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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的簡稱是什么？如寧波簡稱甬、南京簡稱寧等

1、成都，簡稱：蓉。

成都，簡稱“蓉”，別稱蓉城、錦城，四川省省會、地處中國西南地區、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腹地，境內地勢平坦、河網縱橫、物產豐富、農業發達，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自古有“天府之國”的美譽。

請介紹一下宋代人們的食品

《中國食物》第五章 食物體系的確立：宋朝及諸征服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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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

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后歷朝中擴大了農耕，并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里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中國偉大的烹調法也產生于宋朝。唐朝食物很簡樸，但到宋朝晚期，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精致烹調法已被充分確證。地方鄉紳的興起推動了食物的考究：宮廷御宴奢華如故，但卻不如商人和地方精英的飲食富有創意。

據伊懋可所說，宋朝發生了農業革命。的確，它可以被描繪為中國的第二次綠色革命，而第一次則發生于戰國晚期和秦漢時代。這場革命的內容如下所述：

（1）新的知識、工具的改良與創新、糞肥、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廣，使農民學會了有效保持地力。(2)高產、耐旱、早熟品種的引入，使一年兩熟成為可能。(3)水利技術日臻完善，使空前復雜的灌溉網絡得以建成。(4)除了基本的糧食作物以外，商業使得其他農作物有可能更加專門化，所以各種得天獨厚的資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起來。(伊懋可，1973年，第118頁。)

可是，周金聲1974年卻告訴我們，“農耕技術與較早時代并無差別，只有信貸和土地利用有所不同”(第96頁)。怎樣看待這些歧見?審視之，首要之點在于下述事實：伊懋可所說的革命是量而不是質。施肥、整土、侵蝕控制、二熟制、水車以及包括戽水車、踏車在內的其他灌溉設備、灌溉管理和商業，全都是中國久有之物。宋朝的不同之處是所有這些事物的增加。至于是什么導致了這種增加，則不成太大的問題：商業和市場的擴大導致了高產的需求，中亞、跨亞洲的貿易，最終整個華北的失地，更使農業必然高度強化。對此有所裨益的是政府的開明政策及印刷業的興起。政府保持較低的賦稅(特別是免稅平攤以后)，鼓勵貿易，從事大規模的征購，開發新土地并鼓勵移民(常將無地游民安置其上)，還發布新的信息，傳播技術，實施技術援助政策。書籍印刷(發明于唐朝，到宋朝普及開來)便利了農業知識的迅速傳播。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寫于分裂時期，印行后不久就跟著出現了一大批農書，這些農書或長或短，切合宋朝現狀，因地制宜，有的是全國性的，有的是地區性的。出版物的大量涌現在宋亡以后達到高潮，其中包括蒙古人主持的《農桑輯要》與王禎的《農書》(白馥蘭，1984年；伊懋可，1973年)。這些著作收錄了漢人于傳統時代積累起來的大部分農業知識。

宋時最為重要和惟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是采用了新的農作物品種。這些品種中最出名和意義最大的是來自占婆的生長季短的稻子，宋朝的

佛教作者釋文瑩對此作了記述：

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度得菉豆種二石，……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詩。(何炳棣，1956—1957年，第200—218頁。)

這種稻在1011年被分發，而到1012年則廣泛傳播。確實，只有中國人才會樂于不僅引種這類農作物，而且接著賦詩贊頌之。引文中提到的西天菉豆好像是綠豆的一個變種，即現代中國的青豆，故而這也可以視為極有價值的農作物的引進。成熟得快和耐受性強的占婆稻，使人們得以擴大稻谷的栽培并廣泛增加二熟制，這在中國整個東南部漸成定制。其他農作物的引種罕見記載。葫蘆巴(fenugreek)經由阿拉伯商人——仍在中國沿用的這個名稱從阿拉伯語派生而來——從南方港口傳入(羅佛，1919年，第446頁)。西瓜和高粱出現于北部各王朝，并在那里站穩腳跟，而不久后就找到了去中國其余地方的途徑——盡管高粱或許直到元代才抵達；不待言，它在此之前并非一種重要的農作物(安德森與保羅·布爾，稿本；哈格蒂，1940年；羅佛，1919年)。這些農作物中，無論哪個品種都沒有革命性的影響，盡管西瓜和高粱行將成為華北干旱景觀中的臺柱，并且成為整個國家的重要食物。無論如何，重要性更大的是棉花的傳播，它真正革新了中國人的衣著。1221年，長春真人途徑中亞來到成吉思汗宮廷，把棉花推舉為一項新的和有價值的東西(魏禮，1931年，第86頁)。它也許在唐朝便已進入中國，但在當時肯定很稀罕。到宋亡時，它雖不常見，卻已為人熟知，從南方和西北傳播開去(謝和耐，1962年，第130頁)。中國的主要保暖方法——填入棉花的衣服和床墊(棉花吸存熱氣)——可能在宋以前并不存在。這仿照了歷史悠久的絲綢衣服縫制技術，但棉花卻使大眾得到了保暖，并且肯定使冬季勞動無與倫比地擴大了，更不必提其純粹生存的意義了。

可能還有其他新的農作物。大量的物品通過不斷擴大的貿易與朝貢使團從南亞和東南亞帶來(赫什與羅克希爾，1911年；內托利茨基，1977年；惠特利，1959年)。宋朝船只一般有100英尺長，排水量為150噸(托馬斯·李，1975—1976年)。很多小宗作物準是跟占婆稻和西天菉豆一起到來的。甘蔗尤其是這樣，它在中國宋朝變得極為重要，取代了糧食作物，正像如今許多國家的情形一樣(伊懋可，1973年，第129頁，蘇切塔·梅祖姆達，人物集注)。

創新集中在城鎮周圍的田莊和其他高度商業化地帶，尤其是南部和東部

（伊懋可，1973年；謝和耐，1962年)。但西瓜、高粱和棉花在北方的傳播卻表明，不光是宋朝知道了農業的好處。像以往一樣，政府竭盡所能地積極支持農業發展，這種態度還由于大地主和官僚之間的聯系而得到助長。政府由大地主和潛在大地主組成，這些地主強烈依賴貨幣化的市場出售其產品，不會過重地依靠農業部門。然而，偏僻地區的大田莊所有者卻沒有理由進行現代化(他們正干得相當不錯)，并還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不這樣做：它會給實際上正在學習和實施新技術的佃戶以太多的能力。如果佃戶變得非常老練、眼界開闊和不可缺少，就難以控制他們了。而小地主和較富裕的自耕農，特別是當其想為專門化市場生產并與其他同類商業化生產者競爭時，卻有一切動機去跟上通行的技術。

然而，農業的強化卻導致了生態問題。土壤的侵蝕、加重了的洪澇以及別的災難均在此列(梅布爾·平華·李，1921年)，盡管金朝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并試圖阻止它。這種致命的衰退因砍伐森林而大大加快。大田莊對公地的圈占，使大量林地從可能會有資源保護意識的村民那里割讓出來。制鐵業、陶瓷業、印刷業(松木煙灰被用做油墨)和其他經濟活動的發展，導致了對木材的史無前例的需求。人們最后大量地轉以煤炭作為替代能源，但木材的消費仍很大，而且大量的損害早已形成。華北、華中及東南部分地區的荒蕪與遭破壞的景觀正是突出地歸咎于宋和金。當時的觀察家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除了擴大煤的使用外，便不知如何阻止它。生態惡化長期以來構成了中國景致的一部分，但在宋朝，惡化的速度卻嚴重增長了。

在宋朝，谷物的重要性經歷了實質性的(假如無法量化的話)變遷。稻子變得越發重要，最終取得了現代作為中國主要谷物的地位。小麥也因唐朝中期引進新技術繼續獲得發展。高粱也在傳播，至少在宋朝控制之外的僻遠西部和北方是如此。北方在阿爾泰人首領的統轄下，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古代的粟，盡管也有一些稻、小麥、大麥和其他農作物，但稻子卻是宋朝的神奇作物。甚至在占婆稻引進之前，稻子的品種就多樣而優良。

甚至在北宋滅亡和宋王朝被限制在產稻區以前，稻子大概就已變成主要的食糧了。到宋朝末年，由于王朝局限于稻作區，并因集約耕作已成慣例，稻子的品種竟多得難以置信。早熟的和晚熟的、耐旱的和耐澇的、硬的和軟的稻子已眾所周知。據悉，在谷物中還有黃、粉紅和其他的顏色(謝和耐，1962年，第85頁)。人們發現了粘性不同的稻米；而最具粘性的則被指定用于釀酒，伊懋可(1973年，第121—127頁)錯誤地把這種粘性歸于面筋。稻子不會有面筋；這種粘性因一種淀粉醣而產生。再無別的谷物具有如此多的品種、如此高的產量，或對勞動投入有如此好的回報。的確，稻作在中國對勞動密

集型農業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當宋朝越來越依賴稻子之時，北方王朝卻繼續依靠古老的粟(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也出現了一定數量的其他北方谷物。長春真人明確地記錄，在中亞的蒙古人中缺少蕎麥(魏禮，1931年，第105頁)，由此可知它在中國肯定很重要，并且無疑在干旱、寒冷、山多的地區最為興盛。契丹族和女真族遵循北方部落的傳統，過著狩獵、放牧、捕魚和小規模非集約農耕的生活。狩獵被認為對保持士兵的戰斗力很重要；捕魚則很少附有這種目的，不過就連遼國皇帝也喜愛捕魚旅行。獵物作為食品微不足道，但魚類在鄰近寬闊水面的任何地方都很重要。這些人和蒙古人食用的最重要肉食是奶制品，且幾乎總是酸的或發酵的。酸奶酪、酸奶油、干酪、馬奶酒和其他產品是用各種動物的奶制成的，但其中綿羊最為重要。這些奶制品消費量很大。來自宋朝的漢人使節被奶和粥搞得心煩意亂，而當其遼國主人在其上加了奶油或黃油以后，有人就覺得太過分了(弗里曼，1977年，第170頁；魏特夫與馮芝生，1949年，第116頁)。從極為簡單的部落烹調(類似于歷史上蒙古人和通古斯人部落的烹調)起步，這些王朝發展出相當精致的烹調法來，此類方法以它們原先的配料為基礎，但卻包含了剛剛具備了中國烹調術特征的復雜加工工藝。中國人對于記載一些食譜甚有興趣，它們至今尚存。②這構成了我們有關北方諸王朝食物知識的主要部分。北方諸王朝有果樹——蘋果樹、桑樹、棗樹——以及野生的蔥和韭；有各種甜瓜，并在中亞栽培無可匹敵的波斯式甜瓜，即今日哈蜜瓜的始祖。長春真人(魏禮，1931年)這類的旅行家既吃驚又高興地記錄了它們；其大小、甜度和味道都令人驚訝。部落民族盡可能多吃肉，但他們的牲畜之于奶制品和運輸太寶貴了，除了特殊場合外，是不能宰殺食用的。即使這樣，被淘汰的和自然死亡的牲畜也保證了對大家的肉類供應(赤貧者除外)。旱獺和鳥之類的小獵物也補充了肉食。

宋朝食物方式的變化在文學比喻中有反映。麥、豆及葵不再是表示貧困的詩歌用語，盡管它們仍在仿古文本中出現。不同等級的稻常在詩中被提乃。一些低產品種(它們在碾米過程中也失去了不少分量)被認為是高級食物，而新的占婆稻則似乎跟現代的高產谷物一樣，常常難以被消費者接受；它由此而成為窮人的食物。低級官吏的配給口糧被蘇軾生動地形容為“年深轉至損壞盡為土壤”的陳米(伯頓·沃森，1974a，第217頁)。另外，腌漬的蔬菜取代了葵，成為詩作里的窮人食物。在南方，薯蕷和芋頭是淀粉類主食，對非漢民族來說尤其如此，故而這兩種塊莖就被比做蠻荒之地的粗糙飲食；然而，它們在整個華南和中原也被食用(謝弗，1969年)。蘇軾在童年和晚年于南方逗留期間認識了芋頭(伯頓·沃森，1965年)。反過來講，上等的精白米則是標準的細糧。然則對特殊膳食最常見的比喻，在該時代的詩作中卻多為魚類。在唐朝，尤其是從玄宗時起，雞便讓位給了魚，而到了宋朝，雞實際上已不再成為詩歌中高頻率出現的字眼了。這證明了中國人并非總是使用古詞古語，至少在一些入詩的材料上如此。魚在飲食中越發重要，不僅因為與南遷導致的生態因素相關，還因為中國社會的中心轉移到了這樣一個地區，在那里魚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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