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什么是大宗貿易資方(影響FDI的因素)

“抵制日貨”對中國都產生了哪些影響

抵制日貨的口號和相應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青年的愛國主 義情感，但是，情感不能完全驅除理智。抵制日貨，不管它是不是不利于日本，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不利于中國的。 何一個國家的資源都是有限的，而人們的需求卻是多樣的。這決定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生產該國所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這就意味著進口。例如沙特阿拉伯，就需要從別國進口農產品，如果它自己生產，就需要把沙漠變成綠洲，資源代價（資源包括勞動力、資金。技術等）將是十分高昂的，遠不如把資源用于石油開采，然后出口石油，進口糧食來得容易。所以，對沙特來講，進口是最便宜的解決其吃飯問題的手段。

退一步講，即使一個國家擁有各種資源，能夠生產所有的商品和服務，它也不應該去生產全部的東西。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商品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即生產的直接成本都低于所有其他國家，如果一定要在每一種商品生產上都親力親為，也同樣造成資源的浪費。

所以，任何國家，不管生產水平，技術水平有多高，都需要從別國進口；同樣，不管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多么低，它也可以根據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出口產品。所以，中國和日本都可以從進口中獲益，日本需要從中國進口，雖然它在許多方面的技術水平高于中國，中國也需要從日本進口，雖然我們自己能生產。比如日本從中國進口農產品，如山東的大蔥；中國從日本進口汽車等 還有一種日貨，也是占更大比例的日貨，是在中國本土，由在華的日資企業所生產的。例如東芝筆記本電腦就是在上海制造的；索尼電子的許多零部件都是在廣州和上海等地生產的；佳能的光學儀器又都是通過在江蘇、大連的等地投資生產的。這種本地化的生產就更直接的擴大了當地的就業，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當今社會，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增加就業，如何解決失業人口的問題。迄今為止，日本在華投資企業已有26，600多家，投資額達666美元，有兩百多萬中國工人在這些日資企業工作。在此情況下，如果“抵制日貨”果有成效，那么這些在日資企業的中國員工就會失業，政府解決就業的難度就更大了。只要是在中國本土生產的東西，無論是日本的品牌，還是美國的品牌，它們無一例外的，都是中國的產品，而不是外國產品。這些產品在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最終結果是增加我國的GDP、稅收和就業，有利于促進我國某些地區經濟發展。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有利于中國人民的。日本資方當然也會獲得利益，但是資本總要獲得回報，否則就不會有人來投資了。

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國際貿易是雙向的。中國從日本進口，日本也從中國進口了大量產品。如果我們強烈抵制日貨，拒絕從日本進口商品，終究會影響到日本從中國的進口。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合作。日本消費者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GDP的增長，同時也為中國的部分地區增加就業有貢獻。從1993年到2003年，日本一直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對日貿易在中國整體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的份額。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及香港）與日本2004年總貿易額首次超過美國，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

其實，中國人買不買日貨，對日本的影響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大，日本經濟的崛起，是在中日貿易大規模出現之前就實現了的。如果我們拒絕日本生產的商品，日本人就有能力換個名字，在美國或者別的國家生產，但如果我們又需要這些產品的話，我們就要以更高的價格從美國或者別的國家進口它們。最終受傷害的將是中國的消費者。 過去的歷史不應該忘記，但是不忘記不是為了仇恨，而是為了自己未來更好，只有自己強大了，才是最根本的。而實行開放，包括對日本開放，是我們強大的必要一環。 此次日方扣押我船長事件證明了，我國用經濟來制裁的力量有多么大，只有讓日本對我國產生依賴，把自己國家的經濟發展綁在我國這艘大船上，才能使它服服帖帖。 韓國人是在抵制日貨，但是他們所買的的國貨里面都是日本零件組裝的。有個數字：和中國人比起來，平均到每個韓國人頭上，購買的原裝進口日貨大約980美元，占當年韓國人均收入的10%。而同年，中國從日本進口人均僅57美元，僅占人均收入的5%略強。從這個比例數字來看，韓國人對日貨的熱愛程度，是中國人的整整兩倍！

影響FDI的因素

影響FDI的因素：

1、FDI 的滯后效應相當顯著

FDI 的滯后效應還是比較好理解的。首先 , 外商直接投資往往不是一年就完成的 , 而是在第一年的投資后 , 需要進行追加投資。第二 , 一個地區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很大一部分來自這個地區已有外資企業 , 這說明外資往往愿意進入外資相對集中的地區。因為一個地區累計利用外資較多 , 說明這一地區投資軟硬環境較好 , 或者說這個地區較好的外資環境比較容易得到其他外商的了解和認同。這種狀況在各地實際利用外資中也常常出現 , 即外資越多的地區越容易引進外資 , 外資較少的地區引資愈加困難。 FDI 對自身的正的很強的自增長效應 , 已經被廣大學者注意到 ,Head 和 Ries (1996) 提出了聚集效應 ,Cheng 和 kwan(1999) 使用不同的估計方法得到的自增長效應。

2、政策的導向性依然明顯

在改革開放初期 , 可以說 , 政策上的優惠 ( 特別是稅收上的優惠 ) 是吸引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砝碼 , 經濟特區是吸引外資的前沿陣地。隨著時間的推移 , 越來越多的地區都實施了相應的政策來吸引外資 , 所以進入 90 年代以來 , 政策的作用也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加入 WTO 后 , 我國利用外資政策將從稅收激勵機制為主的優惠政策轉向以公平競爭機制為主的規則政策。在從減少優惠待遇角度走向國民待遇的同時 , 我國也將減少對外國投資者的市場準入限制 ( 除特定行業外 ) 和非國民待遇 , 改善綜合投資環境 , 促進市場公平競爭 , 從另一個角度走向對外商投資實行國民待遇。在轉變的實施過程中 , 一定要逐步完成 , 如果想要一步到位 , 勢必會給外商投資信心帶來沉重的打擊 , 導致投資額的下降。

3、勞動力數量依然是吸引外資的關鍵

毋庸置疑 , 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國 , 正在發揮著這一優勢 , 在吸引 FDI 上 , 這一優勢的作用顯得更加明顯。勞動力數量也是勞動力成本的直接反映 , 從供求關系來看 , 供給的過剩使得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在國際市場上有相當的競爭力。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值得 注意的是 , 我們不能滿足于停留在僅僅以勞動力數量來吸引投資者的階段 , 今后發展的任務應該是提高 FDI 的質量 , 使其發展到更高的階段。

4、基礎設施影響著投資決策

不難看出 , 如果僅以勞動力成本和政策影響兩個方面考慮的話 , 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異并不明顯 : 近年來政府已經在中西部地區實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政策 , 而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上甚至還更有優勢 , 那么 , 如何解釋地區間的分布不均衡呢 ? 除了上面提到的 FDI 的滯后效應 , 還要考慮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了。

外商投資考慮的還有這個地區的通訊、運輸能力。我國的不少外資企業屬于來 / 進料加工型 , 因此 , 這個地區的交通是否便利至關重要 , 這不僅意味著運輸成本 , 還意味著時間成本。由于產品和服務半徑相對較大 , 部分外資企業相當部分的原材料需從境外進口 , 部分產品也需運往境外 , 運輸的便捷程度自然成為外商考慮的因素之一。沒有人愿意選擇一個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地方投資建廠 , 昂貴的運輸成本往往大于那里的勞動力和政策的優勢 , 而由于信息的閉塞造成的損失可能更大。

因此 , 如果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跟不上 , 徒有政策的優惠與廉價的勞動力也是不行的。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那句老話“要想富 , 先修路”。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要想真正吸引到外資 , 一定也要在基礎設施的完善上下功夫 , 公路、 鐵路網的延伸 , 通訊網絡的建設 , 都需要被列到計劃中來。政府可以對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進行招標 , 這樣不僅完善了基礎設施 , 還達到了吸引外資的目的 , 有助于外商了解這一地區 , 以便進行以后的投資。

5、教育水平的作用尚未顯現

僅僅作為一個廉價的勞動力市場而吸引外資不能不說是我國的一個悲哀 , 但可喜的是 ,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我國加入世貿組織 , 我國吸引外資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 來自第三產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將逐步增加。最為明顯的是金融保險業 , 它的開放刺激了對更高教育水平的員工的需求。 盡管目前而言 , 教育對 FDI 的影響還不明顯 , 可以預見 , 在未來的幾年中 , 外資企業對員工的學歷要求必然是越來越高 , 況且教育的投資也不是能夠馬上見效的 , 因此政府應該盡可能早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6、政府消費的負面影響

要想解釋政府消費對 FDI 的作用 , 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我國政府消費的定義。政府消費包括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支出和政府免費或以較低價格向居民提供消費貨物和服務所承擔的凈支出。前一部分等于政府服務的產出價值減去其經營收入價值 ；后一部分等于政府向居民提供的消費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價值減去向居民收取的價值。 政府服務的產出價值等于它的經常性業務支出加上固定資產折舊 , 其中的經常性業務支出等于政府單位 ( 包括行政單位、全額和差額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 ) 因從事業務活動而購買的除固定資產以外的貨物和服務的支 出、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和支付的稅金 ( 生產稅 ) 之和。

在現階段 , 政府消費中對外資企業沖擊最大的應該是政府采購 , 其負面影響可以從采購物品的對象上看出來 , 以 2001 年為例 , 貨物采購集中在計算機、小汽車、復印機等一些大宗通用產品上。而就這些商品而言 , 政府還是偏好國內的生產廠商 , 絕大多數的商品還是從國有企業采購。究其原因 , 應該是保護國內幼稚工業的政策 , 其實國外很多政府也都這樣做。這雖然對國有企業是個好消息 , 但對于外商投資的企業來說 , 是個不小的沖擊。況且 , 這樣做也不利于市場的長遠發展 , 因此這種做法也應只是當作權宜之計 , 如果 把它作為長久的政策執行下去 , 勢必使國有企業產生惰性 , 成為溫室中的花朵 , 不能適應激烈的競爭環境 , 而外商企業也很有可能會因為這不很公平的競爭環境 , 減少在我國的投資額。

在以前的研究中很少提及政府消費對 FDI 的抑制作用 , 主要是由于我國政府消費率偏低 , 與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 , 大大低于亞洲的平均水平。 2000 年 , 我國政府最終消費占 GDP 的比重為 l1%, 低收入國家平均為 11%, 下中等收入國家為 12%, 上中等收入國家為 13%, 高收入國家為 16%, 世界平均為 15% 。以各國較長時間的平均數做比較 , 我國的政府消費率也偏低。 然而 , 近年來 , 隨著我國政府消費的不斷增加 , 這一因素的影響也將更為明顯地顯露出來。所以 , 今后在制定相關政策時 , 一定要考慮到政府消費對 FDI 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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