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現狀及發展策略(【國貿專業畢業論文、題目有了,該怎么選擇啊要注意什么要容易寫的,那位論文高手幫下我啊。】)

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變化！

19世紀中國茶葉貿易獲得大發展有多種非常直接的原因，一是歐美茶葉市場需求激增，在中國購買量巨大，中外茶葉商人展開競爭，促進了茶葉市場發展。二是打破了延續多年的廣州制度后，通商口岸增多，中外貿易額增加很快，尤其是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以后，西方列強對中國采取所謂“合作”的外交政策，這帶來了中西貿易關系幾十年的穩定。另外，太平天國起義被平定后，國內形勢比較穩材料信息定，產茶區重新迎來中外茶商，為國內茶葉貿易的繁榮提供了條件。事實正是如此，19世紀中葉以后，大批中國茶商和西方茶商代理人從條約口岸到內地直接向農民和生產者收購茶葉，并形成內地收購制度。有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國的貿易化水平評價很高，稱“農產品商品化，是貿易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內地絲茶收購是它再好不過的證實”。（25）

茶葉貿易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較為明顯的，突出表現在茶葉種植面積增加和茶葉從業人口數目眾多等方面。茶葉出口貿易增長導致舊茶區擴大種植面積，新茶區不斷被開辟出來，有的地方甚至拔除別的經濟作物，改種茶葉。如福建武夷山在1850年代后茶樹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在玉山及河口鎮一帶，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種著大量茶葉，以供外銷。上萬英畝的土地都種著茶樹，而且大部分的土地顯然是最近幾年內開墾和栽種起來的”。（26）在江西，“茶葉昔無近有，皎源西山最盛”。（27）安徽的茶葉種植面積增加更是明顯，比如在九江四周，“本埠四周產茶區的發展是很有意味的。距本埠87哩的建德縣（Kien-Te，即今安徽秋浦縣），是1861年才開始種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賣價已高”；“五個新產區的茶已經進進了市場，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Chong），和九江四周包括廬山山脈的一些地方。福州四周的潭尾街地區（TooMooKwan）今年也生產了小種茶（SouChong），供本市銷售”。（28）享有盛名的安徽祁門紅茶也是俠盜飛車鉆土車的秘籍肇興于咸豐年間，為具有傳奇色彩的胡元龍所創：

安徽改制紅茶，權輿于***，而***有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胡元龍為祁門南鄉之貴溪人，于前清咸豐年間，即在貴溪開辟荒山五千余畝，興植種茶。光緒元二年間，因綠茶銷場不旺，特考察制造紅茶之法，首先籌集資本六萬元，建設日順茶廠，改制紅茶，親往各鄉教導園戶，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9）

湖北產茶區以羊樓峒最為著名，咸豐年間，“晉皖茶商，往湘經商，該地為必經之路。茶商見該地適于種茶，始指導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紅茶之方法”。不僅大規模種茶，而且茶葉市場興隆，茶廠林立，光緒初年“紅茶貿易極盛，經營茶莊者，年有七八十莢冬磚茶制造，亦于此時開始”。（30）

以臺灣為例，1860-1895年間，臺灣的茶葉出口據全島第一，茶葉從業人口達30多萬人，是糖從業者的一倍，這還不包括無法統計的熏制茶葉所用花的種植者，以及將茶葉由產地運送至港口的挑夫、船夫或牛車夫及制船的人等，對解決臺灣日益加重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36）

太平天國戰亂期間，江南及兩湖的社會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中俄恰克圖陸路茶葉貿易的繁榮，對江南和兩湖農業的恢復和種茶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出現了貿易化和市場化的傾向。尤其是漢口開辟為商埠后，湖南各地茶葉就可以由水路經洞庭湖進長江，然后會集漢口。在“紅茶利興”和方便交通的刺激下，平江縣以前種植紅薯的山谷間閑地，全部改為種茶；瀏陽以前種麻的地方，也改為種茶。其他地方競相效仿。這樣，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迅速擴大，到1871年，兩湖地區茶葉種植面積比10年前增加了50％。（37）由于種茶有利可圖，地方官也大力支持農民種茶，如湖北襄陽知縣宗景藩編寫了《種茶說十條》，廣為散發，積極勸導農民種植茶樹。

種茶面積擴大，茶葉產量進步，茶莊林立，又帶動了就業和制茶業的發展。如平江，揀茶者就有幾萬人；鄂南的崇陽、咸寧、羊樓崗一帶也是著名茶區，這里的茶葉一部分由晉商收購并就地設廠加工。俄商則在漢口開辦了幾家至公司，專門制造磚茶和焙制上等茶，公司經常雇傭當地農民數百乃至上千人。

這是中國近代社會中農業借助于貿易金融獲得發展的實例，是國外茶葉市場開辟帶動了地方農業、手產業和貿易的發展。從理論上說，這種茶葉貿易的繁榮會使國內投資流向發生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可以借此得到改造，并促使茶區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從而引起勞動雇傭關系的變化。（38）但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這種市場推動農業發展的成效卻并不明顯。

值得留意的是，19世紀茶葉貿易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改善了國內經濟結構。由于茶葉出口量增長迅速，市場需求增加，從而刺激了國內茶葉種植業的發展，茶葉種植面積擴大，產量增加，品種增多。清初全國茶葉產量為235萬擔，光緒年間增至450萬擔，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隨著茶葉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農村中從事經濟作物生產的勞動力比例有所進步，從而改善了生產部分中勞動力的分配，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市場繁榮。（39）

在促進茶商的近代轉化方面，茶葉貿易的繁榮也起了很大作用，這就是經營茶葉出口貿易茶商的興起。鴉片戰爭前，基本上是從事國內貿易的舊式商人。除在恰克圖與***直接做生意的晉商外，其他經營出口茶的商人只是將茶葉賣給廣州十三行，他們自己并不與外商打交道。鴉片戰爭后，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一些“多領洋人本錢”的新興茶商，“挾重金”來到產茶區，代外國洋行購買茶葉。（40）繼之有人開設專門與外商做交易的茶棧，以及加工精致茶的茶廠、茶號，至1870年，上海已有茶棧幾十家。在福州，經營出口業務的茶莊基本取代了原來的“西客”。漢口的情形與福州相似，原來經營輸俄茶的“西客”均告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式茶商。九江、武寧、祁門等地也是如此。（41）在新的形勢下，這些茶商學會了新的經營方式，取代了傳統商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

漢口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一個主要的中英貿易口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漢口在茶葉貿易中的重要地位，正如羅威廉引用西方觀察家們的話說：“假如不是茶葉貿易，實際上沒有一個西方人會涉足這個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葉是漢口存在的惟一理由。”這種說法固然有點言過實在，但可見茶葉貿易對于漢口的重要性，所以羅威廉又說：“正是由于茶葉貿易的巨大份額，才使得當地茶葉市場成為西方影響這座城市的主要渠道。因此，茶葉改變了漢口與其區域腹地之間的關系的性質，并改變了漢口社會精英的結構。”（42）上述分析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茶葉的確全面拉動了漢口經濟增長。有學者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了茶葉對于漢口經濟地位確立的重要性：茶葉催生了漢口的磚茶產業，使漢口成為中國近代磚茶產業的濫觴地；茶葉貿易是導致漢口近代海關制度產生的直接原因；茶葉使漢口金融業發生了質的變化，直接促成了近代銀行系統的產生；茶葉在使漢口成為國內乃至國際著名商埠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43）茶葉貿易對漢口經濟發展的作用最為明顯。至清末，茶葉已經成為漢口市場最大宗的商品，茶葉貿易額超過上海，占到全國出口茶葉的一半以上。（44）

福州的興起具有傳奇性，而且與茶葉貿易密不可分。在《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中，福州發展最晚。福州的真正發展開始于1850年代，即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由于上海被小刀會占領，于是茶葉貿易中心迅速轉移到福州。可以這樣說，福州自從有了繁榮的茶葉貿易后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由于湖南省及中國其他各地的騷略冬茶葉運往廣州和上海的內地運輸常有中斷，福州遂成為收購茶葉的主要商港之一”，福州“作為一個對外貿易地點，正在迅速日臻重要”。（45）當然，從貿易額上來說，有時鴉片要超過茶葉，但顯然茶葉貿易對福州更為重要。紅茶是福州最為重要的出口貨物，1856年福州辟為茶葉外運的正規口岸，茶葉貿易發展更快，“此事為茶葉貿易開辟了一個新紀元”。（46）1856-1860年，福州的茶葉出口一般都占到了全國的40％以上；1859年超過上海出口量的8％，達到46萬磅。（47）福州的茶葉出口對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茶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由于茶葉這種商品的特性，茶葉貿易繁榮對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由于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茶葉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在整個19世紀，中國茶葉出口數目一直是上升的，但出口值卻并未隨出口數目的上升而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茶葉貿易促進了中國的經濟增長，并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遇。由于從茶葉貿易的客觀情形看，直到19世紀中后期以前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甚至是唯一的茶葉生產國和出口國；也恰恰正是在19世紀，世界茶葉消費迅猛增長，對中國的依靠度加大。然而，中國茶葉出口的迅速增長并未帶動中國融進全球化的步伐，茶葉產量雖有增加，但產值并未相應增加，生產和加工技術也未有明顯改進。清政府看重的僅僅是茶葉生產和貿易帶來的稅收，不僅沒有具體措施激勵茶葉生產和貿易，還設置種種關卡限制中國茶商的茶葉貿易。這直接導致中國茶葉生產和加工水平低、本錢高、茶葉質量下降，促使英國在印度和錫蘭等地開辟新茶園。到19世紀后期，國外大茶園迅速崛起，中國茶葉的國際市場遂逐步萎縮，中國茶葉貿易由盛轉衰，隨之而來的是貿易赤字增加，經濟形勢惡化，危機加劇。因此，茶葉貿易除了暫時給政府帶來短期的稅收效益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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