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為什么貿易中心由廣州到上海(在《南京條約》中，英國人為什么選擇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上海為什么定位國際航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而廣州和深圳不行？

政治地位不同，上海是直轄市，省級行政單位，而深圳只是廣東省的副省級城市。同時，上海的經濟輻射范圍是長三角，帶動的是江蘇、安徽、浙江；而深證廣州的珠三角帶動的城市都在廣東省里，而且珠三角里的萬億級城市只有廣州、深圳，佛山三座，長三角則是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南通、合肥八座。

為什么廣州深圳的大公司總部要轉移到上海呢？

哪家大企業把總部從廣州和深圳搬到上海了？沒聽說啊。寶潔和高露潔是外資企業，目前他們的中國區總部還在廣州，況且他們在廣州也算不得十分大的企業吧？至于華為把總部搬到上海那更是扯淡，不過是在上海建立研發中心而已，華為在全球有十幾個研發中心。華為總裁任正非都澄清過，集團總部不會搬離深圳。

從營商環境看，深圳和廣州，尤其是深圳并不比上海更差。根據《2018年中國城市營商環境評價報告》，深圳、上海、廣州、北京和重慶排名全國前五。其中深圳的營商環境已經排名全國第一了，有這么好的環境，絕大部分企業是不可能外遷的。

深圳的最大的兩個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和金融業，2017年兩者增加值是7359.69億元和3059.98億元，占深圳GDP比重分別是32.8%和13.6%，合計占比46.4%，可謂半壁江山。高新技術產業企業最沒有理由搬離到上海，上海的高新技術產業鏈沒有深圳完整。上海高新技術產業至今沒有誕生一家非常知名的企業，而深圳卻有華為、中興、大疆。他們會將總部搬到上海嗎？沒有可能！

再來看金融業，招商銀行、中國平安、中信證券、招商證券已經在深圳發展壯大，沒有特殊原因是不會撤離深圳的。上海、北京、深圳是我國內地三大金融中心。雖然深圳在金融方面實力弱于上海，但其臨近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在未來的金融產業發展中是有一種特殊的地位的。截至2017年底,深圳持牌金融機構總數達439家,其中法人金融機構188家。

你要說，深圳和廣州有些企業總部搬到北京我相信，但是搬到上海，我認為可能性的不大。

在《南京條約》中，英國人為什么選擇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英國侵略者選擇上述五個口岸作為中國近代第一批開放城市的動因，首先是這五個口岸城市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其次，這五個城市均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和工商業中心。

另外，廣州是當時的鴉片走私中心，廈門是亞洲最大的人販中心，寧波是當時的走私猖獗點和海盜群集據點，上海是對外貿易中心和遠東巨阜，福州之所以被選作通商口岸則饒有意思——福州主要作為列強的原料榨取地而開放的，福州鄰近中國優質紅茶的主要產區——武夷山，列強開放福州，主要是榨取福建的紅茶。

英國寄到上海為什么會從廣州到上海

一般寄東西都有中轉地的，廣州這邊算是全國來說都是比較大的中轉地，比如說你上海寄東西到廣州天河，一般是上海先到廣州白云，然后在從白云到天河的，不是直接到天河這邊的，原理都是差不多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

廣州實力不如京滬，為何卻和北京上海并列北上廣？

盡管GDP不再是各地政府爭相追捧的主要“指揮棒”，但是GDP總量能夠反映一座城市的綜合競爭力，其排名也仍然是各界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2019年城市統計數據出爐后，我們看到第一梯隊的城市排序發生了值得關注的微妙變化：上海和北京逐漸拉大了同深圳和廣州的差距，也將四城以外的其他城市遠遠甩在后面。

北上領先廣深，提前步入三萬億梯隊

上海在2017年進入GDP“三萬億元俱樂部”，而2018年北京也順利進入這一梯隊。但是，深圳和廣州在2017年才進入GDP“兩萬億元俱樂部”，想要步入“三萬億元俱樂部”大概還需要幾年。

2019年上海GDP達到38155億元，按照目前的增速基本可以在明年進入四萬億元。北京在2019年的GDP為35371億元，同上海市尚有差距，但是基本上二者處于相持狀態。深圳的GDP為26927億元，而廣州為23628億元。緊隨其后的重慶GDP為23605億元，同廣州的差距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們之后的蘇州也已逼近兩萬億元，GDP達到19235億元。

在2015年，北上廣深四城之間的GDP差距還不超過一萬億元，但是如今京滬的GDP都比廣深超出了約一萬億元。考慮到四城目前的經濟增速相差不大，經濟總量的差距將直接決定可能導致未來差距難以彌合并可能進一步拉大。

廣州和深圳的經濟總量同北京和上海的差距為什么會越來越大了？這是否意味著一線城市格局重新洗牌？

從城市化進程來看，各國普遍存在城市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的跡象，“大城市化”日益成為發展趨勢。在一個國家內部，所有城市的人口規模排序會逐漸接近于齊普夫定律（Zipf’s Law）。

這意味著排序第二的城市人口總數是第一名城市的二分之一，排序第三的城市人口是第一名城市的三分之一，以此類推。對中國城市相關的研究都顯示，城市人口規模的分布和排序基本接近于齊普夫定律的預測結果。

如果城市人口排序存在這種發展趨勢，那么城市經濟總量是否也會出現類似的可能？北上廣深作為中國的一線城市，一直被認為同其他城市有較大差距。北上廣深同列一線城市，但是如果京滬和廣深的差距繼續拉大，那么四城內部是否會發生分化？

比如，京滬（三萬億元GDP）成為超一線城市，而廣深渝（兩萬億元GDP）成為一線城市，萬億GDP城市為新一線城市，而其他城市為二線、三線或四線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四城GDP的規模分化只是暫時的現象，還是可能預示著中國城市經濟格局的洗牌？從GDP預測來看，的確存在由量到質的變化需要關注。當新一線城市津津樂道進入“萬億元GDP俱樂部”的喜悅時，一線城市內部的差距在悄然拉開。

廣深經濟總量同北上差距為何越來越大？

首先，城市的行政級別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較大，因為行政級別較高的城市在決策自由度和資源分配權方面都占盡先機。

京滬作為直轄市都能享受更加優惠的中央政策，而作為副省級城市的廣深則難以企及。北京市作為大國首都的政治優勢，使大企業紛紛將區域或全球總部設在這里，這使總部經濟成為北京經濟的重要支柱。

其次，經濟發展同經濟結構關系密切，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差距決定了經濟總量的差距。如果從城市經濟結構來看，京滬和廣深的主要差距反映在第三產業的占比上。

北京（83.52%）的第三產業占比遠高于其他三城，自2015年以來占比就超過八成。其次是上海（72.73%），第三產業占比超過了七成。

廣州第三產業占比（71.62%）接近上海，表明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第三產業。深圳（60.93%）和其他三城的差別最大，第三產業占比一直徘徊在六成，這同其制造業發達和占比較高有很大關系。

考慮到金融、科技研發等高端服務業日益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引擎，較早實現產業結構轉型的城市就更有可能占得先機。

再次，同北京和上海相比，深圳和廣州處于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過渡時期，這使其經濟增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深圳和廣州蓄勢待發，如果能夠盡快實現經濟轉型的話，此后將迎來新一輪快速發展期，并在一定程度上縮小同京滬的差距。但是，上海和北京都是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調查的樣本城市，國家對京滬“放管服”改革和優化營商環境重視有加，為其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大力支持，也為其做好企業服務并加快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軟環境。

當然，我們在考慮GDP總量時也應考慮人均GDP，畢竟后者才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更優指標。

上市總人口為2424萬人，北京市為2171萬人。相對來說，深圳和廣州的總人口分別為1302萬人和1491萬人，同京滬兩市相比人口規模相差較大。

這使四城的人均GDP排序為廣州（18.15萬元）、深圳（18.06萬元）、北京（16.29萬元）和上海（15.74萬元），同GDP總量的排序恰好相反。

但是，考慮到人力資源特別是高端人才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北京和上海在這兩個方面占盡先機，而深圳和廣州與二者的差距在短期內很難縮小。

還有一個可以參考的視角就是城市群的概念，而這是廣深同北京和上海縮小差距的希望所在。

如果看城市群的話，那么廣深所在的珠三角可能又勝過京滬兩地。在城市之間互聯互通和大都市圈日益風行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只看單體的區域中心城市，而應考慮這些城市所在的城市群發展如何。

從GDP總量排名前20位的城市來看，三大經濟圈占了12個。除了北上廣深以外，長三角經濟圈的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無錫等榜上有名，珠三角經濟圈的佛山和東莞位列其中，而京津冀地區只有天津。由此可見，上海所在的長三角經濟圈拔得頭籌，整體實力是全國最強的，并為上海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動力。廣深引領的珠三角經濟圈也同樣表現搶眼，多個制造業城市都有望躋身中國城市經濟總量前列。

相對來說，北京所在的京津冀地區缺少旗鼓相當的伙伴城市。這同城市群的結構有關，因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的“首位度”較高，其次是上海，而廣州和深圳則較低。

區域中心城市如何在自身發展的同時通過“自轉帶動公轉”，引領周邊城市協同發展，是未來城市競爭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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