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茶葉對外貿易衰退的影響(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近代中國茶葉產銷的變化趨勢和原因

茶葉是中國19世紀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在1886年出口量達到歷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因此，人們習慣上將該年作為中國茶葉國際貿易由盛轉衰的標志。僅從出口量上看，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因為，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危險處境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暴露無遺了，即印度紅茶在英國、日本綠茶在美國都已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在這兩個茶葉消費大國的市場份額正在被強勁的對手所瓜分。只是由于在這個階段中國出口俄國的茶葉增長迅速，出口總量直至1886年仍在增長，危機情況暫時沒有顯現而已，但危機的種子卻早已埋下了。①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中國本來應該有機會借茶葉出口實現農業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葉加工又可以促進工業的發展。但現在看來，這只是今人的一種美好的愿望，在那個時代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中國茶葉出口一蹶不振并不簡單的是茶葉本身的問題。茶葉出口危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19世紀中國社會的危機。

印度、錫蘭茶業雖然興起較晚，但因為其生產方式的先進，很快超越了中國茶業。在茶葉的種植方面，中國茶葉生產與印度、錫蘭非常不同，后者是大規模茶園生產，且為歐洲人控制，采取先進科學的管理方法，不僅產量高，而且品質優良。印度阿薩姆地區的茶園全是大面積經營，有的茶園面積達千畝以上。這種經營資本雄厚，有條件對茶葉生產的各道工序進行科學實驗。比如在茶葉品種的選擇上，印度最初多選用中國茶種，但英國人經過對比實驗，發現印度土產茶種更加優良，最后不但放棄了大規模引進中國茶種的最初嘗試，而且連中印雜交品種也不再栽培了。①中國則任由農民種植于“畸零之土地”即不太適合耕作莊稼的土地上，如山坡、屋旁田邊等，只視為一種副業；中國茶農“所注重在于他種農作物，故對于茶葉之采摘多漫不經意”。②茶農也無力給土地提供肥料，更不可能定期更換種茶的土地，茶園在年復一年的連續使用之后漸趨耗竭。英國人最初在阿薩姆種茶時也仿效中國人，選擇在山坡處種植，但實驗結果很不理想，于是將茶園選定在土地肥沃的大河沖擊地帶，產量大幅度上升，品質也得以提高。大農場集中經營、科學管理，與小農分散耕種、各自為政相較，優劣高下，不言自明。

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中國茶農更是處于劣勢。傳統的小農經營方式使中國茶農只能被動地去適應市場，而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又使中國茶農處于愚昧狀態，任人宰割。嚴中平指出，研究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一定要注意茶葉生產的特殊性問題。因為一般地說，生產周期越是短的行業，就越能適應市場的變化，從而調整產銷結構；反之，越是生產周期長的行業，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就越低。茶葉生產無疑屬于前者。茶樹從培植到產茶旺盛期，需生長八年，此間茶農無任何收益可言；旺產期可維持十年，但如果此間茶價下跌，茶農將受到重大損失，只能降價銷售，有的甚至無法收回投資。中國的實際情形是，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市場對茶葉的需求大增，而當時中國幾乎是國際茶葉市場的唯一供應國，在這樣的形勢刺激下，茶農積極擴大茶園，1840年后的三十年間，茶葉產量增加四倍之多。但國際茶葉市場到19世紀70年代以后大變，即紅茶遭遇到印度、錫蘭的競爭，綠茶遭到日本的競爭，中國對英國和美國的出口量大減，這時已經擴大生產的茶農如果不毀棄茶園、忍受更大的損失，便只有降價求售的唯一出路。③這個現象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班思德正確地指出，因為華茶“均由小農自由種植，生產數量漫無節制、殊欠組織，栽培方法墨守成規、鮮知改良”，因此“趨于沒落，乃勢所必然也”。④在這里，市場這只手對中國茶農來說是無形的，對主要競爭者英國人來說卻是有形的，因為為了徹底解決茶葉供應的問題，英國人已經有目的的默默奮斗了幾十年，其奮斗的目標就是擺脫完全依賴中國茶葉供應的局面，而在這幾十年當中，中國人卻并未意識到中國茶葉市場將要出現的窘況。鴉片戰爭前后，茶葉產區雖然擴大，產量提高，但很少規模生產，經營方法一如既往。

英駐中國領事在商業報告中比較了中印兩國茶葉生產的狀況，指出印度茶逐漸在英國站穩腳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并分析了印度茶業的優勢和中國茶業的劣勢:最主要的，是印度茶的種植與制造有歐洲技師的監督。這些技師能夠制造各種等級的茶葉，以滿足市場的需要。另一個極重要的優點，在于每年的茶葉收獲量，事前能有精確的估計，以指導購茶者準備購買。中國的情況則迥然不同。茶葉的種植、制造和出售，都是出于本地茶農之手，他們墨守長久相傳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點也不知道外國消費者經常變化的嗜好。任何季節可能提供的出售量，也只能從買辦等等不確實的報告中，粗略地加以揣度，而這些人的報告常常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國市場上的購茶者，不得不經常在黑暗中進行工作，因為不知道茶葉收獲的情況，他們對于茶葉的供應能否滿足需要，或超過需要何種程度，常常毫無所知。⑤

報告人是站在消費者和購買者的立場上談這個問題的，由此可以探知中國茶葉的生產和加工完全是處在自發和無序的狀態中，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尚能夠繼續維持，一旦有任何的競爭者出現，都將可能成為犧牲品、失敗者。

中國產茶源遠流長，茶葉又是重要出口物資，歷史上中國即是世界最大的茶葉生產國和輸出國。

1、近代中國茶葉生產和貿易

早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國茶葉就運銷國外，清朝（約公元1684年）海禁開放后，更促進了茶葉海運貿易的發展，先后與中東、南亞、西歐、東歐、北非、西亞等地區的30多個國家建立了茶葉貿易關系。1842年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實行五口通商后，中國茶葉對外貿易迅速發展，而快箭船的出現，又加速了茶葉海運貿易的發展。同時，清朝政府由于允許大量鴉片和工業品進口，致使貿易入超與年俱增。為了平衡貿易逆差，抵制白銀外流，曾大力推進農業，擴大絲茶出口，所以這一時期茶葉產銷高速發展。

據史料記載，1840年中國茶出口總量為1.9萬噸，1843年減少到0.81萬噸，以后漸有增加，1860年增加到5.51萬噸，1870年上升為10.00萬噸，1886年更上一層樓，出口13.41萬噸，達到中國20世紀50年代前的最高紀錄。之后，由于內受軍閥混戰和八年抗日戰爭的影響，政局多變，經濟衰退，民難樂業，生產驟降；外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世界新興產茶國爭奪市場的影響，中國茶葉產銷每銷每況愈下，一蹶不振，直至50年代以后，才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我國的茶葉生產和貿易，縱觀近150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年至1886年，是中國茶葉生產的興盛時期。這時期茶園面積的不斷擴大，茶葉產量的迅速遞增，有力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發展。而茶葉出口迅猛增長的形勢，反過來又有力地促進了生產發展。據不完全統計，、1840年全國產茶5.0萬噸，出口1.9萬噸，至1886年全國生產和出口量分別達到25.0成噸和13.41萬噸，生產量增長4倍，出口量增長6.06倍，平均每10年增加一倍倍多。茶葉的出口商品率也由38.0%上升至53.7%，說明興盛時期國內人民消費不到一半，生產的茶葉主要供作外銷，出口創收約占全國各類商品出口總額的一增，1886年時甚至達到62%，對平衡貿易逆差起到很大作用。

第二階段：1886年至1949年，是中國茶葉生產的衰落時期。這一時期華茶從發展高峰一落千丈，1949年茶葉產量只4.1萬噸，出口量僅0.9萬噸。究其衰落原因，除上述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逆境影響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國際市場茶業競爭中失敗。當時，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新興產茶國家相繼崛起，產量突增，輸出驟盛，加之機械制茶，品質優異，在國際茶葉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而華茶卻固步自封，不求改進，品質下降，成本增加，經營不善，致使英美等紅茶市場漸為印、錫等國所奪，綠茶、烏龍茶市場又為日本所擠，外銷幾瀕絕境；而國內處于連年戰爭，苛捐重稅，經濟蕭條，物價暴漲，茶農生活維艱，茶園成片荒蕪，茶業生產岌岌可危。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變化！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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