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貿易總量變化趨勢圖(試分析世界經濟格局三個主要演變階段形成的原因和每個階段的特？)

世界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變化

自18世紀中葉英國首先開始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與工業化彼此助推，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資源和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業化的直接結果是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并表現在一國或一地的人均家用電器、小汽車擁有量、基礎設施、人均居住面積提高或改善等方面。本節以經濟增長與能源、金屬礦產、水泥消費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關系分析為基礎，分析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變化的一般規律，為滿足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資源與環境的需求奠定基礎。

一、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

18世紀60年代蒸汽機的發明與使用，標志著人類社會開始進入工業化社會。在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里，社會財富的積累超過幾千年農業社會積累的總和。大機器的廣泛運用使人們能夠便利地大規模開發利用能源和礦產資源，并將之轉化為社會財富。在人類社會財富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人口膨脹、資源耗竭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并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關系主要表現為能源消費總量持續增加、能源結構不斷優化、能源強度逐步下降等。

——能源消費總量持續增加。從發展趨勢看，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與能源生產和消費密切相關。發達國家能夠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規模開發和利用能源資源。產品越豐富，社會越富裕，能源的生產和消費量也越大。工業革命以來，全世界的能源消費總量持續增長。石油消費總量是個典型的例子。石油規模化采掘始于1857年美國得克薩斯。根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09年公布的數據，到2008年底，全球共消費石油約1560億噸，其中前40年只消費了約2億噸，20世紀上半葉50年消費了不到100億噸，最近50多年則消費了1460億噸（表1和圖1）。

表1 1998～2008年全球能源消費一覽表單位：百萬噸油當量

圖1 1983～2008年全球能源消費變化趨勢圖

（據BP世界能源統計2009）

——伴隨產業結構升級，能源結構逐步優化。隨著技術進步和社會文明進程的加快，在產業結構升級的同時，能源結構逐步優化：農業社會能源以薪柴為主；工業革命以來，能源構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歐洲國家工業化最早要用木材煉鐵，隨著原料中廢鋼比重的增加，現在煉鋼采用電爐了；火車最初是用煤的，現在的高速火車已經用電了。從總體上看，工業革命以來，能源構成經歷了從薪柴—煤炭→煤炭—石油→油氣—煤炭為主的演變過程。隨著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可再生能源發展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特別是近年來防止溫室氣體排放引起全球氣候變暖成為環境外交的國際熱點，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發展，在能源中的比例逐步提高。據有關研究，未來能源結構變化大致如圖2所示。

圖2 世界一次能源構成及其發展預測（1940～2100年）

（據W.E.Schollnbeger和J.R.Frisch.未來的資源危機.1982）

——隨著工業化的完成，世界各國單位GDP能耗逐步下降。在英、美等國工業化時并沒有出現全球性能源短缺。換句話說，早期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沒有明顯的資源環境約束，是一種沒有或者很少約束條件下的自然發展。日本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正好趕上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提出了資源約束下的經濟增長，通過科技創新和結構調整降低單位GDP能耗，完成了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圖3）。由于實現工業化的支撐技術不同，人均能耗及其峰值也不同。實證研究表明，早期工業化國家人均能源消費量較大時增長才趨緩，后發展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峰值明顯低于前者。例如，發達國家人均GDP在1萬美元前，能源消費增長較快：1萬美元時韓國人均能耗4.07噸標準煤（1997年），日本4.25噸標準煤（1980年），美國8噸標準煤（1960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馮飛研究員根據有關研究資料，畫出了各國能源強度變化的概念模型（圖4）。

圖3 英、美、日及發展中國家單位GDP能耗曲線

（馮飛.電力技術經濟.2007年第3期）

圖4 世界主要國家能源強度的變化曲線

（馮飛.電力技術經濟.2007年第3期）

二、經濟增長與主要金屬礦產消費

與能源消費的規律大致相同，隨著全球經濟規模的擴大，金屬礦產消費總量持續增加，并表現為礦產消費與人均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金屬礦產消費量持續增長。全球主要礦產品消費總量不斷增長，表現為在一些國家工業化時增長速度較快，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源消費快速增長，1973年到2000年前呈波動式上升。發達國家礦產品需求下降，部分是因為完成了城市化，部分是因為高耗材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鉛卻是個例外，主要與其毒性較大、日益被其他材料替代有關（圖5）。

圖5 全球礦產品消費增長趨勢

（王安建，王高尚等.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2001年度報告.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2001）

——人均鋼鐵消費強度隨人均收入增加而變化。從人均鋼鐵消費量的變化可以發現，先行工業化國家在工業化早期（人均GDP為3000～15000美元），人均消耗增加很快，后期（人均GDP超過15000美元）人均主要資源消耗出現增長放緩甚至絕對量下降的情形。簡單地說，一國或一地人均礦產資源消費強度經歷“（低）較快上升—（高）平穩—（較低）緩慢下降”三個階段（圖6）。

圖6 1968年世界各國鋼鐵消費量和人均GDP關系

（馬建明.對礦產資源（礦產品）需求預測的思考.2006）

——人均鋼材消費量與人均GDP關系密切。從總體上看，人均GDP與人均鋼材消費呈正相關關系。從人均鋼材消費量與人均GDP關系圖（圖7）上可見：其一，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大致集中在兩個區域：圖的左下角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主要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鋼材消費量均較低。發達國家和地區出現在圖的右中部，其特征是人均GDP和人均鋼材消費均較高。其二，韓國和中國臺灣例外，人均20000美元（PPP）時人均鋼材消費約800千克。究其原因，因為重化工業是韓國與中國臺灣的主導產業，出口導向是其發展戰略，且出口產品的鋼材強度較高。雖然日、意、奧、德等國人均GDP與其他發達國家類似，但人均鋼材消費較高，因為這幾個國家機電產品出口量也較大。

圖7 人均鋼材消費量與人均GDP的關系

（陸曉明.礦產需求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我國礦產需求預測、資源保障分析及可持續發展對策建議.2006）

三、經濟增長與水泥消費

水泥是城市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必需的物資，原料來自非金屬礦的石灰石，以及工業和生活的部分廢物。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非金屬礦產品廣泛應用于建筑、冶金、化工、輕工、石油、地質、機械、農業、醫藥、首飾和環境保護等領域，成為不可替代的材料，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日益重視和人們的青睞。

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水泥消費量呈現一定的規律。以美國為例。從1900年起，美國水泥產量和表觀消費量呈緩慢上升趨勢。據美國經濟部國貿局資料，到2008年，美國水泥產量8100萬噸，表觀消費量9252萬噸。從1955年起，美國水泥凈進口持續增長，到2008年累計凈進口量達1152萬噸。1906年到2008年，美國水泥累計產量為50.28億噸，累計表觀消費量54.40億噸（圖8）。

圖8 1900年以來美國水泥產量和表觀消費量的變化

四、城市化進程中的土地用途變化

不可再生、不可移動的土地是城市發展最基本的條件。城市化的實質之一是對土地等自然資源利用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化、集約化程度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過程。

各國工業化時土地用途變化情況不同。英國工業革命伴隨著以圈地運動為標志的農業革命。早期的圈地運動把耕地變成牧羊場，后期則伴隨耕地數量的增加。1793～1815年，由于對法戰爭貿易中斷，墾荒達到高峰。到1830年，曾經稱為荒地的土地在英國基本不復存在。

美國耕地面積也有一個變化過程。南北戰爭及其以后，美國相繼頒布了《宅地法》、《荒蕪土地法》等法案，大批移民向西拓植，來自國內外的移民不斷增加。從1862年到1926年，聯邦政府共頒發了139萬公頃土地所有權證，面積約為2.3億英畝。美國農業耕地面積從1870年的4.07億英畝增加到1914年的9.1億英畝（圖9）

主要工業國家近現代工業史。。據世界銀行數據統計，2005年美國的耕地面積減少到0.43億英畝，仍為世界上耕地面積最多的國家。

圖9 美國農用地隨著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化情況

（道格拉斯·諾斯（North,D.).美國的工業化，載于波斯坦、哈巴庫克（Postan,M.M.,Habakkuk,H.J.）：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六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日本工業化時耕地面積變化表現為數量先不斷減少而后減少變慢的特點（圖10）。在1960、1970和1980年的耕地減少量分別為5000公頃、36000公頃和53000公頃，1980年后每年的減少約13000公頃，反映工業化完成與建設占地減少的一致性。日本經歷了一個耕地開發、保護和控制的過程，耕地減少與國土面積小、人均耕地少密切相關。1959年日本農林水產省頒布《日本農用地轉用標準》，目的在于確保優良農地，維持農業生產力，適當限制農地轉用。

圖10 1960年以來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和可耕地面積的變化

（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108）

根據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的研究，在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的工業化過程中，損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可耕地，這一點尤其需要引起我國決策者的特別重視。

五、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研究表明，人均收入與污染物排放之間呈倒U型關系（庫茲涅茨曲線）。如果經濟增長最終能帶來環境質量改善，就不必減緩經濟增長來保護環境。正因為如此，環境學家和經濟學家不斷對庫茲涅茨曲線揭示的規律進行驗證。下面引用其中的一些研究結果。

作為1992年世界發展報告背景研究（IBRD,1992）的一部分，一些專家估計了10個環境指標與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這些指標是：缺乏干凈水、缺乏城市衛生設施、城區懸浮顆粒物水平、二氧化硫濃度、1961年到1986年森林面積的變化和年采伐率、河水中溶解氧和大腸桿菌、人均市政廢物、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研究結果表明，部分指標確實與庫茲涅茨曲線吻合，包括：缺乏干凈水和城市衛生設施的狀況隨收入升高而逐步改善，但收入的升高帶來水質的惡化，引起全球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明顯地隨收入而升高；市政廢物的產生和排放也是如此。以一個國家的人均排放量表示的二氧化硫（SO2）、氧化氮（NOX）以及懸浮顆粒物（SPM），它們與人均收入水平的關系符合倒U形曲線揭示的規律。

還有一些專家利用該報告中世界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的資料，評估森林采伐和SO2排放之間的關系，并對1990年到2025年的全球變化趨勢進行預測。對SO2的研究表明，拐點出現在人均GDP3000美元。全球SO2排放總量將從1990年的3.83億噸增加到2025年的11.81億噸；人均SO2排放量從1990年的73千克增加到2025年的142千克。森林覆蓋從1990年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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