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貿易協議有哪些(中國已參與的服務貿易協議有哪些？)

中國已參與的服務貿易協議有哪些？

中國已經參與了多個服務貿易協議，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的協議：

1. 《亞太經合組織服務貿易自由化協議》（APEC FTA）：該協議于2006年簽署，旨在促進亞太地區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2.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ACFTA）：該協議于2007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3. 《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議于2008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新西蘭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4. 《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議于2008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智利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5. 《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議于2008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6. 《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議于2015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7. 《中國－韓國自由貿易協定》（FTA）：該協議于2015年簽署，旨在促進中國和韓國之間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除了以上協議，中國還參與了多個地區性和全球性的服務貿易協議談判，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

國際貿易雙邊協定主要形式有哪些

國際貿易協調機制的運行目標是為了消除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減少貿易障礙，以推動各國及世界經濟的增長。在這一領域活動的經濟協調組織組成了一個國際貿易協調機制體系。在該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關貿總協定。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貿總協定進行的國際協調具有全局性。目前關貿總協定的締約方已達100多個，由這些國家進行的進出口商品貿易占世界貿易的85％以上。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貿易活動都是在關貿總協定協調下進行的。而且，關貿總協定的協調十分廣泛，協調對象幾乎包括了所有商品，并在烏拉圭回合中把它進一步擴展到農產品貿易和服務貿易領域。二是關貿總協定對其他貿易協調活動具有規定和制約作用。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實行的貿易政策和同其他國家進行的貿易協調活動具有規定和制約作用。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實行的貿易政策和同其他國家進行的貿易協調必須服從關貿總協定的基本原則。為了增加各國貿易政策和措施的透明度，促使所有締約方更好地遵守關貿總協定規則和履行承諾，保證多邊貿易體制更有效地發揮作用。關貿總協定1989年建立了貿易政策審議機制，通過定期召開理事會特別會議來審議締約方的貿易政策和措施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關貿總協定的原則規定著其他貿易協調的方向，使后者表現為關貿總協定規則的延伸。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協調活動雖然具有與關貿總協定類似的廣泛性，但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論壇的性質，在采取實際國際措施方面還比較薄弱，在全局性貿易協調中只是對關貿總協定體制的一種補充。

在關貿總協定的總體框架之下，國際間還廣泛進行局部協調。局部協調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針對特定商品的協調，主要通過國際商品協定或各種雙邊貿易協定進行；另一種是在一定區域內的協調，主要采取建立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等區域經濟集團和貿易協定、國際會議等方式進行。局部協調對關貿總協定的全面協調起補充和促進作用，并與后者共同組成系統的國際協調機制。

國際貿易協調機制是通過以下途徑和方式協調各國貿易政策和管理措施的。

（一）關稅政策協調

它通過在國際協商的基礎上確定和修改有關國家相互間進口關稅水平，達到調整相互貿易關系和貿易狀態的目的。關稅協調使各國關稅的形成方式發生變化，協定關稅日愈取代自主關稅而占據主導地位。關稅協調主要是通過改變各國關稅結構和關稅水平實現的。其變化首先是使關稅從單一稅率結構向多樣化稅率發展，目前各國已普遍以復式稅則取代了單一稅則。在復式稅則中，其最惠國稅率、普惠制稅率、特惠稅以及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內部的關稅免除等，都是通過各務關稅政策協調之后，才最終確定的。關稅協調的另一影響是使各國稅率水平降低。這是由于各國關稅中協定稅率比重較大，而且關貿總協定通過不斷組織關稅減讓談判，使各國關稅水平進一步下降。

（二）非關稅政策及管理措施的協調

非關稅協調的根本目標是消除國際間的非關稅貿易壁壘。這方面貿易障礙主要是本世紀30年代以來建立的，并對世界貿易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害。基于這一教訓，戰后建立的關貿總協定強調取消進口數量限制，以關稅作為唯一保護手段原則，試圖通過推動各國外貿調控手段以非關稅措施向關稅措施轉化。再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關稅，對立全球范圍的自由貿易體制。關稅總協定自肯尼迪回合開始，推動締約方限制非關稅措施舉行談判，達成了若干有關協議。但是由于各國利益難于協調，關貿總協定不得不放松對締約方執行上述規則的要求，允許締約方在例外情況下，利用保障條款保護國內市場。另外，關貿總協定把涉及貨幣儲備、國際收支和外匯安排的非關稅政策協調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要求全體締約方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并與之合作。

在區域范圍進行的具有重要意義的非關稅協調是建立經濟一體化組織。它能夠比較徹底地排除成員國間的非關稅壁壘，并通過吸收新成員擴大協調范圍。在不能立即取消外匯管制的情況下，一些國家利用簽訂清算及支付協定擺脫它對貿易的限制。各國還經常采取協商建立某種出口數量控制機制的做法，避免和取代非協調的單方面進口限制，如多種纖維協定等協調進出口雙方行為的國家政府間商品協定，以及自動出口限制協議、有秩序銷售協議等。

（三）交易活動管理措施的協調

這類國際協調主要存在于出口領域，指若干國家通過建立原料生產國與輸出國組織、簽訂商品協定等，統一規定和調整成員國某種商品的交易數量、價格或者交易商品的種類。發展中國家采取這種協調方式較多，主要用于對其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大宗敏感性初級產品的出口管理。發達國家一般對本國出口產品較少干預，但也存在出于政治、軍事目的或為了實行經濟制裁進行聯合出口管制的做法，如巴黎統籌委員會的出口管制、發達國家的聯合禁運和封鎖、凍結政府貸款以限制國內企業對象國家的出口等聯合行動。

國際環境保護協議都有哪些

(1)與保護臭氧層有關的國際環保公約。臭氧層是地球和人類的保護傘，由于廣泛使用氯氟碳化合物(CFC)和哈龍，臭氧層遭到嚴重破壞，其結果是損害人類健康，危害農作物和生物資源，破壞生態系統，引起氣候變化等。為了保護臭氧層，國際社會簽訂了一系列國際公約，如1985年3月通過、1988年9月生效的《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和1987年9月通過、1989年1月生效的《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及其修正案（1990年和1992年兩次修正）。規定發達國家于1996年、發展中國家于2010年逐步淘汰40多種受控物質(ODS)，由于這些多為基本化工原料，涉及到的相關產品至少有數千種。

(2)《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隨著工業的發展，危險廢物的產生與日俱增，逐漸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主要公害。據統計，全世界每年產生的危險廢物已從1947年的500萬噸增加到目前的5億多噸，其中發達國家占95%。由于處置場地少，技術復雜，代價昂貴，特別是國內制定了嚴格的環保法規，加上民眾環保意識較強，一些發達國千方百計地將危險廢物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對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造成災難性的危害。為此，1989年3月通過了《巴塞爾公約》。公約控制的危險廢物按來源分為18種，按成分分為27種。包括中國在內的64個公約締約方1994年通過一個決議，規定立即禁止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以最終處置為目的的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從1998年起，以再循環利用為目的的危險廢物出口也被禁止。

(3)《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戰后，世界范圍內的野生動植物貿易不斷發展，影響了生態多樣性。1973年2月簽訂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按照物種的脆弱性程度，公約將受控物種分為三類列入三個附錄，并對其貿易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附錄一列入了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貿易的影響而有滅絕危險的物種800余種，基本上禁止貿易；附錄二列入所有那些目前雖未瀕臨滅絕，但如對其貿易不嚴加管理，以防止不利于其生存的利用，就可能變成有滅絕危險的35000種物種，應嚴格限制貿易；附錄三列入任一成員方認為屬其管轄范圍內，應進行管理以防止或限制開發利用，而需要其他成員國合作控制貿易的物種，應對貿易加以管理。這三類物種不斷變化，越來越多的物種被納入第二類和第一類的范圍。許多野生動植物物種或其相關產品的貿易受到嚴重影響。

(4)《生物多樣性公約》及《生物安全議定書》。1992年6月5日簽署的《生產多樣性公約》沒有直接的貿易措施條款，但一些條款對貿易有明顯的影響，特別是關于遺傳資源的取得、知識產權和生物安全規定與國際貿易直接有關。2000年1月28日達成的《生物安全議定書》將對轉基因產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重大影響。

當然，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GMO)飛速發展，正在成為21世紀重要的新興產業，并對農業、醫藥、化工和環保等產生重大影響，為解決糧食短缺、有效藥品及治理環境等問題展示了良好的前景。目前全世界共有50多種轉基因植物產品投入商品化生產。據統計，1996年全球轉基因體物商品化種植面積280萬公頃，1999年達3990萬公頃。美國、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是主要生產國。1995～1998年，GMO作物銷售收入從0.75億美元猛增到15億美元，1999年達23億美元，估計到2010年將增至250億美元。GMO產品的國際貿易也迅猛發展。據統計，日本1998年進口的1597.5萬噸玉米、475.1萬噸大豆（美國分別占進口量的87.9%和78.6%）中，GMO 玉米和大豆分別為435萬噸和105萬噸，占進口量的27.2%和22.1%。

轉基因技術及其產品迅猛發展的同時也有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構成潛在的風險與威脅，一旦出現差錯，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后果：造成基因污染和破壞生態平衡；產生新的毒性或過敏物質，或擴大了寄主范圍，導致病毒災難性的泛濫；轉基因活體及其產品有可能降低動物乃至人類的免疫能力，從而對其健康、安全乃至生存產生影響。

為了防范GMO產品對生物安全的影響，規范越境轉移問題，國際社會于2000年1月在蒙特利爾通過《卡特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議定書》對轉基因產品的越境轉移的各個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這些規定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影響是巨大的：實行風險評估對國際貿易有負面影響；提前知情同意程序規定使得進口程序更加復雜和繁瑣，審批的時間較長，一般為270天，賦予進口締約國為保護生物安全很多的權利；資料評估為進口國控制GMOs進口提供了借口，進口方可以資料不完備或缺少可靠和充分的科學依據而拒絕進口或推遲做出進口決定；實行GMO加貼標簽制度會增加進口國公眾對GMOs及其產品的心理恐懼，從而導致某些GMO產品國際貿易量的下降甚至退出國際市場。另外，一旦采納賠償責任和補救措施，對進口方來說是能保護合法權益，但對出口方則是極為不利的。預計進口國與主要出口國將在這一領域展開較量。同時《議定書》的簽訂將大大促進非GMO產品有機食品的國際貿易，特別是給綠色—有機食品國際貿易的發展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5)《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締約方會議。大氣中二氧化碳等溫室氣候的增加引起全球氣候變暖，將對地球和人類產生嚴重的影響，1992年6月簽署了該公約，并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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