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宋對外貿易的機構(宋朝的外交機構)

宋朝的外交機構

一、外交管理機構呈現獨立化趨勢宋代的外交事務已經出現獨立化管理的趨勢

兩宋時期，遼、金政權分別對北宋和南宋構成巨大威脅，兩宋政府與它們的外交事務直接由樞密院掌管

宋初，樞密院設禮房，專掌宋遼國信之事

元豐后，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宋會要輯稿》職官6之15），南宋沿襲之

樞密院作為外交主管機關，負責對遼、金外交往來的一切事務，包括文書往 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

神宗時，還一再強調：“遼使人不可禮同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還隸樞密院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6）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

它雖然分別隸屬于鴻臚寺和入內內侍省（《宋史》卷165、166），但實際上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外事機構，負責與遼、金外交往來的具體事務，主要包括選派外交使團的成員以及閱習外交儀范，負責接待遼金使節，并督促地方做好接待工作，管理國信禮物，管理外交文檔和對都亭驛的管理等，而其外交事務皆“令國信所具申樞密院取旨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36之64），直接接受樞密院的指揮，協助其辦好具體的外交事務

宋朝以前，四夷朝覲使節的各項具體接待與管理事宜主要由鴻臚寺負責處理，而鴻臚寺并非專門的外交機關，它還負責掌管“兇事儀式及喪葬之事”（《文獻通考》卷56）

到了宋代，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鴻臚寺雖名義上仍是主管外交事務的機構，但實際上它的具體事務已經下放到其下屬的外事機關

北宋鴻臚寺的對外事務已相對減少，至南宋鴻臚寺并歸禮部

元代繼承宋制，不設鴻臚寺，其事務歸禮部

明清雖設鴻臚寺，但其職事只限于禮儀方面

古代中國，在“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理念指導下形成的四夷朝貢關系體系中，四夷來朝是中華禮樂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沒有專門的對外事務機構

宋代國信所的設置，說明兩宋時期外交事務及其管理已經出現了專門化的趨勢

二、外交館驛管理的制度化兩宋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并使之專門化

宋王朝在京城設置了大型的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

《東京夢華錄·元旦朝會》中記載了諸國使節入賀正旦的盛大場面和宋王朝安排各國使節就館的情況，遼使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諸蕃國在瞻云館或懷遠驛

可見，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宋王朝安排了不同的下榻館驛

每個外交館驛都有嚴格的管理條例作為其制度化管理的依據

章惇曾修訂《都亭西驛條制》即是很好的例子（《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32）

還有都亭驛、同文館等也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條例，以便對館驛進行有效的制度化管理

元祐年間，蘇轍曾針對朝廷過分縱容高麗使節的貿易活動，專門上奏對都亭驛和都亭西驛以及同文館的管理條例進行對比，認為朝廷過于寬待高麗使節，不利于外事工作的開展（《欒城集》卷46）

蘇轍的箚子還反映出每個館驛的接待規格也不盡相同，這充分說明了北宋館待外國使節的制度化管理已經比較成熟了

當然這種制度化的管理似乎還不甚完備

外交館驛還有著嚴格的保衛和保密制度

外交館驛是外交使節的主要活動場所，特別是對作為政治宿敵的遼、金，外交保密是非常必要的，稍有不慎就會引來政治或軍事災難，因此宋王朝對此非常慎重

皇祐五年（1053年），朝廷下令各地館驛特別是外交館驛一律不許張貼地圖，以防軍事泄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4）

南宋孝宗時曾下令對交趾使節進行適當的“幾察”（《宋會要輯稿》職官13之47），確保對館驛內的一切動靜了如指掌

館驛門口有專人把守，且“應入驛人并置牌號，機察出入”（《宋會要輯稿》職官35之20），無牌號之人不得入內

外交使節進出館驛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如果涉及到違禁品會受到審查和沒收

外交使節外出有人數和時間的限制，并有專人陪同

這一切都使宋代的外交館驛初具“使館”的規模，為后來歷代的外交管理制度提供了借鑒

三、使節派遣的制度化外交使團規模化和互派使節制度化也是在宋代才有的

唐代出使的使者只有使、副使、判官，沒有對其出使人員的確切記載，這就說明那時使者出使的規模和人員的配備是無定規的，可能是視其使命而定，而且是不定期派遣的

縱觀兩宋時期，對外派遣使節的主要是遼、金、西夏、高麗和交趾等國

外交使團開始規模化，使節是指由一定數量人員組成的外交使團，外交使、副與三節人從合稱為使節，使團規模一般在百人左右，規模完備，人員配備也很完善

北宋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后，正式建立了和平的外交關系，自此確立了互派使節的制度

南宋自紹興和議后，宋金也恢復了互派使節制度，即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喪事等吉慶喪哀之時，兩國都定期互派使節，且不受戰爭的影響，而在一些特殊時期也多派使節往來，盡量和平解決糾紛和爭端

宋遼雙方互派賀正旦、生辰使已經成為一種定制沿襲下來，紹興和議時還正式成為和約的內容而寫入宋朝的誓書中，所謂“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2），并且不受兩國關系好壞的影響

宋朝與西夏、高麗、交趾等國的關系，雖然因地緣政治的關系疏密不同而略顯復雜，但宋王朝一直視它們為臣屬之國，因此對西夏、高麗和交趾等國的使節派遣與遼金略有不同

宋朝與它們之間是名義上的君臣關系，所以，宋廷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

四、貿易管理的務實性宋朝根據外交對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對外貿易形式，與遼金實行對等貿易，雙方作為優惠國，互設固定的市場進行貿易，其形式就是榷場貿易

而對那些傳統的朝貢關系的國家，貿易形式就是朝貢貿易

宋代之前的漢、隋、唐以及后來的明、清，多是以泱泱大國自居，在儒家“重義輕利”思想指導下，奉行“厚往薄來”、“不與蠻夷爭利”的原則，對外交往只講懷德，不計小利，重視的是政治關系，而忽略經濟利益

宋朝雖然也自稱是“綏遠外夷”，但更講求實際利益

其貿易政策的特色是：既追求實在的政治利益，也追求實在的經濟利益

這也決定了宋朝對貿易的態度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宋史》卷485），既是積極的，但又不十分主動

宋代朝貢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表現在：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

特別是南宋，將市舶之利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于朝貢物并非照單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抽買

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著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于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

這是一種與其他朝代截然不同的、非常務實的外交政策

宋朝在主要港口設立了什么機構管理海外貿易？

為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宋朝在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

市舶司是中國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于現在的海關。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漸萎縮。清時設海關而廢市舶司。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抽解、貿易諸事。

宋朝時聞名世界的大商港是什么？政府設立的對外貿易的機構是什么？

宋朝時聞名世界的大商港是廣州和泉州。政府設立的對外貿易的機構是市舶司。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于廣州﹐以后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陸續于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設立市舶司。除廣州市舶司外﹐其余幾處在政和二年(1112)前曾一度被停廢。三年﹐宋政府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設市舶務。南宋建炎二年(1128)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從此﹐又恢復了兩浙﹑福建﹑廣南東路三處市舶司并存的局面。干道二年(1166)﹐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

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1107)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南宋前期﹐兩浙﹑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通稱“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罷兩浙路市舶司后﹐原屬兩浙路市舶司各港口市舶機構只稱“場”或“務”。福建﹑廣南東路市舶司設在泉州﹑廣州﹐下設場﹑務。

宋朝對海外貿易設置的機構

早在宋朝時，為了鼓勵海外貿易，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設立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北宋中期以前，各處市舶機構皆稱為市舶司。北宋末大觀元年始將各處管理外貿的機構改稱提舉市舶司，而將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稱市舶務。

市舶司介紹

市舶司是中國在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設立的管理海上對外貿易的官府，相當于現在的海關。是中國古代管理對外貿易的機關。

市舶司作為中國古代的外貿機關，見證了中國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貿易之繁榮，如今，昔日的古港雄風已經不在，雖已成為過去，但是在現存的市舶司遺址上，我們還是窺見了中國歷經千余年的外貿史，仍可以看到過去的輝煌。

宋代海外貿易的特點

1.宋朝每年有沉重的“歲幣”負擔，軍費、官俸開支很大，財政入不敷出，需想方設法開辟新的財源。為此，宋政府一方面鼓勵對外貿易，一方面獎勵外商來華貿易，并且進一步完善始建于唐代的市舶使制度。

2.宋朝時期都市文化生活蓬勃發展是城市繁榮、商業發展、市民階層隊伍擴大的結果。

3.宋朝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鄉村，多數農民能夠維持溫飽生活，隨著雕版印刷的普及，書籍等文化用品逐漸在農村流行，農民的文化生活也在不斷豐富和改善。

兩宋時期,對外貿易港口主要有哪些?

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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