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影響因素研究(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影響因素及其效應研究的內容簡介)

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影響因素及其效應研究的內容簡介

本研究以國際貿易理論、競爭力理論以及貿易效應理論為依據，對我國茶葉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因素及其效應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從而了解哪些因素決定了我國茶葉貿易的發展？我國茶葉貿易又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力求尋找增加茶葉貿易的途徑，為政府提供針對性的對策和建議。

研究內容主要分為以下部分：首先回顧了我國茶葉貿易的發展歷程，接著分析了世界茶葉市場的供求與競爭狀況，讓我們了解到中國茶葉貿易的現實環境。在此基礎上對茶葉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如下方面的分析：茶葉貿易的成本一價格、茶葉貿易的經營主體包括茶農戶和茶葉企業、國際國內政策及環境、進出口因素以及在主要出口國家市場包括摩洛哥、日本、美國、烏茲別克等的競爭力進行了系統深入地分析。最后就中國茶葉出口對世界市場、國內茶農戶、茶葉企業、地區經濟、生態環境等的影響效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

研究結果表明：世界茶葉市場處于壟斷競爭的狀態，茶葉供給大于需求；我國茶葉出口企業的成本構成很復雜，其中成本高于價格，茶葉出口企業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我國茶農戶中直接生產大宗鮮葉交售給出口企業的農戶行為對出口起著直接的影響作用，而生產名優茶到交易市場被茶葉企業收購部分的茶農戶的行為對出口起著間接的影響作用；茶葉企業特別是茶葉出口企業直接決定著茶葉的出口貿易；技術壁壘對我國茶葉出口影響很大，起著阻礙的作用；政策特別是國內外貿政策直接影響我國茶葉貿易；中國茶葉在主要出口國家市場競爭力各異：其中在摩洛哥市場具有競爭力，在日本市場不具有競爭力，在美國和烏茲別克市場雖然有競爭力，但是茶葉出口結構與進口市場結構發生沖突，從而影響了茶葉貿易的發展。我國茶葉出口對世界綠茶價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主導著世界綠茶市場，但不能主導世界紅茶市場；同時我國茶葉出口影響著世界茶葉消費結構等；我國茶葉出口對地區經濟起著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對茶葉生產和貿易大省，如浙江、福建、安徽等；同時影響著我國茶葉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茶葉出口反過來影響著茶農戶的生產經營行為；茶葉出口決定著茶葉出口企業的命運并直接改變茶葉出口企業行為；出口貿易對山區生態經濟環境也具有間接的影響。

針對研究結論，我們提出如下對策：首先，盡快加強茶葉企業的規范化管理，轉化企業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質量水平，從而降低出口成本；其次，從源頭把關茶葉質量，例如，規范茶農戶的生產行為、嚴格審查茶葉企業特別是茶葉出口企業的生產技術、操作流程等每一個環節，提高出口茶葉的綜合質量水平；第三，繼續穩住傳統出口市場，特別是摩洛哥市場；同時，對美國和烏茲別克市場要進行研究，調整我國茶葉出口的結構，提高我國在美國和烏茲別克市場的出口潛力；對日本市場，我們要轉換經營策略，開拓新市場；第四，我國茶葉出口企業要與國際化接軌，及時地獲取市場信息，引進先進的技術、經營理念和技術人才，講究策略，重視茶葉生產和貿易的每一個環節，穩定老客戶，開拓新市場；第五，政府要加強調控力度，對茶農戶和茶葉企業給予相應的鼓勵和措施，例如，給予茶園生產基地補貼、獎售政策等；地方政府發展山區茶園生態旅游業，改善山區環境，增加茶農收入，促進茶產業發展和茶葉貿易發展，使中國茶產業及茶葉貿易向良性化發展。

中國茶葉出口貿易影響因素及其效應研究的作者介紹

許詠梅，女，安徽桐城人。1995年9月至1998年6月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3年9月至2006年6月就讀于中國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獲管理學博士學位。2006年10月12日進入浙江大學管理學院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工作，2008年9月出站。現為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農產品貿易、農業經濟、茶葉經濟方面的研究。 近年來，已分別在《國際貿易問題》、《中國農村觀察》、《農業經濟問題》、《世界農業》、《農業現代化研究》、《茶葉》等學術性刊物上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著作一部（《中國茶產業競爭力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8）。主持中國博士后基金一項，參與國家部級和省級課題6項。

中國出口茶葉貿易背景

中國有著悠久的制茶品茶歷史,中國茶葉對外貿易同樣 也有著 1500 余年歷史。我們知道著名的貿易通道有絲綢之 路,明代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也使茶葉遠播世界。最早的茶 葉對外貿易可以在追溯到公元 475 年,在公元 475 年到公元 1644 年的這一千余年里,茶葉對外貿易主要是以物易茶為 主。 最早記錄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時間是在公元 473 年至 公元 476 年間,由土耳其商人來我國西北邊境以物易茶。 唐 肅宗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紇地 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以后中國茶葉通過海、 陸“絲綢之路”輸往西亞和中東地區,東方輸往朝鮮、日本。 明代 (1368-1644) 是中國 古典 茶葉向 近代多 種茶類 發展 的開 始時期,為清初以來大規模地開展茶葉國際貿易提供了商品 基礎。鄭和七次組率船隊,出使南亞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變化！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0）繼之有人開設專門與外商做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廠、茶號，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業務的茶莊基本取代了原來的“西客”。漢口的情形與福州相似，原來經營輸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寧、祁門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勢下，這些茶商學會了新的經營方式，取代了傳統商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漢口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主要的中英貿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漢口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羅威廉引用西方觀察家們的話說：“假如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涉足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葉是漢口存在的惟一理由。”這種說法固然有點言過實在，但可見茶葉貿易對于漢口的重要性，所以羅威廉又說：“正是由于茶葉貿易的巨大份額，才使得當地茶葉市場成為西方影響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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