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區域經濟貿易集團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包括(中美貿易逆差產生原因)

什么叫無區域性企業集團??

論無區域企業的形成和發展

晁鋼令

（一）

企業從其本質意義上說是在市場交易活動中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組織，是通過將資本投入一定的產業運作而使其增殖的利益實體。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本來就同地理上的區域概念無關。因為企業所在的位置及其所介入的市場都應當根據其利益目標來決定，而不應當受到任何地理區域的限制。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國企業的區域概念卻是十分明顯約。從企業名稱上看，許多企業的名稱前面必然冠有其所在區域的地名，如“上海××公司”、“浙江省××廠”，等等；從市場概念上看也常常有所謂“本地市場”和“外地市場”之分；甚至在經營思想上，也經常可以聽到所謂將產品“打出去”和將資金“引進來”之說。我國企業所具有的這種強烈的“區域歸屬”意識，對企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其影響了企業的市場拓展。當甲地的企業試圖將產品銷往乙地時，往往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原因是乙地也有同類企業，生怕被甲地的企業搶了市場（哪怕乙地企業的比較優勢遠不如甲地企業）；其次，使得真正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實力強大的企業“巨人”難以形成。原因是絕大多數企業之間的所謂“強強聯合”，都是在區域內進行的，極少有不同區域的同類強勢企業之間的真正聯合。如國內貿易局曾試圖將全國一批同名的百貨公司（商店）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全國性的商業集團。結果由于“以誰為主”和“總部設在哪里”等問題確定不下來而不了了之。其結果是，我們充其量只能組成一些區域性的壟斷性企業，其根本不可能同國際上的跨國公司相抗衡；再次，其難以實現全國各地區在產業上的合理布局。企業的區域歸屬性過強，便會使各地區為了追求地區經濟的自主發展而不注意根據全國資源合理配置的要求來規劃區域內企業的產業結構，從而造成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的現象嚴重，合理的產業布局難以形成。如各地區在規劃本地區的支柱產業時，就曾出現過20多個省市都把汽車工業作為本地區支柱產業的不正常現象。由此可見，如果賦與企業以過于強烈的區域概念，不僅會限制企業的發展。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打破區域界限，促進企業跨區域聯合與發展，實際上在我國經濟改革的初期就已經提了出來。1980年7月1日，國務院頒布的《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就明確指出“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是調整好國民經濟和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的需要，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并強調“組織聯合，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1986年，在《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進一步明確指出“橫向經濟聯合……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趨勢，是對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的有力沖擊”。并再次強調，各級政府要“積極推動和引導企業發展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特別是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合，不得從本位利益出發加以干涉。”次年，國務院又采取了對大型工業聯營企業實行“計劃單列”的做法，促使實行橫向聯合的大型企業進一步擺脫行政區域的束縛，讓那些實行橫向經濟聯合的企業聯合體有更大的經營自主權。當時，首先實行“計劃單列”的解放、東風、重型汽車工業聯營公司，都是由跨五六個省市以上的相關企業聯合組建而成的。1987年底，國家體政委和國家經委聯合發布的《關于組建和發展企業集團的幾點意見》，更是從組織層面上明確了企業可實行跨行業和跨地區聯合的組織形式，進一步推動了企業跨區域聯合的發展。

然而，由于當時尚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且大多數企業的聯合是在政府部門的推動和引導下實現的，所以，當時所謂的“聯營企業”和“企業集團”普遍存在著以下一些問題：一是產權關系尚不明晰，企業間聯合實際上并不是資本的聯合，而主要表現為一種生產協作關系；二是聯合的目的并不明確。有相當部分的聯營企業成企業集團，只是維持了或加強了其成員企業之間原有的業務聯系，企業性質上并未有新突破。甚至有些企業集團干脆就是原行政性公司的翻版，以維護其對下屬企業行為的直接干預；三是企業的區域屬性仍然十分明顯。大多聯營企業集團的“龍頭”企業都受到所在區域地方利益的嚴重牽制。跨區域的聯合主要表現為“一主多仆”的形式，區域間的“強強聯合”十分少見。九十年代開始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以及而后出現的企業間的資產兼并與重組，使企業跨部門跨地區的聯合具有了謀求資本收益最大化的實質意義，但是企業的區域屬性仍未有根本改變：主體企業（公司）的地區歸屬關系仍然十分明確；向外實行兼并和聯合時地方利益的傾向仍十分明顯；地方政府對實施跨區域發展的企業的各種限制和干預依然存在。從而導致實行跨區域兼并和聯合的企業并不能真正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需要來決定企業的區域布局和市場定位。所以我們只能將這些企業稱作為“跨區域企業”，而不是“無區域企業”。

提出“無區域企業”的命題實際上就是相對于“跨區域企業”而言的，因為兩者存在著本質意義上的不同。所謂“跨區域企業”（或稱“跨區域經營企業”）有著明確的區域屬性。通常隸屬于某一地區的主管部門管理，從而具有明顯的地區利益傾向；反映在經營思想上，往往不是單純站在企業自身的立場上去分析市場，形成決策；而在很大程度上要顧及所在地區的利益及主管部門的立場；企業的總部（母公司）一般都是穩定地設置在所屬地區，而不會根據市場環境的變化或企業發展的需要而遷移到其他地區。然而，“無區域企業”從理論上講則不存在明確的區域屬性，它們應當是真正的多元資本的組合；企業的所有經營決策都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為基本前提，而不從屬于企業之外其他利益主體的意志。因此“無區域企業”可以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的自由地組合與調配其資源，實施其經營戰略。其資源的流動，市場的布局，包括總部及為主要職能機構的選址，都不應當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牽制。這樣的“無區域企業”才有可能真正根據市場的客觀規律科學合理地開展經營。也才有可能使位于不同地區的優勢企業之間實現真正的“強強聯合”，組建起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企業“巨人”。

（二）

同企業的基本性質及其功能特征看來并無多大關系的“區域”概念為什么會在我國的企業中有著如此深刻的影響呢？追根尋源還是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完善有關。

首先是企業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在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以前，我國的國有企業都是由國家直接投資的，產權關系很不清晰。投資主體一般以中央或地方兩級財政出面，而且是以資金劃撥的方式而不是以股份的方式投入。中央各部門及地方政府是投資的直接決策者，也就是國有企業的“大老板”。由此造成的結果，必然使一個個行政區域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個“大企業”，而所謂的“國有企業”只不過是這些行政性“企業”下的一些運作實體，所以企業的區域屬性也就自然形成了。90年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之后。企業的產權關系開始明晰，國家對企業的投資改為以股份的形式投入，并以國有資本授權經營的方式委托專門的控股公司或投資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在形式上實現了政企分離。但是這一改革是不徹底的：（1）在絕大多數由國有企業轉化而成的股份公司中，國有股份都占著絕對的控制地位（不少實際上仍是國有全資企業）；（2）國有資本的授權經營單位大多是由原行業行政管理機構轉化而成，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政府的利益；（3）這些控股公司乃至其下屬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實質上都是國家編制的干部，接受政府部門的委任與調配。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部門（尤其是各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影響仍然是很大的，所以企業的區域屬性就仍然很難消除。

其次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不完善。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中的一個難點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稅關系問題。中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為了調動地方在發展地區經濟方面的積極性，我國的財稅體制一直把地方政府的收支同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即所謂的“分灶吃飯”。近年來，盡管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由“承包制”改為了“分稅制”。但是，地方財政“地收地支”的狀況仍未改變。為了促進地方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地方政府對于本地企業進行控制和干預的要求十分強烈。越是大或越是強的企業，地方政府對其控制和干預的程度也會越高，從面使這些企業的區域屬性也就會變得越加明顯而不易改變。實行“地區封鎖”，防止“資源外流”往往成為不少地方政府的既定政策，企業想要擺脫區域的影響而實現自主發展也就會變得很難。

再次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不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政府行政部門的基本職責仍然很不明確，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干預仍然很深，政企不分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越往基層管得越是細。一些城市的區級政府，甚至連商店開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關門都要直接過問，將企業死死地置于政府部門的管束之下；二是干部任命制度同企業負責人的選聘制度有很大矛盾。如前所述，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主要負責人仍然列入國家干部的編制系列，（有的雖然名義上取消了，但實際上仍保留著干部級別，并由組織部門嚴格按照其級別向各企業推薦或委派）。現已實行了股份制的企業，按理應由董事會聘任企業總經理。但此前也必須由組織部門審查和推薦。這樣就使得企業的負責人不得不聽命于對其進行委派和推薦的政府部門，從而也就很難擺脫地方政府部門對企業的影響。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人，往往把本地區內一些大企業的成功經營作為自己工作的業績來看待，對于那些同他們的政治生命息息相關的優質企業怎么肯輕易放手呢？

這些問題的存在反映了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同市場經濟體制在轉軌之中的矛盾依然存在。市場經濟要求資源按照市場運行的客觀規律實行最優配置。市場運行的各種內在要素的發展與變化是促使資源進行流動與配置的基本動因；而計劃經濟則強調資源的行政配置，根據由政府部門或其他權力機構制定的計劃人為地進行調配。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導致經濟活動中利益主體的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的利益主體必然是企業，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利益主體則主要是政府。改革的不完善，使我國大多政府部門作為經濟活動的利益主體的角色觀念仍未得到改變，從而就必然導致企業對政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的“附屬性”無法改變。這是“無區域”企業形成和發展的根本障礙。

（三）

我國的“十五”計劃綱要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是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主要時期，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中，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布局的合理化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關鍵。然而調整的目標能否實現，則取決于經濟體制及企業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在“十五”計劃綱要中所列舉的各項改革措施中，有多項是有助于企業擺脫“區域性”的束縛而向“元區域”企業發展的。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上，提出了“建立分工明確的國有資產管理、經營和監督體制，使國有資產出資人盡快到位，探索授權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行使出資人職能”。這將有助于增強國有資產人格化代表的相對獨立性；在健全市場體系的問題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公平競爭、規范有序的市場體系。……破除地方封鎖，反對地方保護主義，廢除阻礙統一市場形成的各種規定。”這將有助于消除影響企業向“無區域”方向發展的各種市場障礙；在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的問題上，提出了“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觀調控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不直接干預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這更將助于弱化地方政府門對企業的直接控制，進而淡化企業的區域屬性。（注3）

在促進“無區域”企業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有些影響一時是難以完全消除的，如因現行的財稅體系，而強化了地方政府對地區內優勢企業的控制要求；因國有大企業負責人的組織審查和推薦制度而使企業主要負責人客觀上難以擺脫“區域意識“的束縛等等。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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