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會北京倡議指出(20國集團的財長會議)

【聽從國家和個人兩個層面 談談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取得輝煌成就的深刻啟示】？

落后就要挨打，一個強大先進的國家是人民生活幸福穩定的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在不斷努力和探索中發展壯大。到現在國家強盛，人民富足。我們每個中國人要挑起肩上的重擔，將畢生能量貢獻給民族復興，國家建設的大潮流之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回顧和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應該把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和黨的十八大以來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凸顯出來進行考察。

弄清楚前后承繼創新的有機聯系和發展邏輯。從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規劃的三步走戰略，再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在實踐探索基礎上認識不斷深化、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結合提出的宏偉目標。

在實現宏偉目標的過程中，通過把握歷史發展大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和修正錯誤，抓住歷史變革時機，黨領導人民團結奮斗，經過了70年光輝歷程，創造了人類歷史罕見的發展奇跡，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并上升為中國智慧。

產生了與中國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意義。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僅對于我們自身進一步前行彌足珍貴，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探索的中國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和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社會主義理想在中國大地變為現實，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深遠的轉折意義。

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實施了土地改革，使農業經濟擺脫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近三億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到了七億畝土地和大量的農具、牲畜和房屋等，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約350億千克糧食的地租。

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個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構建起中國人民當家作主、實現民主權利的制度載體。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中取得歷史性發展成績的同時，也犯了急于求成和“左”的錯誤，使國家發展遭遇了嚴重的挫折。特別是在經濟建設中，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以集中計劃代替市場機制，導致在微觀層面生產和勞動的激勵機制缺失。

在宏觀層面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國民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積累與消費比例失調等弊端。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黨的工作重心遠離了經濟建設。到了“文革”后期，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

正視前30年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和經濟建設中的錯誤和挫折，中國共產黨勇于拿起手術刀革除自身病癥，靠自己解決自身的問題。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振聾發聵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

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從此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這個嶄新的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就是革除病癥，消除一切阻礙提高社會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體制障礙與弊端。首先，以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為取向不斷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廢除人民公社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從提高農產品價格、取消農業稅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從促進鄉鎮企業發展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發展非公有經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通過雙軌制過渡的方式推動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發育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次，不斷擴大全方位對外開放，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從興辦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擴大對外商品貿易到引進外商投資；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以資源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體系，到國內國際聯動開放發展；從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

到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從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到經濟全球化的積極推動力量和國際經貿規則改革負責任的參與方。

第三，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轉向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依法治國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外事體制改革、社會治理體制改革。

生態環境督察體制改革、國家安全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紀檢監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成就與曲折，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準備。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以來，我們黨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人民正在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努力奮斗。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從此不斷創造偉大的成就。在前30年即1949-1979年期間取得的成就為改革開放時期的發展奠定了不可低估的物質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首先，結束了舊中國戰亂頻仍的災難，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民開始安居樂業，生活狀況得到極大的改變。隨著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第一階段，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第二階段。

雖然人口過快增長為就業帶來壓力，卻是改革開放以后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的一個必經階段。這一時期，健康事業和教育事業得到大的發展，積累了經濟發展必要的人力資本。這些都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收獲人口紅利，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其次，提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和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就多次提出建設現代化問題。例如，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

后來他在現代化內容中又加上了現代國防。根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總理分別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和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四個現代化”：“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第三，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前已經存在一定比重的工業經濟，但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是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開始的，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1953年，全國83.1%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就業比重僅占8.0%。

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17.6%。“一五”期間，工業總產值實際增長了81.0%，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一五”結束時增加到23.2%，提高了5.6個百分點。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78年達到44.1%。

最后，結束了長期以來經濟停滯落后的狀況，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GDP增長率長期處于徘徊不前的狀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重和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率都一路下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這兩個指標都降到了谷底。

根據國際數據進行比較，1913-1950年期間，GDP年均增長率的世界平均水平為1.82%，而中國為-0.02%，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增長處于停滯狀態。由于人口的較快增長，這個期間中國的人均GDP反而大幅度下降了20.5%。

新中國經濟建設開始以后，這種狀況得到根本的改變。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4%，略快于當時被定義為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4.3%），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正是在這個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

特別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迅速發展，實現了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從縱向比較來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如果進行橫向的比較，仍然落后于世界的發展。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勞動和生產積極性不足。

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經濟結構失調等諸多弊端。特別是一系列政治運動干擾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使得在新中國的前30年里中國經濟落后于世界的發展潮流，未能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仍然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

這一時期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對國民經濟造成巨大的損害，最終使這一時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甚微。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農村有約2.5億人口未能解決溫飽問題，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照世界銀行確定的標準，按照不變價購買力計算。

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9美元就意味著處于絕對貧困狀態。據此，1981年中國有高達8.8億絕對貧困人口。改革開放的歷程與成就最終證明了這樣的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前提下實行改革開放才能夠消除貧困。

于1978年開始，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從農村起步，通過調動勞動和生產的積極性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和農民收入，降低了貧困發生率；隨后改革推進到城市部門，通過價格改革和發育市場、搞活國有企業和發展非公有經濟，加快了經濟增長速度。

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以多種方式漸進地得到推進。上述改革開放措施，針對了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從改善微觀激勵機制入手，進而賦予企業和農戶自主配置生產要素的權利，在不斷消除阻礙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的條件下。

資源重新配置帶來效率的改進，也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和擴大貿易，把資源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競爭力。1978-2018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高達9.4%，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其他歷史時期。

也未見在如此長的時間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長的先例。例如，此前增長速度最快且持續時間最長的案例要數韓國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在1965-2005年增長最快的40年中，年平均增長率也分別只有8.6%和8.1%。

史無前例的高速增長，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40年中實現了奇跡般的趕超。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從人均GDP來看，1978年中國屬于典型的低收入國家。隨著改革時期高速增長的持續，中國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繼而在2009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并同時在經濟總量上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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