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為什么泉州是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的中心(為什么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宋朝福州和泉州，哪個更繁榮，更發達

宋代福州和泉州都十分繁華，但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泉州發展相好一些。

①五代十國時期，福州多遇戰火，而割據泉州的諸侯留從效竭力維持閩南的穩定，后來陳洪進和平獻土，使得泉、漳二地免受戰火，發展相對穩定，人口增多。

②北宋時期，泉州經濟逐漸發展，先后超過寧波和廣州，并在南宋時期躍升為世界第一大港口城市（泉州與亞歷山大港齊名）。泉州在元代有一段時間（1297年~1299年）取代福州作為福建平海中書省的省治。

③朝廷在泉州設立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有利于泉州的進一步發展，作為泉州府城的晉江縣鯉城鎮盛極一時，有“漲海聲中萬國商，市井十洲天下人“的美譽。

④福州在宋朝逐漸恢復元氣，歷代福州府尹勵精圖治，使得福州快速恢復并發展，但整體上還是比不上泉州。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州出了許多狀元，這一點遠勝泉州。

⑤但是到了元朝末年，泉州府城毀于戰火，而福州繼續發展并超過泉州。泉州宋元四百年繁華毀于戰火，并在明清五百多年中長期處于貧窮落后。

⑥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泉州的晉江、石獅、惠安、南安取得長足發展，泉州才在2000年的時候GDP恢復福建省第一，并保持至今。

為什么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1.經濟重心南移：宋積極發展江南地區的經濟，百業興隆，手工業制品遠銷海外，輸出路線自然倚重水路航運，遠達南洋及非洲東岸。

2.工商業發達：宋元手工業上承唐與五代以來的發展而更趨專業化，手工業作坊分工細密，質量精美，產品激增，故極需發展海外市場。

3.政府獎勵：宋代國家財政困難，因而非常重視海外貿易，把海關稅收作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宋政府沿海重要港口設市舶司，又立法保護外商權益，并設「蕃坊」、「蕃市」以方便外商，并籠絡來華的阿拉伯人。

4.造船業發達：宋元時期造船業發達，尤以明州、溫州兩處最多。船舟之大，種類之多，式樣之新，皆超越前代。且北宋時已懂得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有力地幫助了海外貿易之發展。

宋元時期海貿非常發達的因素有哪些？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盛的原因是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廣泛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宋朝與東南沿海國家絕大多數時間保持著友好關系，廣州成為海外貿易第一大港。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擴展資料：

歷史背景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國對外主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后由于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唐代，中國東南沿海有一條叫作“廣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這便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叫法。

這條航線全長1.4萬千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途經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宋元時期是范圍覆蓋大半個地球的人類歷史活動和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

宋元時期海外貿易發展的原因

（1）根據材料一“宋元時期，在工商業發達的基礎上，海外貿易有所發展”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工商業發達；根據“由于當時西夏、遼、金、蒙古與宋對峙，宋軍費支出浩大，不能不謀求廣開財源”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浩大軍費支出）謀求廣開財源；根據“注目于發展海外貿易”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政府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根據“南宋偏安江南之后，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海外交通空前發達”可知，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海外交通發達的原因是（政權并立導致）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

（2）根據材料中“歸根到底，它是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可知，費正清評述的“某一政策”指的是閉關鎖國政策．

（3）綜合上述材料并結合所學知識可知，宋元時期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使中國朝海上強國方向發展，海外貿易興盛；明清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導致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倒退、停滯與落后，限制了我國航海事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更加遠離世界發展的潮流．

故答案為：

（1）原因：工商業發達；（浩大軍費支出）謀求廣開財源；政府注重（鼓勵）發展海外貿易；（政權并立導致）中西陸路交通幾乎斷絕．

（2）閉關鎖國政策．

（3）宋元時期注重（或鼓勵）發展海外貿易，使中國朝海上強國方向發展（海外貿易興盛）．明清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導致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倒退、停滯與落后（或限制了我國航海事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國更加遠離世界發展的潮流）．

宋代華僑為什么出國

兩宋時，長期的西夏、遼、金的對立局面，使得對外陸路交通幾近阻絕，海上交通日顯特別重要。宋朝的手工業和商業比唐朝更加興盛，海上交通更為發達。中國船獨步于南中國海、印度洋和波斯灣，無論是容量、設備，還是船上組織的嚴密程度，都遠勝于同時代的外國“番舶”。其中福建泉州所造海船品質居全國之首，成為宋元時期重要的造船基地之一。西元11世紀末至12世紀初，宋代海舶已知道利用羅盤辨測方向，“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唯謹，毫厘之失，生死系焉。”這種技術很快就被活躍于以泉州為中心的海上絲路的阿拉伯人所接受，今阿拉伯語中表示羅經方位的dhann，就是閩南方言羅針的“針”字。后來又經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宋朝航海技術的這一突出成就，是對世界航海事業的重大貢獻。航海技術的重大進步再加上宋朝政府采取的獎勵政策，促使宋代對外貿易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前代。宋代在廣州、泉州、杭州設置了市舶司機構，管理繁盛的對外貿易。泉州在南宋時已是非常繁盛的國際貿易港口，“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岱嶼門，便可放洋過海，泛往外國也”， 擔任近20年的泉州提舉市舶使趙汝適從到泉州來交易的外國人的口述中，集成了著名的《諸蕃志》一書。書中記載有東自日本、西至地中海西西里島的35個國家，略述各國的風土人物，詳載其入貢中國的年代，和中國交易的情形，同時又記錄了以泉州為出發點，到達各國的航路和航行日程距離、方位等，多以泉州為基準。另有汪大淵的《島夷志略》、周致中的《異域志》、趙彥衛的《云麓漫鈔》等，都記載來于泉貿易的外國商船，包括大秦、大食、天竺、波斯、三佛齊、占城、渤浪、真臘、蒲甘、高麗、倭國等地。據考，以泉州為起終點的交通航線有六條之多。

宋代統治者鼓勵海外貿易、積極發展海外交通的政策，成為“海上絲路”的主要原因，福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又為“海上絲路”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而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客觀上增加了商人及其他人員出國旅居的機會，因而中國人僑居海外的人數和地區也增多了。到南洋各島進行貿易的中國帆船，冬春之間靠東北信風鼓帆而去，夏秋間又借西南信風之力揚帆歸來，中國商人運載出去織品、茶葉、瓷器、五金、雜貨，換回來的是香料、藥材、檀香木等土特產品。“北風航海南風回，遠物來輸商賈樂”。 由于要等待季風才能返航，所以逐漸有商人在當地住下來，開始多是季節性的暫住，后來由于貿易的發展，需要大量收購當地貨物，所以有人專門從事這些交易，于是出現了長期居住在該地的中國商賈。朱或《萍洲可談》卷二記述：“北人過海外是歲不還者，謂之住蕃”，并提到有的中國商人“住蕃雖十年不歸”，這是中國商人從“行商”過渡到“住商”的生動記載。據《高麗史》載，大中洋符八年至元佑五年（1015－1090），晉江人遠航高麗達19起，近500人次，其中有不少人定居高麗而成為華僑; “王城（今開城）華人數百，多閩人因賈舶王者; 宋洪邁《夷堅志》卷三記載，泉州人王元懋“遂主舶舡貿易、其富不貲，”“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錢吳大作綱首，凡火長之屬，而圖帳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載。”另外，宋朝的文獻中，還有“過海入蕃”的中國人在國外居住20年以至“娶妻養子”的記載。 很清楚，宋代已有商人為了經營的需要，而長期居住國外。宋代華僑的僑居地主要集中在南洋一些地方和日本。《宋史》卷四八九者婆國（爪哇）傳記述，當時“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飲食豐潔”；渤泥（婆羅洲）則“尤敬愛唐人，醉則扶之以歸歇處”，; 蘇吉丹（者婆支國）“厚遇商賈，無宿泊飲食之費”，; 可見華僑與當地民族友好融洽的關系。宋代時候，馬來半島也有華僑的足跡，顏斯綜《南洋 測》記載：“新忌利坡（新加坡）有唐人墳墓，記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柬埔寨有定居多年的溫州人; 中國商人也經常往來于中日之間，北宋時，日本把中國商人安置于鴻臚館，供給飲食；日本一條帝長德元年（西元995年），中國商人70人到若狹，命移住越前國。 南宋以后，日本獎勵中日之間的貿易，在攝津福原筑別莊，招待中國僑商。

除經商而僑居到外國的中國人外，南宋末年，也有部分不愿臣服元朝統治的人到海外政治避難，最后終老在異鄉。他們是宋代海外華僑的組成部分。鄭所南《心史�6�1大義敘略》記載1279年南宋在涯山慘敗后，“曾淵子等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別流遠國。”南宋宰相陳宜中也是“別流遠國”的中國人，他曾經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求救兵企圖復南宋之國，后來又逃到湄南河上游的暹國，一直住到老死；像這樣“別流遠國”的人還很多，例如廣東東莞人李竹隱，在反抗元兵南侵失敗后，渡海到日本，教授詩書，“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日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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