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海外安全風險評估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13條 內容是什么？)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發展情況

可以說從植物檢疫誕生的那天起,在制定植物檢疫措施時,人們就一直在進行著有害生物風險分析。但是,近20 多年來,由于在實際運用中存在著對PRA 理解上的差異以及PRA 在貿易上的重要性,人們才開始對PRA 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借鑒風險分析在核工業以及環境保護領域中的應用情況,把風險的概念從相關領域真正引入到植物檢疫領域。目前各國植物檢疫機構普遍采用的PRA ,就是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的國際標準和準則概念上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聯合國糧農組織1999 年版的《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第5 號:植物檢疫術語表》的定義為:評價生物學或其它科學、經濟學證據,確定某種有害生物是否應予以管制以及管制所采取的植物衛生措施力度的過程。我國加入WTO 后, PRA 在保護本國農業免受外來危險性有害生物的入侵及促進國內農產品出口貿易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PRA 對于我們大多數農業工作者來說還是一項較新的知識,了解PRA 的發展歷程,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和運用PRA具有重大意義。 1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在中國的發展歷程1981 年開展了“危險性病蟲雜草的檢疫重要性評價”研究,1991 年成立“檢疫性病蟲害的危險性評估( PRA) 研究”課題組,1995 年5 月成立中國植物PRA 工作組;以這三件大事為標志,大致上可把我國的PRA 研究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

1.1 類似PRA 的時期(1916～1980) 早在1916 年和1929 年,我國植物病理學的先驅鄒秉文先生和朱鳳美先生就分別撰寫了《植物病理學概要》和《植物之檢疫》,提出要防范病蟲害的傳入的風險,設立檢疫機構,這可以看作是我國PRA 工作的開端。

解放初,我國的植物保護專家根據進口貿易的情況,對一些植物有害生物先后進行了簡要的風險評估,提出了一些風險管理的建議。據此,我國政府1954 年制定了“輸出輸入植物應施檢疫種類與檢疫對象名單”。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國在這一領域的工作陷于停頓,直到70 年代末才恢復。這一時期所做的工作比較簡單,還沒有引進PRA 的概念, 但是確實是不叫PRA 的PRA 工作。

1.2 積極探索的時期(1981～1990) 1981 年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的研究人員,開展了“危險性病蟲雜草的檢疫重要性評價”研究。他們對引進植物及植物產品可能傳帶的昆蟲、真菌、細菌、線蟲、病毒、雜草6 類有害生物進行檢疫重要性程度的評價研究,根據不同類群的有害生物特點,按照為害程度,受害作物的經濟重要性,中國有無分布,傳播和擴散的可能性和防治難易程度進行綜合評估。研究制定了評價指標和分級辦法,以分值大小排列出各類有害生物在檢疫中的重要性程度和位次,提出檢疫對策。分析工作由定性逐步走向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在此項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有害生物疫情數據庫”和“各國病蟲草害名錄數據庫”,為1986 年制定和修改進境植物危險性有害生物名單及有關檢疫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

與此同時,還開展了以實驗研究和信息分析為主的適生性分析研究工作,如1981 年對甜菜銹病,1988 年對谷斑皮蠹,1990 年對小麥矮腥黑穗病的適生性研究,對適生性分析的研討也促使了一些分析工作的開展。

1.3 正式發展的時期(1991～1994) 1990 年國際上召開了亞太地區植物保護組織(APPPC) 專家磋商會,中國開始接觸到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PRA) 這一新名詞。之后,對北美植物保護組織起草的“生物體的引入或擴散對植物和植物產品形成的危險性的分析步驟”進行了學習研究。中國也積極開展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研討,并積極與有關國際組織聯系,了解關于PRA 的新進展。

199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的實施,使中國動植物檢疫進入了新的發展歷程。隨著FAO 和區域植物保護組織對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的重視以及第18 屆亞太地區植物保護組織(APPPC) 會議在北京的召開,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高度重視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在中國的發展,專門成立了中國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課題工作組, 廣泛收集國外疫情數據,學習其他國家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方法,研究探討中國的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程序。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在中國進入了一個發展時期。

(1) 1991 年,由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主持,原國家動植物檢疫局和原上海動植物檢疫局的專家和檢疫官員參加的農業部“八五”重點課題“檢疫性病蟲害的危險性評估(PRA) 研究”,該項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幾項成果: ①探討建立了檢疫性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分以輸入某類(種) 植物及其產品風險為起點和以有害生物為起點的分析程序。②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和量化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具中國特色的、有建設性的量化方法。③對馬鈴薯甲蟲、地中海實蠅、假高梁和梨火疫病等國家公布禁止進境的危險性病蟲雜草在我國的適生潛能進行分析,為檢疫的宏觀預測提供了科學依據。④ 對輸入小麥、棉花的有害生物風險初評估,收集、整理了國內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廣的小麥、棉花有害生物名錄,并就PRA 有關的有害生物的名單建立與重要性排序的思路提出意見。對引進小麥的檢疫對策提出了意見。

(2) 1984 年建立的農業氣候相似分析系統“農業氣候相似距庫”,開展有害生物在中國的適生性分析工作。如1990 年對甜菜銹病,1994 年對假高粱,1995 年對小麥矮腥黑穗病的適生性分析。

(3) 1989 年原農業部植物檢疫實驗所引進澳大利亞Sutherst 等1985 年建立的CL IMEX 系統。利用此分析系統1990 年對美國白蛾、1993 年對地中海實蠅、1994 年對蘋果蠹蛾和1995 年對美洲斑潛蠅進行了適生性分析,為有關的有害生物的檢疫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4) 在有害生物信息系統建立以前的數據庫基礎上,根據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需求, 1995 年建立了“中國有害生物信息系統”。

(5) 1992 年,在中美市場準入談判中為解決美國華盛頓州蘋果輸華問題,開展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中國的第一份正式的PRA 報告“對美國(華盛頓州、加利福尼亞州) 地中海實蠅的危險性分析”(1993 年) ,為中美植物檢疫談判提供科學依據。

(6) 中國的PRA 專家出席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國際植物保護公約秘書處關于PRA 的國際標準起草的一系列工作組會議。一方面結合中國的PRA 工作經驗參與PRA 的補充標準的起草,發表了觀點;另一方面也從每次會議中學到了許多,促進了中國的PRA 工作, 并及時將有關文件譯成中文進行學習、研究。

(7) 隨著國際貿易迅猛發展,如何減少檢疫對貿易的影響,已被國際社會所關注。在中國加入WTO 的談判,及在此之前與美、澳、歐洲共同體市場準入談判以及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最后文件的簽署,都表明了中國政府也十分重視這一問題。

1.4 全面推進的時期(1995 ――) 從前兩個時期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的PRA 工作起步不晚,起點不低。到1995 年,將PRA 限于科研階段已經遠遠不能適應當時的發展需要。因此,1995 年5 月在以前成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課題組和臨時性工作組的基礎上建立了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該工作組由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動植物檢疫局領導。工作組分為一個辦公室,兩個小組(風險評估小組和風險管理小組) 。辦公室由專家和項目官員組成,主要任務是負責協調工作組與政策制定部門關系,推動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評估組負責評估工作,提出可采取的植物檢疫措施建議。管理組負責確定檢疫措施。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的基本任務就是保證植物檢疫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以科學的生物學基礎為依據。

中國PRA 工作組是在原國家動植物檢疫局直接領導下的高級的技術和政策的工作班子,為緊密型、權威性的專家組。工作組的成立有利于推動PRA 工作的開展,便于組織和協調,工作組的形式也是一種嘗試。中國PRA 工作組的成立表明中國正式承認和開始應用PRA ,同時是對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的“實施動植物檢疫衛生措施協議(SPS) ”承諾后的具體行動,也意味著中國植物檢疫的新發展和進步。工作組在參考了聯合國糧農組織“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準則”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的協議”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中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程序”。同時中國PRA 工作組也制定了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的具體步驟和方法。

目前,中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工作組正按照既定時間表對有關檢疫政策和有關國家農產品進入中國問題進行分析。各國向中國輸入新的植物及植物產品項目都要進行有害生物風險分析,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已經成為中國檢疫決策工作必不可缺的環節。該工作組的成立成為中國PRA 發展新的里程碑。從1995 年到加入WTO 前,我國就完成了約40 個風險分析報告,這是歷史上完成的風險分析報告最多的階段,涉及到美國蘋果、泰國的芒果果實、進口原木、阿根廷的水果、法國葡萄苗、美國及巴西的大豆等等,對保護我國農業生產安全的產生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加入WTO 后,我國PRA 工作得到了更大的重視, 發展速度顯著加快,進入了全面與國際接軌的快速發展時期。

2 當前PRA 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我國PRA 工作起步相對較晚,技術力量還較薄弱。PRA 理論體系還不夠完善;且僅在成立了國家級PRA 工作組,各省區的PRA 基本未開展。二是全國有害生物普查或調查開展的深度和廣度不夠,同時對國外有害生物信息的了解掌握不全面,進行PRA 所需的有害生物數據庫信息系統不夠完善。三是出境PRA 不多。我國目前完成的PRA 報告多是針對進境農產品的PRA ,而國外做了很多針對出口農產品的PRA ,促進其農產品出口。四是內外檢部門溝通和配合不夠。我國許多單位都認識到PRA 的重要性,開始開展PRA ,特別是內外檢部門,但由于溝通不夠,易造成重復工作和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5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重要性

可以說從檢疫誕生的那天起，在制定檢疫措施時，人們就一直在進行著風險分析，這就是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目前，WTO各成員國大都把風險分析作為制定動植物檢疫措施的基礎。

風險分析的重要性表現在如下4各方面：

1．風險分析是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貿易規則《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的主要原則之一。

2．風險分析是WTO各成員國動植物檢疫決策的主要技術支持。

3．風險分析可保持檢疫的正當技術壁壘作用，充分發揮檢疫的保護功能。

4．風險分析能強化檢疫對貿易的促進作用，增加本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機會 1.1 美國的PRA 發展幾百年來不斷地有新的生物體被從海外帶進美國并且在美國定殖。在上世紀70 年代以前的480 年的時間里,有1115 種新的昆蟲已在美國定殖,增加了美國昆蟲總量的1 %。為了控制外來有害生物的入侵,保護本國農業生產的安全,美國在70 年代就建立了一個對尚未在加州定殖的有害生物進行打分的模型,這一分析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每種有害生物依據一些指標打分,得分越高,該有害生物就越危險。經濟影響(包括損失和額外費用) 主要分為:沒影響(小于10 萬美元) 、影響較小(在10 ―100 萬美元之間) 、影響較大(大于100 萬美元) ;社會影響:最多影響到100 萬人、影響100 ―500 萬人(占加州人口的25 %) 、影響500 萬人以上;此外還考慮環境影響。該模型考慮了社會及環境影響的重要性,而不是僅局限于考慮市場的影響。美國針對每種有害生物進行PRA 時所采取的評估信息研究工作在美國乃至世界植物檢疫的歷史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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