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的挑戰與應對(商務部：我國全面推進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將有哪些影響？)

商務部：我國全面推進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將有哪些影響？

首先是對尋求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權有一定的影響。從規模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大國，但從影響力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小國。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地位與DEPA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DEPA的規定更適用于我國。而且，通過參與DEPA，在國際數字貿易談判中輸出中國式的規則，可以避免受到一些發達國家的限制。

其次是對新興趨勢和技術有很大影響。涉及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等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合作領域，確保DEPA能夠應對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數字身份是貿易協定的一個新問題，例如國家商業號碼。DEPA要求各方在數字身份問題上進行合作，包括交換數字身份政策和法規、技術實施和安全標準。

再者是對數字經濟的貿易輸入和輸出有很大影響。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仍在不斷變化。有人認為可以分為三類：數字商品貿易、數字服務貿易和數據貿易。.在其他場合，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相關談判，大多數成員在語義上也使用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的概念，因此它們都包括使用平臺的商品跨境銷售和跨境傳輸數字內容和服務。

要知道在沒有全球協議的情況下改進國內立法是一個主要趨勢。這不僅是為了保障國內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也為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法律依據，及時保護了國內企業的合法權益。也造成了不同國家的法律在國際競爭中的沖突。簡單來說，數字貿易就是數字經濟與國際貿易的融合。主要變化在于貿易方式的數字化和貿易對象的數字化。前者主要是技術賦能，后者主要是數字服務貿易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是什么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新動向值得關注

近年來全球數字貿易發展迅猛，但數字貿易規則遠遠滯后于實踐。這一問題日漸受到發達經濟體重視，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出現諸多新動向。

一、美國是引領數字貿易規則的旗手

美國作為數字貿易大國，在拓展其數字貿易方面具有鮮明的進攻利益。近年來其主導規則制定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率先提出體現自身優勢的數字貿易定義。數字貿易的基礎是數字產品（Digital Procts）。但由于數字產品的邊界和外延尚不清晰，目前全球還沒有專門關于數字產品交易方面的統計。美國作為這一領域的領先國家，率先對“數字貿易”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定義，“數字貿易”是指“通過有線和無線數字網絡傳輸產品或服務”，具體分為數字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四大類。這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定義，既包括國內商業服務，也涵蓋國際貿易，囊括了美國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大部分業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與統計局的統計，2011年美國通過數字傳輸的數字交付服務貿易出口3574億美元，進口2219億美元，占全部美國服務出口的比重超過60%，占貨物和服務出口的17%。從數字產品服務出口的增加值看，其在美國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更高，占整個國際貿易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

二是利用美主導的經貿談判推出數字貿易規則。美國在其主導的雙邊貿易協定中，率先將數字貿易規則作為電子商務這一單獨章節下的獨立條款出現，既不放在貨物貿易章節，也不放在服務貿易章節。從規則演進趨勢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1.0版本，以2001年生效的美國-約旦特惠貿易協定為藍本，首次以“電子商務”專章形成出現，形成了數字貿易交易規則的雛形；二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2.0版本，以2003年美智自貿協定為代表，明確了數字產品的定義、關稅和非歧視待遇；三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3.0版本，以韓美自貿區協定為代表，第一次提出了數據產品交易中的跨境信息流以及互聯網的訪問和使用原則；四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4.0版本，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為代表，進一步對相關規則進行了完善和細化。

三是致力于服務美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商業利益。以TPP協定為代表，不僅涵蓋了美國主導的數字貿易規則基本條款，也實現了美國國會討論的數字貿易法案核心內容。其規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堅持因特網應保持自由開放；二是對數字產品禁收關稅；三是主張通過制定一系列規則，確保貿易伙伴不會采取進一步的保護性措施，如不能將締約方數字產品置于競爭劣勢地位，不能對跨境信息流建立歧視和保護主義壁壘，禁止強迫本國公司在計算服務中采取本地化策略，禁止要求公司向本國個人轉讓技術、生產流程或專有信息，等等。此外，相關規則也對保護個人隱私、維護網絡競爭、促進加密產品開發等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規定。可以看出，這些規則幾乎是為致力于維護美國在數字貿易的四大類別——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領域的優勢量身定做的。以內容服務為例，美國音樂產業的數字內容已占內容產業的57%，遠遠高出其他經濟體；在搜索引擎服務方面，Google作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占世界市場份額的62%；在社交網絡服務方面，2014年全球超過20億人使用社交網絡，其中美國著名的社交網站Facebook每月擁有15.5億活躍用戶。

對焦中國 拜登力推全球戰略調整

作者： 趙明昊，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的外交和國家安全戰略更加明確地將應對“大國競爭”作為主軸，呈現三大特征。

一是鮮明的“內政導向”。所謂“得藍領者得美國”，如何有效回應美國民眾尤其是工薪階層和勞工階級在經濟、安全方面的訴求，鞏固執政基礎，是拜登政府的核心關切。

拜登政府將“重建中產階級”作為施政的核心目標，力圖從根本上改變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涓滴經濟學”（注：指通過做大“蛋糕”、增加財富總和最終使窮人受益的發展理念）在美大行其道的狀況，推動“國內更新”，開創國家發展的新周期。

拜登政府強調“內政就是外交，外交也是內政”，明確提出推行“服務美國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稱其不再以美國大企業和跨國公司利益為導向。拜登政府徹底結束阿富汗戰爭，也是為了避免海外軍事行動進一步損害國內中產階級的利益。

二是現實的“價值觀外交”。重視價值觀和“民主”“人權”問題，是美國民主黨政府的外交政策傳統。拜登延續了這一傳統，將全球范圍內出現的“民主衰退”問題視為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重大威脅”。國務卿布林肯等高官強調，拜登政府把“價值觀”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拜登力圖強化美國自身的“民主”基礎，以期讓美國重新發揮“榜樣的力量”，為其他國家提供引導，進而“重新找回西方”。

拜登政府以“民主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是現實主義的，相較于過去的“民主擴張”戰略，似更重視強化“民主國家”的內聚力和防御力，服務于應對與中國等國的大國競爭總體戰略。拜登政府將意識形態因素全面注入經貿、技術、安全、國際發展等方面的政策制定，為美國拼湊“小圈子”、實施“新聯盟戰略”、推進“有選擇的多邊主義”提供理念基礎。

三是更精巧的“大國競爭”。拜登政府強調要與中國等對手展開“長期競爭”，更加注重控制競爭成本，著力解決競爭舉措對美國利益帶來的損害或反噬。白宮、財政部、國務院等機構對美國對外制裁手段和做法進行“優化”。

此外，拜登強調要綜合運用美國的國家權力手段，而不是過度依賴軍事手段，稱“外交應當成為美國權力的頭號工具”。為此，拜登政府積極打造能適應“大國競爭新時代”的外交機制體制。2021年10月布林肯公布“國務院現代化”計劃，改革措施包括新設網絡空間和數字政策局，任命負責關鍵和新興技術事務的特使，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領域加大國際政策協調，等等。

在拜登政府“大國競爭”布局牽引下，美對華戰略與美全球戰略日趨一致、互為倚重。從美對華戰略競爭的演進路徑看，奧巴馬執政后期是“醞釀階段”，特朗普時期是“試驗階段”，拜登時期是“深化階段”。

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美面臨的“最嚴峻競爭者”“體系性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者”，強調“競爭是美中關系的本質”，要同中國展開“激烈競爭”和“負責任的競爭”。拜登政府還提出與中國展開所謂“正向競爭”，也就是“辦好自己的事”，以增強美自身競爭力為基礎，構建“復合型國際陣營”為依托，在“印太”地區加大對華威懾為重點，挑動意識形態對立為抓手，布局謀勢。

在拜登上臺后的近一年時間里，拜登政府并沒有對特朗普時期的對華貿易限制措施做根本性修正，而是保持懲罰性關稅，實質性推動美減少對華供應鏈依賴。同時，拜登政府已基本修復與美國盟友之間因“關稅戰”受損的經貿關系，并在世貿組織改革、數字貿易規則制定等方面采取協調行動，以促使盟友更緊密地配合美應對“中國挑戰”。

拜登政府將 科技 競爭視為對華競爭的核心，力圖通過加大國內研發投入、完善“小院高墻”策略和組建“民主 科技 聯盟”，強化對中國的 科技 施壓。拜登政府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升級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拼湊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關系（AUKUS），對華推進“一體化威懾”，向東盟展現“外交回歸”，力圖構建“印太經濟框架”。

拜登政府顯著提升“民主”“人權”議題在對華政策中的重要性，籌辦“全球民主峰會”，與其他西方國家共同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議，力圖證明“民主依然管用”。拜登政府高度重視與盟友伙伴國家之間的協調，積極重塑美領導的同盟體系，建立多層次、有針對性和靈活性的新機制（如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力圖以“陣營驅動的競爭”和“規則制衡”加大壓制中國的效力。

在拜登政府全面強化對華戰略競爭的背景下，臺灣問題的危險性重新突出起來。美軍高官鼓吹“2027年前大陸攻臺”論調，美軍在臺海地區頻繁開展實戰演訓活動。今年8月和10月，拜登兩次公開表示如大陸對臺動武，美將“防衛臺灣”。

雖然白宮和國務院方面堅稱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變化，但是不可否認，美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日益接近轉向“戰略清晰”的“臨界點”狀態，包括實質性強化美臺軍事勾連、在供應鏈方面“以臺制華”、推動臺當局“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挑動歐洲國家調整涉臺政策等。美國國會一些“鷹派”議員推動討論“武裝臺灣法案”“臺灣威懾法案”，叫囂設立“臺灣安全援助倡議”。前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認為，涉臺問題將會主導未來一個時期的美中安全競爭。

原文標題《 對焦中國的拜登政府全球戰略調整》，文章來自買粉絲“世界知識”

全球大數據發展的新動向與新趨勢

全球大數據發展的新動向與新趨勢

目前，伴隨移動互聯網、智能硬件和物聯網的快速普及，全球數據總量呈現指數級增長態勢，與此同時，機器學習等先進的數據分析技術創新也日趨活躍，使得大數據隱含的價值得以更大程度的顯現，一個更加注重數據價值的新時代正悄然來臨。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2017年度《世界數字競爭力排名》顯示，各國數字競爭力與其整體競爭力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態勢，即數字競爭力強的國家整體競爭力也很強，同時也更容易產生顛覆性創新。實際上，以美國、英國、韓國和日本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一向重視大數據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當前更是把大數據視為重要的戰略資源，大力搶抓大數據技術與產業發展先發優勢，積極捍衛本國數據主權，力爭在數字經濟時代占得先機。我們從各國發展大數據的新舉措中或許可以窺探到大數據發展的新趨勢。

美國：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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