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代海外貿易繁榮的影響(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元代商貿為何空前繁榮

元朝的商業貿易具有鮮明的世界性的特點

馬可波羅以親歷其境的感受，曾高度稱贊元朝的大都（漢八里）是13世紀后期世界上最富庶的國際大都市，“百物輸入之眾，如有川流不息”、“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與比”（《馬可波羅行記》）

由于商業活動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商業稅收就成為國家極為重要的財政收入

史載元代1270年國內商業稅銀只有四萬五千錠左右，而到1289年就達到四十五萬錠，不足10年，商稅收入增長10倍，其商貿繁榮可見一斑

究其原因，有如下數端： 一、元朝疆域空前遼闊，海陸交通便利，這是商貿活躍的前提

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大陸，建立了許多政權，這就使交通上減少了許多障礙

蒙古政權以政治為目的開設的官道、宿驛、置守備等，減少了商人來往的危險和困難

我國西北陸路從天山南路可以達到中亞西亞和印度等地，由天山北路經由西西伯利亞可以達到歐洲

波斯、印度以及歐洲商人來華者不絕于道，中國商人循此道而散居撒馬爾罕（注：原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中部古城，撒馬爾罕為首府）等 *** 國家的也不在少數

東南沿海交通也很發達

元 *** 曾設立沿海站，“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御海道為便”（《元史》卷十五），當時的泉州、杭州、溫州等都成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在泉州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約一萬多人，其商稅占元朝收入極為重要部分

二、元政權對外商特加保護，鼓勵發展商業貿易是商業繁榮的主要原因

早在鐵木真西征以前，蒙古商人和西方各國的貿易是相當頻繁的

鐵木真征服花刺子模（注：在今里海東、咸海西、錫爾河南）這個中亞大國，主要就是為開辟商路，保護商人

在滅金、滅宋的過程中，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軍隊對商人也加以保護

忽必烈建立元朝，完成統一后，就馬上與中原封建地主以及胡商高利貸資本相提攜，建立封建地主商人政權，以適應宋朝以來已經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又利用政權來保證重商政策的實施，招諭番商來華，并在貿易過程中對他們加以保護和優待

“往來客旅、斡脫、商賈及貴擎財物之人，必須于村店設立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其間若有失盜，勒令本處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元典章》卷五一），商人所損失的財物，令當地人按價賠償，并頒發拘雇商船商車的禁令，以防止權勢者對商人的侵害

商賈可以佩虎符、乘驛馬，凡西域商賈皆不當雜泛差役，官給飲食，遣兵防衛

這些措施，對國外貿易影響甚大，所以歐洲與西南亞及南洋諸國商人紛至眾來，雜聚我國的各大城市，更加繁榮了元朝的商業貿易

三、元代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為商貿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工商業的發展，一般來說，是與農業發展相適應的，因為封建社會工商業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

蒙古族作為一個游牧民族，進入中原以后，首先是對土地的掠奪，而這種掠奪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特別是黃河以北，昔日的糧田都變成了牧場，蒙古貴族企圖用自己從事畜牧業的生產方式取代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方式

但是由于中原人民的斗爭，也由于蒙古貴族中一些明智者逐漸認識到農業生產的優越性，所以忽必烈完成統一事業中，實行勸說農桑的政策，并于1270年設立了司農司，專門管理農桑水利，還派出勸農官巡視各地農業生產情況

為了推廣當時先進的耕作技術，司農司組織農業專家，參閱古今各種農書，研究和總結13世紀前的農業耕作經驗，于1273年編成了《農桑輯要》一書，在全國頒行

元初一度出現了“戶口增，田野辟”的景象

黃河以南還保存了南宋以來的租佃，加上元政權組織興修許多水利工程，下令減輕佃戶私租，不僅糧食產量不斷提高，而且棉花種植得到有力的推廣

因而元人代的農業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如果沒有農業生產發展這個基礎，商業貿易則不可能達到空前的繁榮

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皇慶(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海活動見於《大德南海志》，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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