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朝的海外貿易機構(元朝的海外貿易情況如何？)

元朝海外貿易發達，指出元朝政府設置什么專門機構管理貿易的？

市舶司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達。海外交通也發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賣舶貨；優恤舶商等等方面規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濟聯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節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治的進一步鞏固，統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元朝的海外貿易情況如何？

元朝的海外貿易十分發達，這和元朝統治者積極支持有關。元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設立市舶司，后又在廣州、溫州、杭州增設市舶司。1297年，經過整合，保留了廣州、泉州、慶元三個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對進出港的中外貨船進行管理，并根據所運貨物收稅，精貨收十分之一，粗貨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稅。同時，市舶司自己也備船備貨，雇用商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

元代中國商船的活動范圍十分廣大，東到日本，西抵波斯灣，甚至到達了非洲東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國的船只航行得如此遠，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掌握了十分先進的航海、造船技術。

從中國運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絲織品，另外還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輸入中國的貨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國最大的港口，所謂“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吳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錄事序》），可見當時泉州的繁榮。除泉州外，慶元、廣州均是當時的大港，慶元主要集中進出口高麗、日本的貨物，廣州則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場名聞世界。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展的？

元朝時期，實現了大一統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疆域最廣、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聲望威震亞、歐、非三洲。因此，中國與亞、歐、非諸國的交通往來及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系有了空前的發展，各國的使節、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

中國的近鄰高麗（朝鮮）、日本以及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緬國（緬甸）、羅斛（泰國）、木剌由（馬來半島）等東南亞諸國，都與元朝有密切的聯系。高麗與日本派來大批的留學生，許多高麗人長期定居于中國。

南亞的僧加剌（斯里蘭卡）、尼波羅（尼泊爾）及印度半島諸國與中國的交往也很頻繁。至于中亞和西亞的波斯、阿拉伯各國，當時都在伊利汗國的統轄下，與元朝的往來更是暢通無阻，十分密切。

中國與歐洲和非洲的交往，也達到了前代所未曾有過的深入程度。除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作者馬可·波羅外，羅馬教皇和法國曾先后派使節來到中國，元朝也曾派人出使歐洲諸國；元朝的使臣還到過非洲的馬達加斯加等東非國家；著名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也曾來中國長期旅行，并擔任過元朝的官職，他寫的旅行記中記載了許多親眼所見的中國情況。

由于中外交通的頻繁，中國人發明的羅盤、火藥、印刷術經阿拉伯人傳入西歐，同時阿拉伯人的天文學、醫學、算學知識陸續傳到中國，基督教也開始傳入中國內地。

宋代的海外貿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海外貿易比宋代還要發達。元朝政府滅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降元，元朝政府即任命他為福建左丞，處理泉州一帶的海外貿易。當時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作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溫州、廣州、杭州等地設立7個市舶司，后經過改組合并，到1297年，并為泉州、廣州和慶元三個長期存在的市舶司。廣州是我國最早興起的海外貿易口岸，宋代時居諸港之首；宋元之際，由于屢經戰火而元氣大傷。

泉州在元代最為繁榮，取代廣州成為第一大港，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因為泉州全城遍植刺桐，所以“刺桐港”的名聲譽滿海外，其繁榮程度比宋代的廣州有過之而無不及。宋代時，與其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不過五六十個，而元代則多至140余個。元代海上貿易的范圍，東到高麗、日本，西達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海岸。

海船從中國輸出的貨物主要是絲綢和瓷器等手工業品，進口的商品主要有丁香、豆蔻、胡椒等藥物，象牙、犀牛角、珍珠、鉆石、沉香等寶物和香料。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發達的手工業和農業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一方面讓中國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得以對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使中國人民在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中，能夠學習到外國文明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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