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代海洋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關于黃河與《黃河頌》的問題急求~)

青花瓷出現在唐代，為什么在宋代沒落了，又為什么在元代興盛

青花瓷是中國歷史上對外貿易的一個大項，這個獨具中國特色的產品當年行銷世界。青花瓷最早在唐朝就出現了，從現存的唐代青花瓷及考古發現的殘片看，唐代青花瓷質量不是很高。宋代青花瓷沒有大的發展，依然在摸索階段。元代有一些著名的青花瓷用品傳世，質量已有很大提高。明朝是青花瓷迅速發展的高峰時期，中間雖有衰落，但到了清朝康熙時，青花瓷達到頂峰。清朝中后期，青花瓷徹底走向衰落，已無在國際上無限的風光。我不是研究青花瓷的專家，本文只是從明代青花瓷的一些變化，探討一下歷史重大事件對于青花瓷乃至中國的影響。

青花瓷雖然具有非常明顯的中國特色，但是，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來自海外。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能在前代基礎上突飛猛進，一個重要原因是，使用了來自海外的色料，明朝中前期也同樣。專家稱這種色料為“蘇麻離青”、“蘇渤泥青”等。它是錳含量較低，鐵含量較高的鈷料，故而能燒制出漂亮的青色花紋圖案。有學者從“蘇麻離青”從發音上說，這種色料來自索馬里，也有說來自蘇門答臘。但是，一般認為，“蘇麻離青”來自波斯（今伊朗）和敘利亞一帶。

明永樂的青花瓷工藝水平非常高，這與鄭和下西洋有關。海上貿易的暢通，使得來自阿拉伯地區的“蘇麻離青”（簡稱“蘇青”）能夠很方便地運到中國。宣德以后，明朝朝廷多次下令“禁造官樣瓷器”，其原因很多，但青花瓷依然在少量生產。由于朝廷的這一命令，“蘇青”的進口幾乎停止了，燒制青花瓷的色料，主要是靠以前的庫存。15世紀中后期，明朝青花瓷的生產又出現了上升，但此時，史書記載，庫存的“蘇青”已經用完。從青花瓷的色料上看，15、16世紀交界時期，進口的色料不多，主要用國產青料。實際上，國產青料很早就用使用，只不過因為含量與進口的“蘇青”不同，燒制的結果不如進口“蘇青”，因而，在進口能夠保證時，國內窯口一般不愿使用國產青料，尤其是進口“蘇青”也不很貴的時候，更是如此。

1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從嘉靖朝，一直到萬歷朝，青花瓷的技藝有所進步。但是，此時用于燒制青花瓷的色料已不是大名鼎鼎的“蘇青”，而是一種叫做“回青”的色料。所謂“回青”，也就是“回回青”，與“蘇青”一樣來自阿拉伯。有專家考證，“蘇青”與“回青”其實是同一種鈷料的不同稱呼，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蘇青”來自海上貿易，但“回青”來自與西域和中亞的陸路貿易。一般研究瓷器的專家，探討這個問題解釋到這里，找到了答案或結論，就算完成任務了。但是，我想把這個問題再擴展一點。明朝前期來自海上的“蘇青”為何在明朝中后期會被來自陸路的“回青”取代？這種取代對于中國的青花瓷有什么影響？對于明朝歷史又產生了什么影響？

明朝前期是鄭和稱雄海上的時代，從海外進口中國需要的貨物很方便，從而使得“蘇青”有大量的進口，以至于一直可以用到15世紀后期的明成化年間才用完。當進口的“蘇青”用完后，明朝政府再想要進口的時候，卻發現不行了。因為，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出現了一批強盜，這就是葡萄牙人。達伽瑪繞過好望角，到達阿拉伯和印度，被歐洲人稱為劃時代的進步。但是，達伽瑪其實在阿拉伯就干著殺人越貨的勾當，還在印度建立了軍事堡壘。葡萄牙人還攻占了新加坡，推翻了當地政府，建立了葡萄牙人的政權。換句話說，隨著歐洲人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幾百年來，這條航線上各個亞洲國家之間的正常貿易被徹底打破，一伙歐洲強盜徹底破壞了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完全使用武力，建立起自己的貿易壟斷。這才出現了15世紀后期，明朝“蘇青”庫存用盡，不得不改用國產青料的現象。但國內青料當時的效果不好，明朝必須另想辦法。

16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由于野蠻的葡萄牙人占據并壟斷了海上絲綢之路，明朝不得不回避海上貿易，改用從陸路進口“回青”。但是，陸路進口“回青”的成本很高，因而我們在這一時期的明代史料中發現，明朝官府對于“回青”的使用嚴格控制，甚至還制定了防盜措施。到了萬歷朝后期，連從陸路進口“回青”都很難，青花瓷在明朝終于走向衰落。歐洲人占據海上絲綢之路為非作歹，對于明朝的影響之一是，財政收入下降，于是才有了萬歷時期張居正的改革中興。但是，僅僅針對國內的改革，并不能改變日益惡劣的外部環境。由于財力的下降，改從陸路進口“回青”，最終也因成本日益高漲而難以維系。

歐洲人破壞了幾百年間形成的亞洲海上貿易環境后，造成的另一個影響是，與遠方的阿拉伯、印度貿易幾乎中斷，較近的東南亞貿易也受到很大影響。大批原先靠海上貿易為生的百姓，因無法從事正常貿易秩序而失去了生計，不得不淪為海盜。明朝中期，中國沿海的一些百姓加入到海盜的行列，就是這個原因。在正常的海上貿易秩序恢復之前，明朝政府很難放開貿易，鎮壓海盜和倭寇變成當務之急。在海盜平定之后，明朝又開放了海上貿易，但由于歐洲人控制了海路，自由貿易嚴重被破壞，結果以大不如從前。其實，當時的葡萄牙人只是更危險的海盜。在這場被野蠻的歐洲人引發的海上混亂中，唯一得以自保的亞洲小國家，只有日本。它借助中國的影響力，真正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才使它沒有像印度、菲律賓、印尼那樣成為殖民地。當代一些歷史學家不得不承認，日本當年徹底的閉關鎖國，是它日后能夠振作的必要條件。

歐洲海盜破壞海上絲綢之路的海洋貿易，明朝財力下降造成的另一個結果是，東北滿族發現有機可趁，試圖趁明朝虛弱之際，獲得自己更大的利益，明朝鎮壓的能力有限，不能很快平叛。以至于養成后患。此外，整個16世紀，中國的海外貿易還在進行，但是，它發生了一個重要的改變。由于歐洲人沒有多少實際有用的貨物，只能用金銀與中國交易，中國的貨物反而一直在出口，金銀又不能兌換成中國需要的東西，造成的結果是物價上漲、通貨膨脹，這也成為百姓生計的威脅，引發了民變，或者成為農民起義。用內憂外患來形容明朝并不過分。

從總體上看，明朝中后期，文有張居正，武有戚繼光，自然科學有李時珍、宋應星，他們的著作是當時世界范圍內最優秀的自然科學成果，人文領域也有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依然毫無疑問地領先于世界。但是，由于對歐洲人到來的深刻影響認識不足，對于歐洲人的本性認識不清，慣常使用的對付外邦的手段，面對歐洲人作用不大，明朝也沒能及時找到對付野蠻歐洲人的有效手段，簡單來說，守是沒用的，必須主動出擊，日本式的閉關鎖國，如果沒有中國做依靠，它也難以自保。種種原因，造成明朝意外地亡于滿清。這是一個非常慘痛的教訓，本文不打算深入描述明朝覆亡的原因，只是把青花瓷的變遷與當時的世界大事聯系起來，也許能為我們認識明朝的最終命運提供一個新的角度。明朝之后，清朝的青花瓷其色料主要是國內色料，由于國外色料難以獲得，中國人憑著聰明才智，研制出了同樣出色的國內色料使用辦法。隨著歐洲人掌握了瓷器的技術秘密，中國的青花瓷終于失去了昔日的風光。撫今追昔，我們應該汲取怎樣的教訓？

“ 國家欲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海上.”這句話出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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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

——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研究 作者：王詩成 文章來源：海洋財富網

鄭和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他率領的下西洋船隊規模之大、人數之多、時間之久、航程之長，都是當時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鄭和航海給后世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研究，但現存記載鄭和海洋思想方面的資料很少，國內外的幾十種專著和數百篇論文多以專門研究鄭和航海活動為主，系統深入地研究鄭和航海思想的不多。鄭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把海洋與國家富強、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的偉人，從這一角度來看，鄭和既是一個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海洋戰略思想家。在此，僅就鄭和海洋戰略思想作一家之言，以期引起對鄭和航海思想的深入研究。

一、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

鄭一鈞先生在《論鄭和下西洋》①一書中兩次引用了法國學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華人》一書中記載的鄭和為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寶船隊時的一段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的話語雖不多，但字字千鈞，句句精辟。他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海洋與國家的安危聯系在一起，鮮明地揭示了海洋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密切關系，深刻地闡述了發展海軍船隊、控制海洋對國家安全和貿易的極端重要性。這是鄭和積一生航海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華的結晶。這段話對于研究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縱觀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可概括為：海洋開放意識，海洋財富意識，海洋主權意識和海洋憂患意識。其核心是海權思想。

其一，海洋開放意識。主要表現在鄭和走向海洋的強烈愿望，不怕冒風險的征服意識和自強不息、不辱使命的奮斗精神。從1405年到l433年的29年間，鄭和以“造大船、馳騁海洋、協和萬邦、天下太平”的泱泱大國雄風和“耀兵異域和示國家富強”的政治使命感，作為永樂皇帝的使臣，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寶船隊，七下西洋，歷時29載，遍訪了亞、非37個國家和地區。活躍在從今東南亞諸國到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直至非洲東海岸的廣闊海域上。“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我之云帆高張，晝夜星弛，涉彼狂瀾，若歷通衢”的壯觀景象是鄭和熱愛航海和征服海洋的英雄氣概的真實寫照。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洋，情系航海，關心寶船隊的命運和祖國海疆的安危。l433年7月，鄭和結束最后一次航海，橫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祖國。鄭和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獻給了祖國的航海事業，在人類走向海洋的莊嚴史詩中譜寫了空前輝煌的篇章。

其二，海洋財富意識。鄭和的海洋財富意識就是有效地開發利用海洋，擴大經商和對外開放，繁榮貿易，使國家走上繁榮昌盛之路。鄭和通過幾十年的航悔生涯，認識到海洋是聯系世界各國的交通大道，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橋梁和紐帶，一個國家的富強離不開海外貿易的發展，這是中華民族“興漁鹽之利、行舟楫之便”的傳統海洋觀的一次重大變革。盡管當時的明政府為了維持自己對這種貿易的壟斷，排斥競爭，禁止移民和私人貿易。朝貢貿易有它的局限性，但畢竟通過這一貿易形式，使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與海外的經濟貿易往來。隨著所有國家和貿易次數的增加，由此誘發公平貿易也就不可避免。鄭和把“擴大經商”、實行開放貿易作為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始終在海外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并逐步將以納貢和皇帝賞賜為主要內容的朝貢貿易轉變成持久均衡的貿易往來，與所到國公平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并獲得了巨大利潤②。“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計希，充溢庫市，貧民承先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自此記載不難看出，海洋貿易的蓬勃發展，既適應統治階層對“舶來品”的追求，又滿足下西洋官兵贏利的欲望，還使一部分百姓富足起來，對沿海地區的市場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鄭和晚年才有了“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其三，海洋主權意識。鄭和通過航海實踐，其海洋主權意識逐漸增強，海洋思想也日趨成熟。鄭和進一步認識到了海洋與國家昌盛和國家安危息息相關。要實現耀兵示富、威制四夷的政治目的，必須憑借實力，“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異域，“懾服”敢與中國抗衡者，“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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