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內蒙古自治區服務貿易發展報告(國家頒布的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有哪些？請羅列，謝謝)

8年設立的21個自貿區分布圖！西部哪些省份會新晉？

9月21日，國務院印發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及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展區域方案的通知。至此，中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由此前的18個增加至21個。

21個省、市、自治區所開設的自貿區，范圍輻射至東部沿海和中部地區，實現了京津冀、長三角地區的全覆蓋。

在主要任務和措施方面，除了有共性的政府職能轉變、投資便利化、 貿易自由化等制度創新和目標外，各自貿區基于獨特地理優勢和產業特點，擁有各具特色和側重的戰略定位。

其中，北京自貿區“服務業擴大開放先行區、數字經濟試驗區”的定位尤為特別。絕大多數的自貿區做的是傳統的貨物貿易，而北京則聚焦在了服務貿易方面。這傳達出怎樣的信號？

專家：北京的經濟地位將加強

新京報智慧城市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柯銳說，長期以來，在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中，經濟功能是被淡化的。但隨著今年以來，中央提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擴內需成為重要引擎，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將起到更大支撐作用。

然而，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服務貿易在我國卻是一塊短板。

數據顯示，2012年至2018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7.9％，高出GDP年均增速0.9個百分點。2015年，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超過50%，2018年達到52.2%，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

雖然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但我國服務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高達15024.9億元。從規模來看，2019年，我國服務貿易規模僅為7850億美元，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20%，還有很大上升空間。

北京發展服務業則有極大優勢。2015年，北京已成為全國唯一的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目前，北京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83.5%，高于全國近30個百分點；數字經濟占全市GDP比重超過50%；服務貿易持續快速發展，年均增速超過15%。

柯銳認為，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落后于我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也與我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不匹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外開放的關鍵，是提升服務貿易。“未來在我國經濟版圖中，北京的‘經濟’引領和示范功能將進一步提升。”

此外，北京自貿區還推出支持“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設立金融 科技 中心”“研究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鼓勵京津冀三地自由貿易試驗區抱團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任務措施。

對此，經濟學家宋清輝認為，這些一連串“拗口”的名詞背后，是北京經濟地位的再次加強。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處副研究員梅冠群對中國網 財經 表示，過去我國是沿海開放、沿江開放，現在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持續推進，西部慢慢變為開放的前沿。“想要建設這種開放的前沿，就需要制度創新，因此西部地區需要自貿區。”

事實上，西部省份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部署自貿區建設。6月22日，內蒙古發布《內蒙古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提出，打造現代能源經濟示范區、提出申報內蒙古自貿區；7月23日，甘肅蘭州舉辦自貿試驗區政策培訓班及先行先試政策梳理座談會，省政府重點介紹了甘肅省申建自貿試驗區工作進展情況、解讀了申建甘肅自貿區總體方案及其梳理出的216項具體任務和保障措施等；9月7日，青海省商務廳與中國(陜西)自由貿易試驗區辦公室簽署合作框架協議，旨在加快青海省自貿區的建設。

那么，未來西部哪些省份有望新設自貿區？

梅冠群分析，自貿區的設立主要是“以點帶面”，為了讓自貿區的輻射范圍更大，各省在申報方案時既要突出自身特色，又要突出建設自貿區在服務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的作用。

去年，在山東、江蘇等六省設立自貿區時，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所副所長、研究員白明在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時，也曾“寄語”未獲批自貿區的地區。他說，在打好基礎爭取申報的同時，這些地區也要找到自己的發展路徑，不能單純依靠自貿區這一個政策紅利。

分析中國和美國經貿合作的條件及前景？

中美經貿依存不斷加深

當前，中美經貿關系繼續拓展和深化。兩國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經濟格局。一是貿易依存關系深化。截至2015年，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商品出口市場，第五大進口來源地。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統計，2009年至201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從3951.3億美元提高至6625.06億美元，年均增長7.7%，遠高于這一時期世界貿易平均增速。而且，中美貿易互補性極強，中國產品不僅物美價廉、滿足美國的消費需求、提升居民購買力，更壓低了通脹水平。

二是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強勁、潛力巨大。一直以來，美國對華服務業出口具有比較優勢。據BEA數據顯示，2009-2015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出口從171億美元飆升至484億美元，順差從75億美元增長至333億美元。對華服務業出口，為美國提供了大量的服務業就業崗位。尤其是，據瑞士信貸銀行統計，2015年中國中產階級人口達1.09億人，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擁有中產階級人數最多的國家，消費市場潛力巨大。這不僅有利于進一步促進美國服務業對華出口、實現更加平衡的中美經貿關系，也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寶貴的機遇。

三是投資關系日益緊密、平衡。近年來，伴隨中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FDI）快速發展。中美投資關系正從過去美國對華投資為主、向日趨均衡方向發展。據榮鼎集團統計，2009年至2016年，中國對美國FDI從6.97億美元飆升至456億美元，增長約64倍；截至2015年底，在美國的中資企業及其子公司突破1900家，覆蓋美國435個國會選區中的362個，為當地創造全職就業崗位約9萬個。保爾森基金會報告指出，在中美關系未來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背景下，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快速發展，將成為維護兩國關系的“新基石”。

中美經貿合作惠及世界

美中為世界第一、二大經濟大國，早已是世界經濟前行的最主要動力。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5年中美占世界經濟比重分別為15.2%、24.5%，兩國占全球經濟總量近40%。因此，中美經貿合作日漸超出雙邊范疇，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全球影響。一方面，為應對2008金融危機。中美攜手合作，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相繼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引領各國同舟共濟，成功挽救危機，推動世界經濟盡快復蘇。中美也從世界經濟復蘇中有效化解外部風險。

另一方面，在G20、APEC等一系列國際舞臺上，兩國合作日益加深。在全球經濟治理、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促進貿易投資、鼓勵創新等諸多經濟領域，兩國達成重要共識，為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此外，中美在氣候變化、應對危機、人道援助、恐怖主義、疾病控制等諸多全球問題上通力合作，已成為兩國關系的亮點和世界經濟的積極因素。總之，中美需要彼此，但世界更需要中美。兩國合作既是彼此機遇，更是世界各國的福音。

中美經貿合作前景可期

展望未來，在基礎設施、能源、投資等領域，中美雙邊和多邊的合作潛力巨大。在日益開放的全球經濟格局下，中國愿意與美國攜手合作，不斷拓展兩國合作新的增長點，持續地把世界經濟“蛋糕”做大。這不僅有利于推動雙邊關系的發展，更加為艱難前行的世界經濟注入“強心針”。

中國對外商股權限制

摘要：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后，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在逐年增加，同時在華的外國直接投資形式也在發生變化，開放之初跨國公司一般是建立合資企業，但現在他們越來越多地采用獨資或股權收購等手法。本文從戰略調整，戰略擴張，強化管理，中國機遇及技術獨占等五個方面闡述了跨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形式發生變化的原因。

關鍵詞：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獨資企業；合資企業；股份收購

隨著我國開放政策的深入和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了解加深，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不斷增加。據《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公布的資料，中國于2001年吸收外資446億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上第六大投資吸引國。按照跨國公司對投資企業擁有股權比例的不同，可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形式分為四種：1.同投資所在國成立合資企業。成立合資企業的雙方共同投資，共同管理，共享利潤，共擔虧損和風險。2.在東道國成立獨資企業。獨資企業是指投入企業的資本完全由一國的投資者提供，投資者對投資企業的股權擁有的比例在95%以上的企業。3.收買并擁有外國企業的股份并達到一定比例。按照IMF的定義，凡擁有25%投票權的股東，即可視為直接控制。美國規定，凡擁有外國企業的股權10%以上者，均屬于對外直接投資。4.投資者利潤的再投資。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形式主要是與中方企業成立合資企業，如世界聞名的汽車巨頭豐田、通用、大眾，通訊業的諾基亞、愛立信、摩托羅拉、日用品和洗滌用品行業的寶潔、高露潔等跨國公司均在華設立合資公司。但是，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經濟的崛起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形式正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地采用獨資或收購我國企業股份這兩種形式，特別是收購我國上市企業的股份。在筆者看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形式的變化，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的原因：

一、跨國公司正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新一輪的戰略調整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出于保護本土企業的立場，對外商在華的投資領域、投資形式、投資比例、投資規模、經營范圍等設置了許多政策壁壘。為適應當時的情況，跨國公司不得不采取化整為零的政策，將一個企業按照功能或生產程序分解為若干個部分，在不同的地區設立多個合資企業。結果， 跨國公司在華的各個企業在功能或產品上往往無實質性的差異，不僅造成資源浪費，而且其在華企業難以形成規模效益，也影響了全球或區域性財務的統籌安排。而有些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合資企業，基本上是各自為政，彼此之間缺乏功能、管理上的有機聯系，對跨國公司實施總體經營戰略、統一管理、共享資源造成困難。譬如，松下國際集團曾采用日本制造業輝煌時普遍采用的“事業部制”，在中國擁有50家企業。這50家企業都是獨立法人企業，從研發生產到銷售各自為政，這50家工廠的經營只能通過電話向日本的事業部請示，松下（中國）的統籌管理作用微乎其微。而還有些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合資企業，互為對手，互相競爭，造成渠道重復、品牌沖突和高昂的投入。再如德國大眾在中國成立上海大眾和一汽大眾兩家合資公司。這一“以中治中”的模式曾是中國汽車業中外合資企業的典范。但現在，德國大眾開始為自己“一女嫁二夫”的戰略帶來的麻煩困擾。一來這兩家中方合資公司同時又是別的外資企業的核心合作伙伴（上汽與通用合作，一汽與豐田合作），在資源上總會有所傾斜；二是大眾汽車車型沖突和品牌矛盾也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針對上述種種情況，跨國公司正在對中國業務進行戰略調整，以期整合資源，凸現品牌，爭取企業的控制權，從而提高企業對市場的反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機制和研發體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經營成本。在此過程中，松下、西門子、寶潔等跨國公司直接將原來設立的中外合資或合作企業轉為外商獨資企業，以便更好地協調全球戰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通過規模經營降低成本，獲得競爭優勢。因此，進行戰略調整，是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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