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是什么)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是什么

全球數字貿易規則新動向值得關注

近年來全球數字貿易發展迅猛，但數字貿易規則遠遠滯后于實踐。這一問題日漸受到發達經濟體重視，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出現諸多新動向。

一、美國是引領數字貿易規則的旗手

美國作為數字貿易大國，在拓展其數字貿易方面具有鮮明的進攻利益。近年來其主導規則制定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率先提出體現自身優勢的數字貿易定義。數字貿易的基礎是數字產品（Digital Procts）。但由于數字產品的邊界和外延尚不清晰，目前全球還沒有專門關于數字產品交易方面的統計。美國作為這一領域的領先國家，率先對“數字貿易”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定義，“數字貿易”是指“通過有線和無線數字網絡傳輸產品或服務”，具體分為數字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四大類。這是一個較為寬泛的定義，既包括國內商業服務，也涵蓋國際貿易，囊括了美國在這一領域具有領先優勢的大部分業態。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與統計局的統計，2011年美國通過數字傳輸的數字交付服務貿易出口3574億美元，進口2219億美元，占全部美國服務出口的比重超過60%，占貨物和服務出口的17%。從數字產品服務出口的增加值看，其在美國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更高，占整個國際貿易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

二是利用美主導的經貿談判推出數字貿易規則。美國在其主導的雙邊貿易協定中，率先將數字貿易規則作為電子商務這一單獨章節下的獨立條款出現，既不放在貨物貿易章節，也不放在服務貿易章節。從規則演進趨勢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1.0版本，以2001年生效的美國-約旦特惠貿易協定為藍本，首次以“電子商務”專章形成出現，形成了數字貿易交易規則的雛形；二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2.0版本，以2003年美智自貿協定為代表，明確了數字產品的定義、關稅和非歧視待遇；三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3.0版本，以韓美自貿區協定為代表，第一次提出了數據產品交易中的跨境信息流以及互聯網的訪問和使用原則；四是數字產品交易規則4.0版本，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為代表，進一步對相關規則進行了完善和細化。

三是致力于服務美國在數字貿易領域的商業利益。以TPP協定為代表，不僅涵蓋了美國主導的數字貿易規則基本條款，也實現了美國國會討論的數字貿易法案核心內容。其規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堅持因特網應保持自由開放；二是對數字產品禁收關稅；三是主張通過制定一系列規則，確保貿易伙伴不會采取進一步的保護性措施，如不能將締約方數字產品置于競爭劣勢地位，不能對跨境信息流建立歧視和保護主義壁壘，禁止強迫本國公司在計算服務中采取本地化策略，禁止要求公司向本國個人轉讓技術、生產流程或專有信息，等等。此外，相關規則也對保護個人隱私、維護網絡競爭、促進加密產品開發等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規定。可以看出，這些規則幾乎是為致力于維護美國在數字貿易的四大類別——內容服務、社交網站服務、搜索引擎服務和其他數字服務等領域的優勢量身定做的。以內容服務為例，美國音樂產業的數字內容已占內容產業的57%，遠遠高出其他經濟體；在搜索引擎服務方面，Google作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占世界市場份額的62%；在社交網絡服務方面，2014年全球超過20億人使用社交網絡，其中美國著名的社交網站Facebook每月擁有15.5億活躍用戶。

數字貿易對WTO規則的挑戰是（）

數字貿易對WTO規則的挑戰是（）

A.保障數據安全

B.數據的監管權

C.區分數據產品屬于商品還是服務

D.征收數字稅

E.建立全球信息網絡

正確答案：保障數據安全；數據的監管權；區分數據產品屬于商品還是服務；征收數字稅

全球數字貿易產業聯盟合法嗎

數字貿易是合法的，是一個以培養和發展中國及全世界全國數字貿易的共同利益并提高交易事務中的規則標準為目的機構

我國數字貿易壁壘的法律規制

數字貿易作為一種新興事物，是在世界的貿易、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發展還不夠成熟，數字貿易對基礎設施、技術進步以及法律法規等方面的要求都會較高，然而現階段的法律法規可能滯后于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從而會對數字貿易的推進和發展過程造成一些阻礙，產生負面的影響，這就形成了數字貿易壁壘。USITC（2014）中對于數字貿易壁壘進行了明確清晰的分類，將貿易數字壁壘分為本地化要求、市場準入限制、數據隱私和保護要求、知識產權保護、不確定的法律責任規則、審查和海關措施這七大類，并且分別對于每一類數字貿易壁壘進行了明確的定義。有很多學者從這七個方面對數字貿易壁壘進行部分或者全部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本地化要求、市場準入限制、數據隱私和保護要求、知識產權侵權這幾個方面。另外也有研究人員針對“數字鴻溝”這一概念進行研究，主要通過信息是否缺乏、互聯網的普及程度、社會發展情況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維度來研究各國之間、各地區之間由于數字貿易所產生的差距。

商務部：我國全面推進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將有哪些影響？

首先是對尋求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權有一定的影響。從規模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大國，但從影響力上看，我國是數字經濟小國。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地位與DEPA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DEPA的規定更適用于我國。而且，通過參與DEPA，在國際數字貿易談判中輸出中國式的規則，可以避免受到一些發達國家的限制。

其次是對新興趨勢和技術有很大影響。涉及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等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合作領域，確保DEPA能夠應對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數字身份是貿易協定的一個新問題，例如國家商業號碼。DEPA要求各方在數字身份問題上進行合作，包括交換數字身份政策和法規、技術實施和安全標準。

再者是對數字經濟的貿易輸入和輸出有很大影響。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仍在不斷變化。有人認為可以分為三類：數字商品貿易、數字服務貿易和數據貿易。.在其他場合，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相關談判，大多數成員在語義上也使用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的概念，因此它們都包括使用平臺的商品跨境銷售和跨境傳輸數字內容和服務。

要知道在沒有全球協議的情況下改進國內立法是一個主要趨勢。這不僅是為了保障國內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也為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法律依據，及時保護了國內企業的合法權益。也造成了不同國家的法律在國際競爭中的沖突。簡單來說，數字貿易就是數字經濟與國際貿易的融合。主要變化在于貿易方式的數字化和貿易對象的數字化。前者主要是技術賦能，后者主要是數字服務貿易成為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

全球經濟的新規則制定是什么？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將其勞動密集型的出口部門，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其他欠發達國家。而在其他行業，中國已經轉向了更為數字化、資本密集型的生產形式，極大緩解了勞動力成本的劣勢。這些趨勢意味著供給側的增長已不再依賴外部市場。在這些變化下，中國的經濟實力正在迅速上升。中國國內市場正快速增長，并可能很快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但中國并不需要限制進入本國市場的渠道來維持增長，它只用做出此類威脅就可以增強自身的議價能力。這表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開始近似于“二戰”后的美國，當時美國與歐洲是主要經濟力量。“二戰”后的幾十年里，歐洲和美國在全球總產出中所占比例超過一半，但除了石油和礦產等自然資源，它們并不嚴重依賴其他地方的市場。

當今的中國也在迅速形成類似格局。中國有非常龐大的國內市場、不斷增加的收入以及極大的總需求；其增長模式越來越多地以國內消費和投資為基礎，而非依賴出口。但中國將如何發揮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

戰后，發達經濟體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來為全球經濟活動制定規則。它們這樣做是為了讓自己受益，也試圖盡可能地去包容發展中國家。當然，這些強國當時不一定非得采取這種做法，它們完全有能力更著眼于自身利益。但此舉可能并不明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后，在20世紀，和平才是第一要務，其優先級與繁榮等同，甚至高于繁榮。

中國展現了朝同一個方向前進的所有跡象。它很可能不會追求狹隘的利己主義，因為這樣做會削弱其全球地位和影響力。中國已經表明，它希望通過扮演一個支持性的伙伴角色，在發展中國家中發揮影響力。

中國能否實現這一目標，將取決于其在兩個關鍵政策領域中的作為。一是投資，中國在這方面步伐甚快，引入了多項雙邊和多邊動議。例如，中國2013年宣布了“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其次，在貿易和投資方面，中國管理進入其龐大內部市場渠道的手法將對其所有外部經濟伙伴產生深遠影響。國內市場是當今中國的力量源泉，這意味著它近期在這一領域作出的決策，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幾十年的全球地位。

中國目前在國內市場準入問題上的立場，比其在海外的經濟野心更為模糊。但中國很有可能走向一個開放的、基本上基于規則的多邊框架。戰后的經驗教訓表明，這種方法將發揮最有益的外部效應，從而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中國在這一發展階段，這樣的做法基本上有百利而無一害。

而有待觀察的是中美關系的走向。美國正遭受非包容性增長模式以及相關政治和社會動蕩的困擾，如今其國際經濟政策正在背離戰后原則。即使美國在總統特朗普治下走向孤立，它仍然是個無法被忽視的大國。如果特朗普政府頒布了針對中國的激進政策，中國也別無選擇，只能接招應對。中國可以繼續奉行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做法，并期望得到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但關鍵是不要因為美國陷入民族主義而分心。畢竟誰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將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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