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近幾年外貿情況(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是什么)

中國近幾年的外貿發展概述和未來的發展趨勢

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面對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國外需面對世界經濟既有短周期又有長周期、超長周期運行的大趨勢，中國對外貿易在既定軌道內運行，尚有規律可循；難以把握的是世界格局、結構、秩序等非常規、非經濟因素綜合影響、主導著世界政治、安全與經濟三大體系重構，百年變局在沖擊中國外貿。美國在醞釀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全球新戰略，對中國外貿發起多輪次“攻擊”，一定程度上被迫脫離常規軌道運行。國內我們正值改革開放關鍵期，重要的內政與外交，政治與經濟課題交織一起，故2019年中國外貿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分析當前中國對外貿易運行大勢，已經不能以常規理論展開，進而得出簡單的結論。中國希望穩外貿，國際形式卻“樹欲靜而風不止”！且看我一一道來。

金柏松：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分析與2020年中國經濟展望

一、2019年對外貿易形勢的要點

2019年我國外貿在多因素影響下處于低增長、負增長態勢。

1、2019年我國對外貿易，海關統計前11月出口以人民幣計價15.55萬億，增長4.5%，估計全年出口增長4.4%；進口前11月12.95萬億，持平，估計全年增長0.3%；貿易順差預計增加30%以上？

按美元計價，前11月出口下降0.3%，估計全年出口增長0.3%；進口前11月降4.5%，估計全年下降3.9%；預計貿易順差增長40%？

2、從匯率變化分析。2019年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年均匯率估計在1：6.93，比18年均匯率1：6.62，貶值約4.52%。

估算2019年美元指數年均98.10，比18年均值95.01，年升值約3.3%。

CFETS人民幣兌一攬子貨幣匯率指數以2014年為100，2015年一度升至105，隨后逐步貶值，2019年9月貶值至91水平。

中國對外貿易近五年的貿易結構和規模是什么樣的

外貿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等已經上升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單一、封閉的外貿經營格局已經改變，經營主體多元化為外貿發展帶來了活力，成為中國外貿、特別是出口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這些已經和正在構成中國未來對外貿易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正如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的那樣，中國的對外貿易還存在發展不穩定、結構調整緩慢、缺乏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等許多問題和矛盾。這些以進出口貿易質量等外在形式表現出的不足，有著外貿調控和經營機制不夠完善等體制性原因，其根源在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的影響。

從國際環境來看，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將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首先，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中國將在優勢互補和水平分工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其次，日趨活躍的國際資本流動必將帶動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為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創造良好機會。但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蓬勃發展、南亞經濟的崛起和拉美地區經濟的上升將會進一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與中國發展出口形成強烈競爭，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也將進一步加劇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調控體制和經營機制，培育具有長期發展潛力的主導產業，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進出口貿易的較快增長，為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條件應該成為跨世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課題。

1.加快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調控體系。多年來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由于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依靠行政手段和計劃經濟方法決定外貿經營的現象依然存在，尚未完全形成有效運用匯率、利率、稅率等經濟杠桿的外貿調控體系，外貿宏觀管理的規范化、法制化水平不夠高。因此，今后幾年中，加快外貿體制“兩個轉變”的進程，推動匯率、利率和關稅稅率的市場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運行機制，仍然是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政府的管理職能應當進行徹底轉換，而且需要加強商業外貿中介機構以及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市場協調機構服務功能，促進管理、經營、服務三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協調發展。

4.積極有效地利用國外資源，促進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開拓新的國際市場。80年代以來日趨活躍的直接投資是促使整個世界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近十幾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作用。但是，目前中國企業向海外的投資發展緩慢，在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國民經濟、通過國際化生產擴大進出口、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方面只是剛剛起步。應當看到，中國和南亞、非洲、南美洲、東歐、中亞地區各國之間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技術和設備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比較優勢，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急需的能源、原材料等資源正是其中一些國家的優勢所在，這些充分說明了中國發展海外投資生產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的技術和機械設備出口，有利于實現部分面向西方市場而在國內已經失去成本優勢之出口型產業的轉移，同時有利于開發海外資源、增加有效進口以滿足國內日益擴大的生產需求。可以預見，隨著面向上述地區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加將會大大提高中國同這些地區之間雙邊貿易的市場份額，并為下一世紀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5.加快加工貿易向能夠有效提高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含量的貿易方式轉化，促進上游工業發展和中西部地區開發。加工程度較低、附加值含量不高的加工貿易出口在全部出口中占有較大比重是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實現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進口替代，帶動相關工業的發展，并以逐漸成熟的整體性生產和技術能力保持加工產品的競爭力，將可能使加工工業成為一種“無根工業”，隨時由于勞動力成本和政策性優勢的消失而導致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下降、喪失加工產業的發展條件和貿易機會。因此，促進貿易方式結構的升級轉換應當是跨世紀時期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方面政策引導的作用不容忽視。目前情況下，造成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傾斜的原因主要包括國內上游產業技術水平較低、產品質量不夠穩定，產業政策過多向下游產業傾斜，一般貿易出口商品含稅，信息、中介功能薄弱等幾個方面。由此可見，制訂合理的產業發展政策，對上游工業的技術進步實行鼓勵政策，盡快調整貿易政策，解決出口商品含稅問題，支持和鼓勵各種信息、中介商業機構的發展和壯大等應當說是行之有效的政策選擇。貿易方式的轉換有利于原材料等上游工業的發展和成熟，不僅如此，由于中西部地區具有資源富集、勞動力豐富的相對優勢，中國的資源性加工產業也大多集中在這些地區。對國內資源和資源加工產品的巨大需求，將促使上游加工產業鏈條向中西部地區延伸，帶動中西部地區開發，并為該地區產品直接進入國際市場開辟新的途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必要構筑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地區開發政策相結合的政策體系，形成促進上游加工產業和中西部地區發展的良好政策環境。

6.深化進口體制改革，有序開放國內商品和服務貿易市場，建立規范化的市場運行機制。中國進口體制改革的方向就是適應發展開放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需要，逐步開放國內市場，最終建立以匯率關稅等經濟手段為主、以幼稚產業扶持等產業政策為輔、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統一規則的進口體制，為中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并通過引入激烈競爭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和技術升級創造條件。按照這些目標，中國已經在開放國內市場、逐步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多次大幅度自主下調進口關稅，短短幾年時間使平均關稅水平降低到了17%，同時還取消了許多非關稅貿易壁壘，服務領域的市場開放也在逐步展開。但是，目前中國在世界各國仍然屬于關稅較高國家的行列，關稅水平甚至高于發展中國家15%的平均水平，由于進口增長緩慢而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已經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過多的非關稅壁壘和服務貿易市場準入限制還在成為影響多邊或雙邊貿易談判順利展開的負面因素。因此，今后幾年內中國開放商品和服務貿易市場的任務仍非常艱巨。應提前實現將關稅降低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市場開放目標，加快撤銷非關稅壁壘和開放服務貿易領域的步驟，促進進口貿易的健康發展，消除新的貿易不平衡，強化中國在參與多邊或雙邊貿易談判方面的有利地位，爭取在本世紀內實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愿望。在開放市場的同時，必須注意建立規范的市場運行機制，完善反傾銷、反補貼、反不正當競爭等法律制度，創造公平、合理的自由競爭環境。

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是什么?

第一階段：建國時至1978年。

這一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尚實行配給制，采用計劃經濟制度。外貿局限于互通有無，調劑余缺，農副及礦產資源型產品構成了出口商品的主流，貿易關系受制于外交政策和國家關系的變化。對外貿易主要被看作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補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建國初期，中國出口商品以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為主，約占出口總額的80%，反映出中國當時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水平。隨著國內工業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輕紡產品成為主要出口商品，重工業產品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但直到1978年，初級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仍高達53.5%。進口商品結構方面，舊中國以進口消費品、奢侈品為主的狀況得以改變，生產資料在進口中占據了主要地位，每年占總進口的80%左右。按照“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這一階段中國在利用國外資金為本國經濟建設服務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嘗試和實踐。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前期，亞非拉越來越多的國家贏得民族獨立，新中國廣泛建立、積極發展同這些國家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關系，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開展易貨貿易、邊境貿易、記賬貿易、現匯貿易等靈活多樣的進出口貿易，與此同時，還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或無償援助。此外，中國內地始終堅持對港澳地區長期穩定供貨的貿易政策，即使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也保證了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同時經港澳的轉口貿易也成為打破西方國家封鎖的突破口。

為了補足國內必需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中國利用各種機會和途徑，推動同日本、西歐等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以至官方貿易。特別在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由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轉向日本、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到1965年，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

“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對外貿易遭受嚴重干擾破壞而出現較大曲折起伏。70年代初，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外關系迅速改善。中國同日本、德國、美國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對外貿易重新獲得恢復和發展，西方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改善，技術引進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中國在70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

第二階段：1978年至1990年，改革開放初期的嘗試

伴隨著外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更為靈活的貿易形式，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海外投資與經濟特區的創辦，為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工業制成品成為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對外貿易進入了新的實踐探索階段。

這一階段，國家對外貿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外貿體制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資極大地促進了外貿發展。1978-1991年，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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