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朝陸路交通中心和兩個對外貿易港口(元朝的記事陸路交通的中心也是國際性大都市是哪個城市？)

元朝形成了以什么為中心的覆蓋全國的陸路交通網

驛站

元朝統治區域遼闊，為加強同各地的聯系，元朝修建了覆蓋全國的陸路交通網，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站

元朝驛站制度之盛是我國歷史上少見的，它是元朝政府的神經和血液網絡，對維持政府在全國廣大地區的統治具有重大的作用

元朝發達的中外交通有何積極作用？

元代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站

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官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

驛站的建立加強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系，推動了國內交通的發展，促進了國內各民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和邊疆地區的開發

元代與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交往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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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粉絲/8644ebf81a4c510f97f526fb6e59252dd42aa51a" />海路交通情況上，造船和航海技術的發展，指南針的普遍使用，人們普遍掌握了潮訊、信風、氣象規律等等，這些原因導致了海上交通異常發達

宋代海路形成了多條航線，通往亞洲各國，遠至波斯灣及東非沿岸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與外國進行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這條路以南海為中心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秦漢時期，繁榮于唐宋時期，元朝時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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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記事陸路交通的中心也是國際性大都市是哪個城市？

大都，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都作為元朝的都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元朝的思想文化措施是什么

經濟發展

[元朝的運河和海運航線]

元朝的運河和海運航線

由于蒙古的勢力擴展到了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代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時因濫發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商業在元朝也極度繁榮起來，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農業生產和賦役制度

由于長期的戰爭，使得北方人口下降，農田大量荒廢為牧場。在內地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元朝統治者逐漸放棄落后的游牧經濟和剝削方式，實"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間，先設立勸農司，后又更名為司農司、大司農司，派出許多勸農使分赴各地整頓農桑。元政府又將《農桑輯要》一書頒行各路。

元朝推行了軍屯、民屯及軍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還采取了興修水利等其它許多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措施。于是，各地的農業生產逐漸獲得恢復和發展。元代棉花種植的逐漸推廣，是農業生產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在土地占有關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襲遼金及南宋的傳統，佃戶從事生產的租佃關系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在元朝，佃戶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元代還存在著落后的驅口。他們另有戶籍，稱驅戶、驅丁。非經放良或贖買，不能改籍。驅口作為奴隸制的殘余形態，直到元朝滅亡才消失。

在元朝，土地兼并的趨勢繼續發展。隨著土地兼并的惡性發展，階級矛盾日益激化，社會危機迅速加深。

元代的賦稅制度，主要有稅糧和科差兩項。稅糧南北不同，北方分為丁稅、地稅；南方則沿襲宋代舊制，按地畝征收兩稅。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絲料、包銀和俸鈔三項。南方科差則有戶鈔、包銀。

元朝差役，按里甲戶等編派，如坊正、里正、倉官及庫子等。又有修城、開河、筑堤、運輸等力役。元朝差役極為繁重，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手工業生產

元的官營手工業作坊，生產規模都很大，內部分工更細。官營手工作坊服務的對象，主要是統治者。

元朝實行匠戶制度。工匠另編戶籍，稱為匠戶。元代匠戶分為軍匠、系官人匠。此外，還有投下匠戶。匠戶職業世襲，非經放免，不能脫籍。

元代棉紡織業取得了突出的發展。在棉紡織革新家黃道婆的推動下，松江烏泥涇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同時，絲織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其中如杭州等地的私營絲織業作坊，在元朝后期達到較大的規模。

元代的制瓷業有新的發展。景德鎮是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產品精美，其中的青花瓷最為著名。其余如龍泉窯、鈞窯、定窯等，都繼續得到發展，產品遠銷海內外。

此外，元代的礦冶、造船以及印刷等行業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商業的發展

元朝的大都，不僅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是當時國際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東西方很多國家的商隊和使團。

其它重要城市，多集中在水、陸交通沿線，其中運河和長江沿岸的商業城市進一步發展起來，如揚州（今屬江蘇）、集慶（治所在今江蘇南京）、平江（治所在今江蘇蘇州）及杭州（今屬浙江）等。此外，沿海的廣州（今屬廣東）、泉州（今屬福建）、福州（今屬福建）、溫州（今屬浙江）及慶元（治所在今浙江寧波）等，都是重要的外貿港口。

元代沿襲前代的專賣制度，從鹽、茶、酒、醋到農具、竹木，無不列入專賣范圍。其中最重要的則是鹽。元政府也設立市舶提舉司，嚴密控制海外貿易。

元世祖時，先后發行了中統元寶鈔和至元鈔。以后，幾代元政府曾變更鈔法，并鑄造過銅錢，但都行之不久。元末，濫發紙幣，結果紙幣貶值，激化了社會矛盾。

斡脫原是由中亞貴族出資交商人們經營的商業組織，即商隊、伙伴的意思。斡脫們放出的高利貸稱斡脫錢。元朝時期，斡脫錢橫行，元政府也先后設置斡脫所、斡脫總管府，以牟取暴利。

海運的利用和大運河的疏浚

元朝時期，為了滿足大都的糧食、物資需要，除了利用陸路和運河交通外，又開辟海運航線。海運成本低廉，終元之世，深受重視。

元朝修治了以北京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大運河原為隋朝時修建，元朝為補充修建）。其中主要有從山東的濟寧（今屬山東）到東平（今屬山東）段的濟州河，從山東東平到臨清（今屬山東）段的會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屬北京）段的通惠河等。如今成為享譽世界的京杭大運河，對南水北調工程有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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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

[竇娥冤]

竇娥冤

令世人矚目的是在元朝近百年的發展中，文化藝術特別是元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元雜劇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多種詞曲和技藝的發展成果，達到一個鼎盛的階段，在中華文化史上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著名的作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等成為名傳千古之人。 《感天動地竇娥冤》、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等一大批佳作，在戲劇和文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對后來戲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雜劇留存下來的作品有150種左右，成為人類戲劇和文學藝術的瑰寶。

詩歌、書畫也有了高水平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書畫和詩歌大家。趙孟頫書法師承王羲之。圓轉遒麗，人稱趙體。詩畫俱佳。元好問多有傳世之作，是有名的詩人和詩評家。蒙元文化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在中華大文化中占有顯著的地位。蒙元時期中華版圖橫跨歐亞的廣袤地域和眾多民族的大一統局面使得文化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寬廣的內涵。中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大交匯，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的時空。

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一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在地理學方面，《大元一統志》開中國官修地理總志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書；元代編修的方志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進程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70多年的對內對外征服戰爭，先后消滅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進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2]“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并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一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史》、《宋史》、《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一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后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以中心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一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于這一時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一王朝史上第一個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一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后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心政府批準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涌現出一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一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一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一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于元朝各種文化和諧并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一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一體格局在統一的環境里變為事實。

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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