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海上貿易發展史(全球范圍內海上商貿之路歷史變遷)

全球范圍內海上商貿之路歷史變遷

故答案為：

示例一：

信息：從區域性的海上航線延伸為全球性的海上航線．

說明：古代海上商貿之路基本上集中在亞非地區；新航路開辟后，海上商貿之路延伸為全球性的交通網絡．

示例二：

信息：從以中國為主導到以歐洲主導．

說明：明中葉以前，中國國力強大，一直掌握著海上商貿之路的主導權；隨著新航路的開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西歐各國逐漸掌握了海上商貿之路的主導權．

示例三：

信息：從和平之路逐漸演變為擴張掠奪之路．

說明：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以來，促進了巾國與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一直是友好交往的和平之路；新航路開辟以來，伴隨著歐洲人的是劫掠、征服、殖民．

示例四：

信息：由奢侈品交換到各種物質與文化在全球范圍內傳播．

說明：古代海上商貿之路交換的主要是奇珍異獸及絲綢、瓷器、香料等奢侈品；新航路開辟以后，各種商品、文化、物種通過海上商貿之路而在全球范圍內擴散交流．

示例五：

信息：由貢賜貿易轉化為商品貿易．

說明：古代中國海上商貿之路以貢賜貿易為主，不重視利潤；新航路開辟后，以歐洲為主的商品貿易重在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海上絲綢之路是怎樣發展的？

與陸路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與繁榮的同時，唐宋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大大繁榮起來。

大唐帝國的號召力與凝聚力，也吸引著東南亞廣大地區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遙遠的印度洋諸國，這就大大促進了海上絲路的進一步發展與繁榮。

原來，定都于長安的唐帝國，在建國后的一段時間內，主要關心的是同中亞、西亞的陸路交往。主觀上并未側重海上交通與貿易事業。但是，伴隨著大唐帝國國勢的強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國家。廣州承襲了秦漢以來的傳統，繼續發揮著國際海上貿易中心的作用。特別是由于隋代開鑿了大運河，使洛陽與揚州在經濟上的地位大為突出，成為唐代兩個最大的商業中心。揚州的繁榮，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在南海方面的貿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洛陽和揚州成了廣州的新后援體。揚州不是唐帝國的都城，不在天子腳下而能發展成一個商業大埠，令詩人杜牧寫出“十年一覺揚州夢”那樣傳誦千古的佳句，說明它所經營的商業和市場，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為廣泛的市民的需求。這對于海上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

公元7世紀，南海海上交通與貿易大大活躍。它表現在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諸國的紛紛來朝上。波斯商人抵達南海，再北上中國沿海諸港活動；再進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漸漸成為南海貿易的居間商，他們的商船更逐漸成為南海、印度洋地區來華貿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這種形勢的發展，終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夠重視。公元8世紀初，即714年以前的某個時候，唐朝設立了一個新的、專門負責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

唐代中國逐漸重視海上貿易，并不是偶然的。與陸路交通狀況相比，海路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滅波斯薩珊王朝的戰爭，以及此后唐帝國與阿拉伯人的沖突使陸上交通受到影響；同時，唐代中國造船業更加發達，造出的“埤倉”巨舶，長50～60米，可載五六百人。此時的中國海船已完全具有遠航能力，無須像漢代那樣，“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他寫下的《東來中國行記》中說，中國船經常停泊在波斯灣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馬蘇迪在《黃金草原和寶石礦》這部歷史名著(寫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則記述了中國船舶經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奧波拉和巴士拉”。

這一時期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質量、規模和航海技術等也均有長足的進步。它們當中的“昆侖船”、“錫蘭船”等，都享譽中外。在唐中葉，據說錫蘭船是外國船中最大者，其規模長20丈，載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與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數丈”，其規模可想而知。當時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團，就有數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處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識之大成，唐代的賈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記述了那條著名的南海大商道，當時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海上航線從廣州出發，越過南中國海，橫穿馬六甲海峽，到達當時南海中的大國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地區的古國)；經過馬來半島西岸，到達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印度。由印度再駛向阿曼灣，抵達波斯灣頭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最終可從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國首都報達(即巴格達)。華船從廣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時間，大約共需要三個月左右。這條航線把中國、東南亞、南亞和阿拉伯地區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國南方的廣州，是當時世界聞名的港口。從波斯灣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國家駛來的海船，帆檣云集；香料、珍寶等各種貨物，堆積如山。唐代宗在位時，每年抵達廣州的各國船只達到4000艘，可見當時海上絲道，真是盛況空前。由于對外貿易的興盛，除了廣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寧波)、江都(今江蘇揚州)等港口與城市也發展起來。在廣州和其他港口城市，還設有讓外國人進行交易的市區，都歸市舶司管理。

這樣，從中國向西方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匯集在尼羅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著溫潤的海風，從海上溝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線平行的陸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動脈，被當時的人們稱為“大道”和“正路”。它東起蘇伊士地峽，穿過錫爾提卡長達500公里的荒涼地帶，沿著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經過巴爾卡、的黎波里、凱魯萬、塞蒂夫、提阿雷特，直達非斯。這條驛道從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計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驛路又通過沿海港口，同南歐、西歐各國連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邊的丹吉爾，從海上越過直布羅陀可以通伊比利亞半島。公元756年，倭馬亞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獨立的王朝，很快繁榮富強起來，成為吸收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通道。另一條海上航路從突尼斯和貝賈亞通向西西里島。公元9世紀穆斯林開始了征服西西里的軍事行動。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傳播東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求中國航運發展史，比如：從哪個朝代開始，都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我華夏民族本是不畏懼海洋的！我們航海史比誰都長！成就也無比輝煌！

從夏朝時，華夏先民們便在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之間，設有一條定點的往返航線。

東周時，沿海諸侯國已經可以建造巨大的樓船，掀起大規模的海上探險、海上運輸、海外貿易及頻繁的海戰。

春秋時期，我們開辟了第一條對日航線，是左旋環流航線；戰國時期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又開辟出一條經由對馬島直航日本北九州的航線。

秦朝徐福東渡就是走的后一條航線。

西漢時，我們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

東漢時，在中外航海貿易商的努力下，實現同羅馬帝國的貿易對接，兩個負責任的大國終于直航了。

三國時，曹魏開辟了第三條對日航線。‘舟輯為輿馬，巨海化夷庚’的東吳，更開辟了第三條西方航線。

孫權還曾派艦隊七次遠征遼東。又命衛溫率上萬人的艦隊遠征東南沿海，這次偉大的航行在歷史上首次將臺灣、海南島納入我國版圖。

南北朝時，又探索出了第四條對日的航道，稱為南道。很多的中國人沿著這條航線到達日本，在日本定居了下來，也將日本徹底納入了中華文明圈中。

唐宋時，是我們航海事業最繁榮的階段。此時我們對日本經濟文化強勢輸出，同南洋的貿易延續之前的良好態勢，與阿拉伯帝國一起，將亞非的航海推向了頂峰。

國朝初年，華夏的航海力量達到了最頂峰。鄭和下西洋的龐大艦隊，無論艦船數量還是噸位，都幾十倍于七十多年后的哥倫布船隊，到目前為止還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遠洋艦隊！

然而最近一百幾十年來，我們的航海事業卻出現了一段空白期。

擁有世界第一海軍的大明，忽然喪失了擁抱海洋的興趣，關上門過起自己的日子了。

對此，許多史學家夸夸其談，從文化、人種、制度等各種角度，進行了狗屁不通甚至別有用心的解讀。

他們完全無視我華夏漫長悠久的航海史，非說我們就是個陸地民族，對海洋有天生的恐懼之類……

其實原因哪有那么復雜？根本原因就一個，奧斯曼帝國崛起，干趴了歐洲十字軍，搶占了君士坦丁堡，阻斷了東西方航路，然后沉迷西征不可自拔。

當阿拉伯商人不再出海，威尼斯商人無法追尋馬可波羅的足跡來到東方，大明跟誰去進行遠洋貿易？呂宋島上曬太陽的土著，還是瘋狂內卷的印度人？

于是出海就成了賠本買賣，艦隊規模越大賠得越多，最終以‘正義使者’劉大夏怒燒鄭和航海圖，為大明虧損累累的航海事業，畫上了休止符。

至于為何大明不像歐洲人那樣執著，尋找其它的航路呢？

因為大明沒有壓力啊。它地大物博、高度發達，關上門還可以做東亞強國。

歐洲人不和大明做生意，生活水平卻直線下降，皇后沒有華美的綢緞做裙子，國王沒有精致的瓷器喝下午茶。

他們甚至連茶葉都沒有了！

這日子他喵的怎么過？于是繞開奧斯曼，重新和東方建立聯系的艱苦探索開始了……

在一代代西方航海家舍生忘死開辟新航路的同時，大明卻在歲月靜好中漸漸淡忘了海洋的味道。

結果錯失了人類文明重新洗牌大航海時代。

摘自三戒大師《小閣老》第二百二十一章 大明還要偉大一百年

海上絲綢之路有著怎樣的發展史？

首先，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的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就已經開始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千米的惠陽平原，就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并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了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布區域的研究可以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于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也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制造25～30噸的木樓船，而且還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輸出品主要有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等，輸入品主要有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其次，西漢中晚期和東漢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赍黃金雜繒而往……”這就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于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后。東漢時期航船已經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也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甚至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著這條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真正形成。

在漢代，隨著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也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薰爐）和家內奴仆（托燈俑）乃是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的。

兩漢時期，版圖擴張到了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于是政府就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比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于此，備其所求，與交”。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比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龍編（今越南河內）、布山（今貴港）、桂林（今桂林）和廣信（今梧州）等等。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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