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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近代(建國前)的愛國運動資料

建國初期的愛國公約運動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廣大城鄉，不論是單位還是家庭的墻壁上，總會貼著各式各樣的公約，蔚為大觀。那時，全國正在進行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公約運動。這場運動是抗美援朝運動的歷史產物。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束，愛國公約運動也完成了其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如今，愛國公約在人們的閱讀視野下幾乎消失，業已問世的各類共和國史著述和中共黨史著述涉及不多，至今未有專門論述。那么，愛國公約運動是如何演繹其歷史命運的？筆者搜集了這方面的文獻資料，草成一文，試圖梳理出它的來龍去脈。

  隨著抗美援朝運動的開展，愛國公約運動應運而生

  愛國公約是抗美援朝運動的產物，是人民群眾表示愛國決心和愛國行動的一種方式。1950年10月26日，全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的統一領導機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簡稱“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成立。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指示》，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進行蔑視、鄙視、仇視美帝國主義與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教育，提出愛國運動應以發起訂立愛國公約、慰勞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爭取全面的公正的對日和約等三事為中心。

  同年3月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進一步開展抗美援朝愛國教育、準備今年“五一”全國大示威的指示》。指示要求，通過開展廣泛、深入的抗美援朝愛國主義時事教育工作，爭取達到訂立愛國公約、及早準備今年的“五一”大示威、鞏固與擴大愛國主義的勞動競賽等4項目的。

  3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普及愛國公約運動》的社論。社論指出：推廣愛國公約運動是鞏固愛國運動成果的一個很好的方法，目前這一運動正向全國各大城市和一部分中小城市以及某些鄉村中展開。該社論的發表，推動了全國范圍內愛國公約運動的發展。

  緊隨而至的4月1日，“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了《各地應普遍建立“抗美援朝分會”的通知》。通知說：所有市和縣以上各級均應建立抗美援朝分會，以便使全國每一處每一人都能參加抗美援朝運動。各地分會領導機構中，應吸收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其他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中的代表人物參加。全國各地抗美援朝分會的建立及領導機構成員的民主化和廣泛性，推動了抗美援朝運動的深入發展。

  1951年6月1日，為了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愛國熱忱，解決一部分財政上的困難，使抗美援朝運動更加深入地發展，“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發出《關于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和優待烈屬軍屬的號召》（時稱“六一號召”），號召在全國普遍開展訂立愛國公約運動。“六一號召”強調指出，各地各界群眾已經訂立的成千成萬的愛國公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具體化，是各訂約單位的一種具體的愛國行動綱領。它要求全國人民抓緊并充分運用這種形式，進一步推進生產、工作和學習及其他各項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建議全國所有各界人民，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街道和農村，都按照自己的業務，圍繞抗美援朝運動，訂出具體的愛國公約；還建議在性質相近的訂約單位間開展實現愛國公約的競賽運動，并定于1952年1月普遍檢查這種愛國競賽的結果，評定優劣，獎勵模范，以保證大家所訂立的公約能夠圓滿地實現。同時，它也發出了開展增產、捐獻武器和優待烈屬軍屬及殘廢軍人運動的號召，要求將愛國增產、捐獻武器和優撫工作都應該訂入各單位的愛國公約，并且成為它的重要內容。

  “六一號召”發出后，全國人民積極響應，并立即行動起來。工廠、農村、機關、學校、街道，以及青年團、工會、青聯、婦聯、學聯、人民救濟會、紅十字會、宗教協會等社會團體，都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提出了落實號召的具體要求與措施。這樣，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公約運動就在全國鋪開了。

  各單位、各系統結合自身實際，制訂出了較為可行的愛國公約內容和措施

  愛國公約內容一般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愛國公約中共同的內容，其中包括表達人們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人民政府、人民軍隊的熱愛，對志愿軍抗美援朝行動的擁護，對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的支持等；另一部分內容就是結合本單位、本系統的具體情況，從自身的政治水平和工作性質出發，制訂出較為可行的內容和措施。如許多勞動者在訂立愛國公約時提出，“祖國要什么，我們有什么，前后方一致行動起來就能打敗美國鬼子”等；許多學生在愛國公約上寫著“學好本領，鍛煉身體，隨時響應祖國號召”；農民保證加緊生產，多打糧食，支援前線；醫藥界表示做好衛生工作，保證人民身體健康；宗教界保證與帝國主義斷絕聯系，訂立了革新宣言，協助人民政府鎮壓反革命；工商界訂立公約的主要內容是擁護政府的政策法令，遵紀守法，增產節約，踴躍納稅，買賣公平等。

  當捐獻運動蓬勃開展后，人民群眾又紛紛修訂愛國公約，把具體的增產捐獻計劃等列為公約的重要內容。其一，增產節約，支援前線。愛國公約的一個基本內容就是開展以愛國增產節約為內容的勞動競賽活動。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全國工業企業的愛國增產競賽運動和農村的愛國豐產競賽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與此同時，工廠、機關和學校開展了節約及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其二，捐獻武器，支援前線。在貫徹落實愛國公約運動中，群眾把愛國之情傾注于捐獻飛機、大炮，以便狠狠打擊侵略者的行動上。當時是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糧，誰也不肯落后。其三，擁軍優屬，踴躍支前。1950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開展擁政愛民擁軍優屬運動的指示》，同時公布了五項優撫條例。為使優撫工作落到實處，各級政府及廠礦、學校、商行和農業社、互助組等，都把擁軍優屬列入愛國公約，訂立了“先軍屬，后自己”的公約。如遼寧省沈陽市蘇家屯區政府每逢年節給軍烈屬送米、面、豬肉等，還組織秧歌隊，敲鑼打鼓，載歌載舞，給軍烈屬拜年，送光榮燈，掛光榮匾；對生活有困難的軍烈屬給以救濟，使之安居樂業。在農村，普遍成立了優撫委員會，由委員會和村長共同負責對軍烈屬的包代耕工作，以解決其因勞力不足在生產上造成的困難。

  捐獻運動推動了愛國公約運動，同時，深入開展的愛國公約運動為增產捐款提供了保證。到1951年底，全國范圍內絕大部分農村、街道、工廠、行業、互助組、生產組、家庭等，普遍地制訂了本單位與個人的增產或增收、節約開支的捐獻計劃，并以此作為愛國公約的中心內容之一。例如，天津縣在討論制訂愛國公約時，緊緊抓住了愛國捐獻與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相結合的原則。工人代表提出要在捐獻運動中提高生產技能，創造新紀錄，每人每月增加2個工作日，把所得工資和獎金的一部或全部捐獻出來支援志愿軍。農民代表提出，進一步開展愛國豐產運動，每畝園子增產15斤糧食，每畝稻田增產150斤稻谷，每畝旱田增產20斤糧食，把增產的一部分捐獻出來購買飛機、大炮。

  但是，由于地方干部對愛國公約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對愛國公約的組織領導各地也存在不少問題，不少的愛國公約流于形式，甚至干部包辦代替。如無錫縣委領導檢查的無錫藕塘區揚西鄉第六村，該村有120戶，愛國公約有9戶沒有訂，61戶是干部代訂，開過家庭會議討論訂的有30戶，家長一人包辦訂的有30戶，且內容都很空洞。其中最典型的是鄉政府的公約，甚至將“升國旗要立正”也列在里面。

  為了使愛國公約得以落實，克服和糾正訂立公約中流于形式等不良傾向，各地黨委與“抗美援朝分會”對本地愛國公約運動進行了檢查和修正，從而使愛國公約運動得以健康地發展。例如江蘇省蘇南區黨委要求：“必須抓緊訂立愛國公約運動的檢查工作”，“特別注意總結與推廣好的典型，以提高一般的，帶動落后的，并克服現有的某些偏向”。他們并總結了訂立公約的四條方法：訂前要充分地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訂時要讓群眾充分地進行民主討論；訂的內容要切實具體，簡易可行；制訂了以后要按期進行檢查。

  人民群眾紛紛捐錢捐物，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愛國公約是人民群眾為自己制訂的反帝愛國的奮斗綱領和行動計劃，運動的開展有助于將人們的愛國熱情轉變為愛國行動，推動國家各項工作的開展，特別是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推行訂立愛國公約與捐獻飛機、大炮的“六一號召”發出后，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人們積極行動起來，踴躍捐獻，匯成了一股偉大的愛國洪流。

  湘潭縣豬鬃公司職工陳楚生，長期捐獻出自己工資的40％，另外還捐獻出為準備結婚而積蓄的50萬元（舊幣，下同）。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通過加班勞動、撿廢鐵、捐獎金、增產等辦法，捐獻“石景山鋼鐵廠號”戰斗機1架。天津碼頭工會第三分會的工人捐款1300多萬元。甘肅玉門油礦的職工用增產所得，捐獻“石油工人號”戰斗機1架。

  四川簡陽縣棉農在兩個月內就上交了捐獻兩架“棉農號”戰斗機的現款。遼寧省安東市烈屬模范宋傳義，把種菜賣的錢和挖野菜賣的錢全部捐獻出來，成為遠近聞名的“愛國老人”。全國勞動模范李順達和他領導的互助組，向山西省農民倡議捐獻“中國農民號”飛機。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譚楚云老人，把每天挑水攢下來的錢存放在“抗美援朝集金筒”里，為購買飛機、大炮作貢獻。

  河北省滄縣師范附小的學生組織了腰鼓隊、秧歌隊宣傳愛國捐獻。河北省秦皇島市劉莊小學的學生把自己節省下的糖果錢捐了出來。他們唱道：“志愿軍叔叔開飛機，伯伯放大炮，為了消滅美國侵略鬼，不吃糖果捐獻飛機。”

  文藝界人士也紛紛加入到捐獻的行列中。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帶領“香玉劇社”到處奔波演出，以全部演出收入和自己的積蓄，捐獻了1架“常香玉號”戰斗機。河北滄縣4個劇團趕排了關于愛國捐獻的新劇，聯合義演兩天，把400多萬元的收入全部捐獻給全國文聯購買“魯迅號”飛機。中央電影局劇本創作研究所的袁靜、孔厥捐獻稿費1000萬元，用于購買“魯迅號”飛機。作家丁玲、周立波等捐獻稿費1200多萬元、金戒指2枚；作家劉白羽捐獻稿費200萬元。

  全國婦聯也適時發出了《為響應抗美援朝總會三項愛國號召的決定》，號召全國婦女再接再厲，深入開展愛國公約運動，以增加生產、增加收入來踴躍捐獻武器，并爭取達到向祖國捐獻“婦女號”飛機等光榮的目標。宋慶齡與天津各界婦女一道，為捐獻“天津婦女號”飛機集資。四川瀘州市工商界籌委會各行業主任和各聯營社經理60多人捐獻了1030萬元。

  1951年8月，“六一號召”發出才兩個月，全國就捐獻了可購買2200多架飛機的金額。到1952年5月，捐獻人民幣5．5萬億多元，可購買3710架戰斗機。這次捐獻運動，大大改善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武器裝備，提高了他們的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

  1951年10月，毛澤東發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號召，中央人民政府發出“開展愛國增產競賽運動”的指示。“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在發出捐獻飛機、大炮和推廣愛國公約通告的同時，提出了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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