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2021年世界前沿科技發展態勢總結及2022年趨勢展望——信息篇)

張啟迪：2022年全球經濟滯漲風險將顯著上升丨宏觀展望（上）

2022年全球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明顯加大。 一是疫情發展仍然未知。 隨著奧密克戎新變異毒株的快速傳播，全球新增病例數大幅上升。Our World in Data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1月16日，過去7天全球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數高達294萬人，比2021年12月初增長了4倍。雖然過去一年全球疫苗接種率穩步提升，然而由于疫苗有效性趨于下降，再加上新冠特效藥研制存在不確定性，2022年疫情如何發展不得而知。

二是前期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大量退出。 隨著全球經濟持續復蘇，前期擴張性政策也不斷退出。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已經開始縮減資產購買金額，并且可能將于2022年同時啟動加息和縮表。英國央行2021年12月已開始加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雖未開始加息，但也縮減了資產購買金額。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也開始加息。財政政策方面，美國前期疫情財政支持政策已經基本退出，新財政刺激計劃落地亦充滿不確定性。其他經濟體財政支持政策大都也基本退出。

三是供應鏈問題在短期內仍難解決。 受疫情形勢影響全球供應鏈持續緊張。紐約聯儲最新公布的全球供應鏈壓力指數（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顯示，2021年10月份以來，隨著疫情的持續惡化全球供應鏈持續緊張，供應鏈壓力指數創1997年以來最高水平。

四是經濟預期開始轉弱 。 受疫情持續擴大、通脹上行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等多重因素影響，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預期持續走弱。世界銀行2022年1月11日發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5.5%，2022年增長4.1%，均較此前預測下調0.2個百分點。預期轉弱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私人部門行為，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不利影響。

由于疫情爆發后新興經濟體政策支持力度遠低于發達經濟體，其當前經濟狀況與疫情前相比仍有較大差距。IMF2021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到2024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不包括中國）的總產出仍將比疫情前低5.5%。世界銀行2022年1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預測發達經濟體增長率將從2021年的5%下降到2022年的3.8%和2023年的2.3%，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將從2021年的6.3%下降到2022年的4.6%和2023年的4.4%。到2023年，所有發達經濟體產出和投資都將恢復到疫情之前的趨勢，而新興經濟體總產出仍將比疫情前趨勢水平低4%。

2022年新興經濟體復蘇面臨以下三大挑戰： 一是“疫苗鴻溝”仍將繼續掣肘新興經濟體的表現。 截至2022年1月16日，高收入國家至少接種一劑疫苗比例為77%，中低收入國家為52%，而低收入國家僅為9.5%。疫苗接種率低將使得新興經濟體疫情更難控制，進而影響經濟表現。

二是新興經濟體的政策空間遠低于發達經濟體。 雖然新興經濟體杠桿率低于發達經濟體，但由于經濟脆弱性更高，政府借債能力也更低。一旦經濟再度面臨壓力，新興經濟體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空間也相對不足。

三是美聯儲退出寬松政策將給新興經濟體帶來不 利影響。 近期由于美國通脹水平持續上升，美聯儲緊縮預期不斷增強。美聯儲2021年12月議息會議紀要顯示，預計2022年美聯儲將加息3次，并且將啟動縮表。迫于美聯儲壓力，許多新興經濟體已經提前開始加息。在新興經濟體經濟復蘇本就脆弱的情況下，貨幣政策提前緊縮將對經濟復蘇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

隨著疫情持續擴大，2022年全球經濟滯漲風險越來越高。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挑戰不斷增多。當前全球經濟不僅面臨因疫情惡化以及前期支持政策撤出所帶來的短期經濟下行壓力，長期因素對經濟的影響也開始顯現。

一是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突出。 目前全球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全球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經從1960年的4.97%上升至2020年的9.32%。

二是全要素生產率放緩。 目前來看，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 科技 革命對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效果有限，難以驅動全球經濟新一輪增長。

三是全球貿易增速放緩。 近年來，由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溫，全球貿易/GDP比率自全球金融危機后幾乎停止增長，進一步加大了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難度。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擴大導致通脹壓力短期內難以緩解。2021年，全球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脹率創下近5年新高，預計2021年全球整體通脹率將達到4.3%，創10年來新高。

疫情對通脹的影響主要有以下三個傳導機制：一是全球供應鏈恢復時間被拉長，許多產品價格將居高不下；二是勞動力供給下降，進而引發勞動力成本上升；三是運輸途徑受阻導致貿易成本上升。碳中和政策也令通脹壓力有所上升，主要是因為碳中和政策改變了能源行業預期，能源投資持續下滑，導致能源價格易漲難跌。

雖然美國經濟仍處于復蘇進程，然而仍面臨多重壓力。 一是美國疫情形勢持續惡化。 Our World in Data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1月15日，美國過去7天平均新增確診突破80萬例。疫情惡化一方面將導致美國服務業復蘇繼續受阻，另一方面對勞動力市場也將產生不利影響，勞動參與率提升將更加困難。

二是美聯儲加速緊縮將加大金融風險。 疫情爆發后美聯儲向金融市場注入巨量流動性，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2020年年初的4.17萬億美元上升至2021年年末的8.77萬億美元，擴表幅度超過1倍。流動性泛濫導致美國資產價格暴漲，美股泡沫化日趨嚴重。當前，美聯儲為了抑制通脹不得不加速緊縮。美聯儲緊縮短期內有助于抑制通脹上行，但同時也可能刺破資產價格泡沫，加大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下行壓力。

三是通脹上行不利于經濟復蘇。 目前美國通脹水平依然較高。2021年12月美國CPI同比上漲7%，創1982年6月以來最大同比漲幅；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上漲5.5%，創1991年2月以來最大漲幅。美國CPI持續位于高位不僅將推升名義利率水平，加大金融市場動蕩，而且可能導致通脹螺旋，使得通脹持續更長時間。為應對通脹壓力美國將不得不加速緊縮，經濟也將受到更大負面影響。

四是貧富分化問題愈發嚴重。 美聯儲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全美財富排名前10%人群總財富占比接近70%，而最底層50%人群總財富占比僅為2.5%。由于富人消費傾向相對較低，而消費占美國經濟比重高達80%左右，貧富分化將制約消費復蘇的時間和空間，進而掣肘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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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狀況是什么?

第一階段：建國時至1978年。

這一階段，我國的經濟體制尚實行配給制，采用計劃經濟制度。外貿局限于互通有無，調劑余缺，農副及礦產資源型產品構成了出口商品的主流，貿易關系受制于外交政策和國家關系的變化。對外貿易主要被看作社會擴大再生產的補充手段，局限于互通有無、調劑余缺。建國初期，中國出口商品以農副產品等初級產品為主，約占出口總額的80%，反映出中國當時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水平。隨著國內工業的迅速發展，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輕紡產品成為主要出口商品，重工業產品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但直到1978年，初級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仍高達53.5%。進口商品結構方面，舊中國以進口消費品、奢侈品為主的狀況得以改變，生產資料在進口中占據了主要地位，每年占總進口的80%左右。按照“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經濟建設方針，這一階段中國在利用國外資金為本國經濟建設服務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嘗試和實踐。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前期，亞非拉越來越多的國家贏得民族獨立，新中國廣泛建立、積極發展同這些國家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關系，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開展易貨貿易、邊境貿易、記賬貿易、現匯貿易等靈活多樣的進出口貿易，與此同時，還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或無償援助。此外，中國內地始終堅持對港澳地區長期穩定供貨的貿易政策，即使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也保證了對港澳地區的供應。同時經港澳的轉口貿易也成為打破西方國家封鎖的突破口。

為了補足國內必需的生產和生活資料，中國利用各種機會和途徑，推動同日本、西歐等西方國家的民間貿易以至官方貿易。特別在1960年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由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轉向日本、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到1965年，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

“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對外貿易遭受嚴重干擾破壞而出現較大曲折起伏。70年代初，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外關系迅速改善。中國同日本、德國、美國等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對外貿易重新獲得恢復和發展，西方國家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改善，技術引進取得了重大進展。在有利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中國在70年代末進入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

第二階段：1978年至1990年，改革開放初期的嘗試

伴隨著外貿管理體制的改革和更為靈活的貿易形式，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海外投資與經濟特區的創辦，為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工業制成品成為中國主要的出口商品。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對外貿易進入了新的實踐探索階段。

這一階段，國家對外貿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外貿體制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資極大地促進了外貿發展。1978-1991年，進出口總額由206.4億美元增長到1356.3億美元，其中出口由97.5億美元增長到718.4億美元，進口由108.9億美元增長到637.9億美元，年均增速分別達到16.6%和14.6%。

為吸引資金、技術、設備，拓展國際市場渠道，創造外匯收入，同時增加就業機會，1979年，國務院批準在沿海地區開展加工貿易。80年代中期，國際產業結構出現了新一輪調整和轉移，為了抓住這一有利形勢，國家進一步確立了以加工貿易為重點、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沿海發展戰略，加工貿易得到迅速發展。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加工貿易使中國成功地承接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帶動了國內工業發展，促進了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了外貿出口由初級產品、資源型產品為主向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1986年，工業制成品取代初級產品成為中國主要出口商品，實現了出口結構的一次根本性轉變。1991年，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到77%。市場日益多元化，日本、香港、美國、歐共體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和貿易伙伴，而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份額則大幅下降。

1979年開始，中國陸續建立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開發區等特殊經濟區域，在進出口管理與經營政策、外匯政策等方面試點實行更靈活、更優惠的特殊政策，這些特殊區域對全國的外貿發展以至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平臺、示范與輻射作用，是這一時期對外貿易發展最為活躍的區域。1980年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建立的第一年，進出口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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