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代最大的貿易港口是什么(中國在什么時期便通過海路進行對外貿易，到什么時期最為鼎盛？)

元朝海外貿易發達，指出元朝政府設置什么專門機構管理貿易的？

市舶司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徽宗崇寧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寧波）、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達。海外交通也發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賣舶貨；優恤舶商等等方面規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濟聯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節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治的進一步鞏固，統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宋元時期的什么是一個國際性大港灣

泉州港古代稱為“刺桐港”，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中國古代世界第一大港。

宋元兩代，中國東南地區是亞洲海洋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以泉州為中心的航海貿易為龍頭，與亞洲海域“北洋”、“東洋”、“西洋”實現了連接與互動，形成了東方世界的海洋經濟圈。

宋時泉州與國外往來的有70余個國家和地區，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 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

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為鼓勵海外交通貿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員，每當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節，特為中外商人舉行“祈風”或“祭海”活動，以祝海舶順風安全行駛。

元代，泉州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增至近百個，其貿易范圍仍以通西洋為主，相對穩定的航線大

抵與宋相仿。當時泉州港是國際重要的貿易港，也是中外各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經泉州港進口的香料有58種，寶貨珍玩12種，工業原料27種，紡織品

19種，金屬物9種，器用品6種，副食品7種。經泉州出口的絲綢織品54種，陶瓷器41種，金屬、雜貨和藥物63種，遠銷到64個國家和地區。

元朝后期泉州莆田出現亦思巴奚戰亂，泉州港在明清兩代和民國時期衰落。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發生一起持續十年之久的戰亂，史稱亦思巴奚戰亂，或“亦思法杭兵亂”。

《八閩通志·至正近記》和《福建通志·元外紀》記載尤詳。這場戰亂，不僅重創了泉州、興化一帶的社會經濟，更導致當時世界最大港口泉州盛極一時的海外貿易

大幅衰落， 泉州海外交通中心地位的打擊更為嚴重，泉州海外交通從此走向衰落。此外，戰亂還進行民族仇殺等，泉州伊斯蘭教也漸漸衰退。

進入明代，泉州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但由于明政府施行了嚴厲的“海禁”，限制泉州港只通琉球，使泉州港對外貿易受到極大限制。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標志著泉州港外貿地位的下降。清代，在清初戰爭和海禁、遷界的影響下，泉州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港口的繁華已煙消霧散。

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是什么?

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是廣州、泉州、寧波。

第一就是廣州，關于廣州這個港口它可以說是歷史上唯一一個經過兩千年而長盛不衰的一個大港。在歷史上，廣州在3世紀30年代的時候，它就已經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并且它憑借著自身所擁有的海上交通這一優越條件，成為了中國貿易往來的發源地。

第二就是泉州，泉州是在元代時期的時候成為了世界上的第一大港。首先泉州主要是位于福建的南部，在它的東面是浩瀚的東海，它的北、西、南面是大山。除此之外，泉州這一代土地肥沃，物產比較豐富。在唐末五代的時候，泉州的造船業就已經是相當大的規模了。而且它還與臺灣海峽相接，擁有純天然的良港。

第三就是寧波，對于寧波這一港口來說，它可以說是經久不衰的東南大港。它地處東海之濱，甬江也是比較寬闊，河床發育比較穩定，在它的內河航運可以說是四通八達，地方平坦富饒，港市地理條件也是相當的優越。

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

海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海洋貿易的主要渠道。我國是東方文明古國，而我國的產品歷來都很受國際的歡迎。在明末的時候，我國的茶葉就傳到了歐洲，并且成為了中國的最大的出口商品。而東西各國也正是通過了絲綢之路的這一渠道，豐富了彼此的經濟生活以及文化。

海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友好交往的一個重要通道。我們都知道絲綢之路可開辟了中國文明影響世界，對外維持友好關系的重要渠道。記得歷史上，南海邊緣的國家都會派使臣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自唐代以后，歷代的王朝就曾設驛館用來接待前來的外國使節。

元朝建立對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作出了哪些突出貢獻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朝代，由蒙古族統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1279年滅南宋，定都于大都（現北京市）。1368年滅亡于明朝。

忽必烈時代，蒙古統治集團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戰爭破壞因而日益減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的方針獲得部分實施。在中原漢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應措施來扭轉長期戰亂所造成的殘破局面。元朝社會經濟由戰時的衰敝狀態漸臻恢復乃至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恢復乃至發展，在全國各地區呈現出頗為明顯的不平衡性。蒙古統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兒的作法，分全國居民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沒為四等人的劃分頒布過專門的法令。但它卻反映在有關他們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權利和義務方面的諸多不平等規定中。儒生在參預國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時那種優越的地位。再加上元政府在賦稅方面優遇儒戶的規定經常不得貫徹，他們的社會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損害，以至當日戲臺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謔語。元王朝的統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會關系基礎之上建立起來。蒙古、色目貴族通過賜田、戰爭掠奪以及強占兼并等手段，成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漢人和南人中的官僚、軍閥，也依附新朝政治勢力擴大自己的封建權益。

但元朝作為一個蒙古族建立的政權，并經過對歐亞廣大地區的征服，在思想上是多種文明的雜合體，這導致元朝的統治政策與漢族傳統王朝有很大區別：重視商業貿易，注重理財，以及對農本思想的相對偏離。商品經濟由此飛躍發展，出現了買辦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雛形，同時紙幣成為全國通用貨幣。因此，整個元朝統治時期出現了“漢法”與“色目法”的統治戰略之爭。對現代中國的貢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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