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京第六精神科醫院買粉絲(北京市中關村醫院教師資格考試體檢流程是什么呢？詳細些)

家 里有精神病人，有什么地方能永久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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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托管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癥患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正處在疾病的恢復期，與他們接觸后我發現他們與我想象中的病人不太一樣。

本期聲音紀錄片的制作人是北京女孩劉逗：

我小時候上下學的路上，經常遇到一位精神不太正常的阿姨，她總是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一邊晃晃悠悠地走，一邊對著空氣破口大罵。我很怕她，每次見到她都繞著走。 當時普通人對于精神病患者的認識非常有限，「瘋子」「傻子」這樣的侮辱性詞匯幾乎成為了他們的代稱。直到今天，提起精神病，也依然會引來人們的歧視或恐慌。2009 年醫學期刊《柳葉刀》曾刊登論文，推測我國大約有 17.5% 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礙。同年中國疾控中心發布數據，表明我國各類精神疾病人數已超過 1 個億。 這個龐大而隱形的群體究竟是什么樣的？真實的精神病人過著怎樣的生活？ 我來到了北京市朝陽區的一家民間精神病托管機構，去和那里的精神病人聊了聊。

-下面是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一、精神病人的日常

這家精神病托管中心位于北京市朝陽區蘇家屯村，周圍都是平房，行人也不多，離最近的地鐵站也要近半小時車程。出入要通過一扇安有門禁的防盜門，里面是兩個連起來的小院兒，四周各有一溜兒平房，中間是個小花園。我到的時候正好趕上中心的楊主任要去查房，于是我先跟她一起走進了病人的宿舍。宿舍里的場景建議你通過音頻感受一下 02’42

那天晚飯是吃炒餅，聞著挺香，幾個吃完了的病人都說好吃。看得出來病人們跟楊主任關系特別好，隨口問一句「吃了嗎」，就跟是一家人似的。女區宿舍里養的貓這兩天剛下了小貓崽兒，病人邀請我們去看，小貓眼睛都還沒完全睜開，都小小的、毛茸茸地擠在一起，里面有一只小橘貓是小魅眼，說是跟院子里另外一只叫 Mary 的貓長得很像。

位于北京市朝陽區蘇家屯村的精神病托管服務中心

這家精神病托管中心成立于 1999 年，是北京市的第一家民間精神病康復托管機構。創辦人黃崢曾是精神科醫生，當時他發現許多精神病人出院回家以后，因為在康復期沒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導致病情反復發作，于是就建立了這家康復托管中心，作為患者從醫院到家庭過渡的「中途宿舍」。2004 年黃醫生不幸因心臟病突然辭世，他的妻子楊云開始接手中心的管理工作。

目前中心大約有 200 名病人，40 名醫護人員。每位病人每月的收費是 2400 元，包括了食宿、基本醫療照顧以及各種康復活動。這里托管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癥患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正處在疾病的恢復期，與他們接觸后我發現他們與我想象中的病人不太一樣。如果不特意說明的話，你幾乎感受不到他們是精神病人。

托管中心的病人們平時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動，聊天、納涼、殺棋

我在花園里遇見了一位光著膀子挺著肚子的大哥，旁邊一位大爺極力推薦我跟這位大哥聊聊，說是，「那胖子特有意思，沒準你們倆聊著聊著就成朋友了」于是我跟大哥聊了會兒。大哥的語氣光看文字很難體會，你可以打開音頻 04’14

光膀子大哥： 我們這幫病人都把領導和醫生當家人，都可以開玩笑可以聊。你知道吧？就沒有在醫院那種顧慮，說唉呦這是院長啊，咱們得那什么點，根本就沒有這個。你看我現在發福，我剛來的時候 140 斤，現在 200 多斤。這跟吃藥也有關系，增加食欲，就老想吃。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心里特脆弱，那會兒歲數也小，我今年剛 31 歲。我來這兒五年多了，二十啷當歲數就在這兒。受不了，就站在這兒，狼嚎鬼叫，受不了。那種幻覺出來之后，誰也受不了，沒辦法，控制不了。

二、「因為是精神病人，就會被歧視」

我在這所精神病托管中心一連呆了幾天，這里康復得比較好的病人一般會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一天我在廚房遇見了正在和面的小梅，她告訴我晚些時候各區病人要一起包包子，起初我以為她是中心聘請的廚師，后來醫生給我介紹我才知道原來她也是這里的病人。小梅 1977 年出生，四十歲出頭的她看起來很年輕，而在來這兒之前，她曾經是北京一家醫院的護士，我跟她聊了聊。詳見音頻 05’38

小梅： 來這兒是 2013 年的夏天，之前也去過別的醫院。那時候也抑郁過，個人感情問題處理的不好。但是沒有這次住的時間這么長。我最初的診斷是偏執狀態，然后來這之前給我診斷叫情感障礙。 因為我剛開始第一年在單位上班也不太順利，那時候是減員增效，就是下崗。還有正好我失戀了。我記得特別清楚，一個下雨的夜晚，我下了夜班在家睡覺呢。我媽就推開門叫我，說那誰誰他爸媽帶他來了。別的話我記不太清了，唯一一句就是他爸說，「離得太遠了，以后就別來往了」。就這一句話，當時我什么話都沒說，他爸那句話真是傷著我了。后來一段時間，我好像情緒上有點不對勁。其實那時候我沒想去看病，是我爸的一個同事建議我爸去給我排一個老專家的號。后來我就莫名其妙住院了，這一次住院傷得我真是挺深的。在回龍觀住了十個月，在大柳樹住了十個月，越住越難受，我跟我媽寫了好多封信，住院費還相當貴。我在回龍觀那十個月可能得花了將近十萬塊錢，我在大柳樹也花了好幾萬，都不行。 后來 2013 年 7 月，我就來這兒了。在這兒我參加過好多活動組，在組里干活的時候，我能找到自己的很多優點吧，就不是跟那兒呆著呢。現在我把很多事兒都看淡了。

我在托管中心見到了許多像小梅這樣恢復得特別好的病人，如果不是在病區，你很難分辨遇到的是病人還是工作人員。然而這些處于恢復期、病情平穩的病人還是會受到歧視。

今年上半年，一則「面包也瘋狂」的報道，把這家托管服務中心帶到大眾視野

今年 7 月，網上出現了一則新聞，深圳市寶安區一個小區的業主聯合發表公開信，堅決反對當地住建局將 17 戶「精神殘疾家庭」集中安排到同小區的一棟保障房中，認為他們會「威脅到小區里公共區域的安全」、「不利于社會穩定」。雖然后來得知了其中有 15 戶都是未成年人和自閉癥患者，許多業主還是不依不饒。

楊主任也告訴我，雖然很多病情穩定的病人看起來跟我們并沒有什么區別，但是頂著「精神病人」的帽子，他們總是會受到充滿偏見的對待。

楊主任： 打個比方啊，我們一開會，我們精神這塊的就比不過人家。開展活動也不如人家好做。比如孤獨癥的小孩或者「弱智的」，就再怎么著，小孩嘛也挺可愛的，也好包裝、好宣傳。但精神病人不行了，因為我們病人都挺大的了，一有什么活動，就說精神病人不能參加，怕出事嘛，那你也沒辦法。其實精神病人比其他的殘疾人更可憐，我們精神病人也不會敘述，他反而倒愿意封閉自己，怕別人知道。他會覺得可恥或者自卑。

三、擁有兩位「未婚妻」的妄想癥病人

康復中心托管的大多是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分裂癥無論在我國還是在世界范圍內都是一個比較常見的重度精神疾病。這個病好發于青年，可能會導致終身殘疾并影響病人一生。主要癥狀是精神錯亂、妄想、幻聽、幻視、思維和行為異常、情感表達減少等等。但是堅持服藥能夠明顯減輕大多數患者的癥狀，并大大減少病情的復發幾率。總體來說，就是治療越早，預后越好。

中心的王大夫告訴我，這里的恢復得好的病人已經十幾年沒有出現明顯癥狀了。但我也見到了一位恢復得不太理想的患者，他在監獄中首次發病，因為治療不夠及時，直到今天仍然有著非常嚴重的妄想癥狀。楊主任給我講了他的故事。

楊主任： 我有一個德國的記者朋友叫卡特琳娜，當時我帶她來采訪，這個病人就看上她了，說什么也讓我給他牽線，他要娶她。他說，「你一定要跟卡特琳娜說，我愛死她了！你趕緊讓她找我來，我有 100 萬呢」。我就說好好好，就答應他了。然后那個卡特琳娜也挺有意思的，我就把這個事兒跟她說了，她說「好，我去看看他是誰啊」。她就又來了。我就跟那個病人說，這是外國友人，你不能太那個什么。結果等她走了以后，他就把我警告那些事全都忘了，就說「你還得叫她來呀！」

后來我見到了楊主任所說的這位患者，如今他已經轉移目標，有了另一位想要結婚的對象，這次他的妄想未婚妻是一位同樣在中心托管的女病人。此處建議你打開音頻 14’36

病人： 我跟你說點事兒，我們家給那個夢戴（音）啊，寄了 30 萬塊錢，讓她跟我結婚，你知道嗎？我是童蛋子兒，你知道吧？沒結過婚！我們家就說你跟夢戴結婚就完了！說請吃什么呀，請吃紅燒牛肉！說讓你給辦辦，好吧，寧拆十廟，不破一門婚，對吧！

王大夫告訴我，每個精神病人的病情都不一樣，有人在治療和藥物控制后病情能得到明顯的改善，而有的人預后效果卻不是非常樂觀。因此，在醫院診斷和治療之后，如何在病情康復階段對病人進行科學的照顧對許多家屬來說都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在醫院或是康復機構之外，很難保證這些精神疾病患者，始終處于穩定狀態。這里面確實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了。一個問題是，家屬作為監護人，能不能讓患者像在醫療或者康復機構里那樣按時按量的服藥；再一個是，精神疾病患者本身就屬于特別易感的人群。 很難預測一個病人能持續好多長時間。他們這個特殊人群應該得到社會和家庭的接納和溫暖，可是當真的回歸到家庭中后，又可能出現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導致疾病容易復發，恢復起來更困難。 我們這個機構是精神疾病的托養康復機構，不是醫療機構。從創建以來這將近 20 年里，確實有太多病人在這里進行康復和生活，病情比較穩定，基本上就沒有復發。

照片背景里是生產「瘋狂面包」的面包房，相框里是「面包師傅們」的合影 攝影 | 劉逗

四、精神病康復托管中心的困境和發展

因為精神病容易復發，要求按時按量服藥，需要精心護理，很多家屬難以為病人提供專業的照顧。而剛剛出院的患者社會功能減退，無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樣地去適應社會、工作和生活。這就讓連接醫院和家庭的「中途宿舍」顯得格外重要。

遺憾的是，北京目前為止還沒有這樣的公立康復托管機構，而民營機構也是供不應求。這家機構一共收留了 200 多名位精神病人，每個月都有新的病人被列入等待名單。為了減輕病人家庭的經濟壓力，中心每人每月只收取 2400 元的費用，只要能保證基本的運轉就不漲價。

然而他們在運營上卻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實質性幫助，甚至還要面對很多難題。因為首都功能疏解的政策，托管中心目前租用的地方要進行「騰退」，房屋騰退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新型拆遷」，指的是公有制集體住房被國家收回。因為是租用的房子，中心在這個過程中得不到補貼，而楊主任還被迫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自己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來安置這 200 名精神病人。除此之外，就連申請福利機構，中心也受到了重重阻礙，最終不了了之。關于這段被有關機構「踢皮球」的經歷，你可以收聽音頻 21’00

此外，康復期精神病人如何回歸社會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楊主任說他們曾經去參觀過香港的「新生康復會」：

楊主任： 他們是六幾年成立的，比我們早了五十年。但是他們起初的過程也很艱難，這是一個要走的過程。他們中心的樓都是政府給的，而且也有基金會的支持，現在做的特別好。

香港對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復采取的是一種與國際接軌的聯動式方案。香港社會福利署為患者提供了不同類型的住宿和基本醫療照顧；與此同時，香港醫管局在 2001 年推行了「毅置安居計劃」，為具有回歸社區生活能力的精神科病人提供密集式的康復訓練。病人們可以選擇在庇護性工廠里做工，生產手提袋等，也可以選擇做咖啡或者種植有機蔬菜，然后拿到地鐵站里配套的專賣店去賣。

采訪的最后我跟楊主任聊了聊之前提到的新聞，我想知道她怎么看待業主抵制 17 戶精神殘疾家庭，集中入住同小區這件事。作為一個多年的精神疾病護理工作者，楊主任給我講述了她想要建立半開放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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