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元代海外貿易繁盛的原因(漢代與元代的對外交流路線有何不同)

元代商貿為何空前繁榮

元朝的商業貿易具有鮮明的世界性的特點

馬可波羅以親歷其境的感受，曾高度稱贊元朝的大都（漢八里）是13世紀后期世界上最富庶的國際大都市，“百物輸入之眾，如有川流不息”、“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與比”（《馬可波羅行記》）

由于商業活動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商業稅收就成為國家極為重要的財政收入

史載元代1270年國內商業稅銀只有四萬五千錠左右，而到1289年就達到四十五萬錠，不足10年，商稅收入增長10倍，其商貿繁榮可見一斑

究其原因，有如下數端： 一、元朝疆域空前遼闊，海陸交通便利，這是商貿活躍的前提

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大陸，建立了許多政權，這就使交通上減少了許多障礙

蒙古政權以政治為目的開設的官道、宿驛、置守備等，減少了商人來往的危險和困難

我國西北陸路從天山南路可以達到中亞西亞和印度等地，由天山北路經由西西伯利亞可以達到歐洲

波斯、印度以及歐洲商人來華者不絕于道，中國商人循此道而散居撒馬爾罕（注：原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中部古城，撒馬爾罕為首府）等 *** 國家的也不在少數

東南沿海交通也很發達

元 *** 曾設立沿海站，“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御海道為便”（《元史》卷十五），當時的泉州、杭州、溫州等都成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在泉州居留的波斯、大食商人約一萬多人，其商稅占元朝收入極為重要部分

二、元政權對外商特加保護，鼓勵發展商業貿易是商業繁榮的主要原因

早在鐵木真西征以前，蒙古商人和西方各國的貿易是相當頻繁的

鐵木真征服花刺子模（注：在今里海東、咸海西、錫爾河南）這個中亞大國，主要就是為開辟商路，保護商人

在滅金、滅宋的過程中，在軍事戰爭期間，蒙古軍隊對商人也加以保護

忽必烈建立元朝，完成統一后，就馬上與中原封建地主以及胡商高利貸資本相提攜，建立封建地主商人政權，以適應宋朝以來已經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又利用政權來保證重商政策的實施，招諭番商來華，并在貿易過程中對他們加以保護和優待

“往來客旅、斡脫、商賈及貴擎財物之人，必須于村店設立巡防弓手去處止宿，其間若有失盜，勒令本處巡防弓手立限根捉”（《元典章》卷五一），商人所損失的財物，令當地人按價賠償，并頒發拘雇商船商車的禁令，以防止權勢者對商人的侵害

商賈可以佩虎符、乘驛馬，凡西域商賈皆不當雜泛差役，官給飲食，遣兵防衛

這些措施，對國外貿易影響甚大，所以歐洲與西南亞及南洋諸國商人紛至眾來，雜聚我國的各大城市，更加繁榮了元朝的商業貿易

三、元代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為商貿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工商業的發展，一般來說，是與農業發展相適應的，因為封建社會工商業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

蒙古族作為一個游牧民族，進入中原以后，首先是對土地的掠奪，而這種掠奪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特別是黃河以北，昔日的糧田都變成了牧場，蒙古貴族企圖用自己從事畜牧業的生產方式取代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方式

但是由于中原人民的斗爭，也由于蒙古貴族中一些明智者逐漸認識到農業生產的優越性，所以忽必烈完成統一事業中，實行勸說農桑的政策，并于1270年設立了司農司，專門管理農桑水利，還派出勸農官巡視各地農業生產情況

為了推廣當時先進的耕作技術，司農司組織農業專家，參閱古今各種農書，研究和總結13世紀前的農業耕作經驗，于1273年編成了《農桑輯要》一書，在全國頒行

元初一度出現了“戶口增，田野辟”的景象

黃河以南還保存了南宋以來的租佃，加上元政權組織興修許多水利工程，下令減輕佃戶私租，不僅糧食產量不斷提高，而且棉花種植得到有力的推廣

因而元人代的農業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如果沒有農業生產發展這個基礎，商業貿易則不可能達到空前的繁榮

我國宋元時期對外交流為什么有陸上逐漸轉變為海上

我國宋元時期對外交流由陸上逐漸轉變為海上的原因：

一是北方為多個少數民族政權占據，陸路不通；

二是宋代航海技術進步，指南針應用于航海，造船技術進步；

三是政府為解決財政困難，增加收入，鼓勵海外貿易；

四是宋代制瓷業發達，對外貿易輸出物品多以瓷器、絲綢等物品為主，走海路，顛簸較小，瓷器不易損壞。

海上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是由當時東西海洋間一系列港口網點組成的國際貿易網。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形成主因是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地方諸侯也需海外資源交易以維持統治，東南沿海可以借助夏冬季風助航更增加了海路的方便性，因此古代中國沿海很多地方都有此項交流。

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于“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并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并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便是泉州；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后為遼、金所占，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說出宋元時期南下船舶出港的主要季節,并分析其原因

冬季

宋元時期南下船舶是木質船，為了更快更安全的到達西洋,必須要選擇一個合適的時間來達到順水順風的效果.

那么在世界洋流中,北印度洋海區因受季風環流的控制,洋流流向在一年中具有明顯的季節變化,從10月至來年的3月－4月,亞洲大陸被強大的高壓所籠罩,此時海洋是低壓,這樣風就由大陸吹向海洋,在北印度洋海面就盛行東北季風,因此（冬季）印度洋海水就會向西流動,這樣的話,對于要向西航行的鄭和船隊來說無疑是‘助一臂之力’了,所以說宋元時期南下船只出航基本是以冬季為主!

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貿易空前繁盛。泉州港（亦稱刺桐港）被譽稱為“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而馳名中外，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

宋時泉州與國外往來的有70余個國家和地區，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

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設立市舶司，嗣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為鼓勵海外交通貿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員，每當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節，特為中外商人舉行“祈風”或“祭海”活動，以祝海舶順風安全行駛。

元代，泉州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增至近百個，其貿易范圍仍以通西洋為主，相對穩定的航線大抵與宋相仿。當時泉州港是國際重要的貿易港，也是中外各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經泉州港進口的香料有58種，寶貨珍玩12種，工業原料27種，紡織品19種，金屬物9種，器用品6種，副食品7種。經泉州出口的絲綢織品54種，陶瓷器41種，金屬、雜貨和藥物63種，遠銷到64個國家和地區。

進入明代，泉州的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但由于明政府施行了嚴厲的“海禁”，限制泉州港只通琉球，使泉州港對外貿易受到極大限制。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標志著泉州港外貿地位的下降。清代，在清初戰爭和海禁、遷界的影響下，泉州的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港口的繁華已煙消霧散，城市也凋零殆盡，泉州港的外貿業務全由廈門港所取代，從此以后，泉州港便走向衰落，變成地方性的小港。

漢代與元代的對外交流路線有何不同

漢代和元代的對外交流路線存在顯著區別。總的來說，漢代以陸路交通為主，而元代則依托海洋交通。

漢代時期，中國與外界的交往主要通過陸路交通進行。這得益于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通過這條陸上通道，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得以與中亞、西亞等地進行貿易交流。此外，漢代還通過陸路與南亞、東南亞等地區進行一定的貿易往來。然而，漢代的對外貿易相對有限，且以單向輸出為主，如絲綢等商品。

而在元代，對外交流路線發生了顯著變化。元朝時期，各港口設立了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此時的對外貿易更加繁榮，海船可直通日本、東南亞等地。元代的海上貿易不僅規模增大，而且雙向交流逐漸增多。例如，東南亞的香料、寶石等商品輸入中國，而中國的瓷器、絲綢等也輸出到東南亞。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國與外界交流的主要通道。

綜上所述，漢代與元代的對外交流路線差異顯著。漢代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而元代則依托海洋交通，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對外貿易。這一轉變反映了中國在對外貿易和交流方式上的變遷，也體現了時代的發展。

為什么中國古代經濟從宋代轉型

宋代，正處在漢唐和明清之間。宋雖然仍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之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貨幣、商業、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已然處在邁向近代社會的前夜。與漢唐相比，宋代經濟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商品經濟成分在傳統社會母胎中的急速成長。晚唐以降，特別是入宋以后，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鐵革命的出現，手工業生產的擴大，以及運輸工具(如漕船、海船)的進步和交通條件(如汴河和沿海海運)的改善，商品經濟繼戰國秦漢之后迎來了它的第二個高漲時期。以前未曾見過或者雖有征兆卻并不明顯的諸般新氣象，此時卻一一凸現在我們面前。

一是商品性農業的成長。以桑麻、竹子、茶葉、水果、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加速擴展，特別是在兩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區，專業茶農、果農、蔗農、菜農大批涌現，他們與獨立手工業者一道，開始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

二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脹，城市中工商業從業者增多，地域性經濟中心城市層出不窮，導致傳統的政治性城市向經濟性商業城市轉化，都市化勢頭日見明朗。與此同時，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潰而有重大改觀，城市商業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臨街設店的近代型城市風貌已可初見端倪。

三是商品構成的變化和商業性質的轉折。社會商品構成發生重大變動，越來越多的生活資料(如糧食、布匹、茶葉等)和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農具等)進人流通領域。原先主要為社會上層服務的、以奢侈品和土特產為主的販運型商業，開始轉變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用品為主的規模型商業。

五是商人群體的崛起和“謀利”觀念的盛行。越來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農民投入經商活動，沿海農民甚至集資投入海外貿易(所謂“帶泄”)。隨著商人隊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雄厚，商人階層的實際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會影響亦在擴大。與此同時，體現商人意識的謀利觀念(所謂“市道”)對傳統觀念的沖擊力日益增強。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功利主義學派的崛起，表明傳統儒家義利對立論的一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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