峽工程。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已初見成效。南水北調正在籌劃實施中。到目前為止，全國高速公路大體聯網，最低程度是省內聯網。

第三，科技教育基礎較好。建國以來，經過幾代人的持續奮斗，我國科技和教育事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學科體系，擁有一支可信賴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隊伍；我國國民教育體系相當龐大，已擁有保持在校學生一千多萬的共計1731所高等學校，全國普及義務教育人口達適齡兒童的98%左右，整個國家的文化科學知識素質有很大提高。

2006-7-25 16:25 jerry

（三）初步具備發展的體制保障

以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國內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逐步形成，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逐步接軌；政府職能正朝著“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轉變，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四）社會政治保持長期穩定

黨中央和國務院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高度重視保持社會穩定。一是正確對待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發展變化的種種表現，特別是群體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時發現，正確處理，有效處理；二是高度警惕來自敵對勢力的破壞、顛覆和滲透等活動，重拳出擊違法犯罪的案件，以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二、21世紀初期是中國各種矛盾的凸顯期

（一）兩個基本情況

1.我國是個經濟大國，卻不是經濟強國。以2002年為例，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127個國家中排在第73名。美國等18個國家早已完成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變，即第一次經濟現代化；現在美國等6個國家已經從工業社會進入知識社會的發展階段，即進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進程；其他12個國家也邁入第二次經濟現代化的起步階段。

中國目前還在推進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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