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宋三大對外貿易港(都說宋代的商業最繁榮，那么宋代商業繁榮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

南宋時期對外貿易的三大名港是什么?

福州、泉州、揚州

不很肯定的- -

宋朝采取什么樣的對外貿易政策

宋朝政府重視并鼓勵海外貿易，大力發展海上絲綢之路，由于西夏興起，中原通往西域的中外商路受阻，商業的繁榮和經濟重心的南移。

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以中國泉州為起點，可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海上絲綢之路，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南宋的海上貿易發達,主要的港口有( )

D 此題目考查考生再認、再現歷史事實的能力

南宋時主要海港有泉州、廣州、明州，元朝時最大對外貿易港是泉州，明朝時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寧波（原明州）、泉州、福州所以正確答案是D

蘇、杭、揚州是主要糧食之產地

宋代造船業發達,當時重要的外貿口岸是

大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視對外貿易，尤其對港口的軟、硬件建設，超過先前幾個朝代的水平，從而使宋朝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達到空前發達的程度。其中，涌現了數個重要造船和運輸港口：廣州港、明州港、泉州港、登州港。

一、廣州港

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朝廷首先在廣州設立中國第一個市舶司，是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并且建立了一整套的市舶司制度，促使廣州港進出口貿易飛速發展。

北宋時期，廣州港的對外貿易量在三大貿易港（廣州、杭州、明州）中一直占據絕對優勢。以宋朝大量輸入的大宗商品香藥為例，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07年），三大港進口乳香354449斤，其中廣州港就進口348673斤，約占全國總數的98.3%。廣州港每年的市舶司收入是40萬至70萬緡左右，海外進口商品達50多種。至南宋初期，廣州市舶司收入增加到120萬緡以上，進口商品大約300多種。廣州港船舶制造業非常發達，所造的船舶大者能容納數百人，小者也能容納百余人。船舶深闊各數十丈。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廣州港制造的遠洋海舶已是“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拖(舵)長數丈，一舟數百人”。南宋時，廣州港已能制造高4層，載重約1000噸的海舶，船上僅槳櫓就有20俱，其大如桅，供15至30人撐用。

二、明州港

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宋朝廷在兩浙路杭州設立了第二個市舶司機構，即兩浙路市舶司，用以管轄杭州、明州的市舶司事務。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規定：“自今商旅出海外藩國販易者，源于兩浙市舶司陳牒，諸官司給劵以行，違者沒入其寶貨”。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真宗正式批準在明州獨立設置市舶司機構，大大促進明州港（今寧波）的發展。如神宗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明州港僅進口乳香就有4739斤，數量居全國三大港口的第二位。從此，廣州港、明州港成為北宋朝廷的簽證發舶地。廣州港為發舶去南蕃的特定港口，明州港為發舶去日本、高麗的特定港口。同時，明州港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也很頻繁。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令：“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過南海船舶者，以違制論”。明州港的造船業也很發達，是宋朝廷十一處官營造船廠所之一。據記載,宋神宗末年（約公元1021——1022年），明州港造船業年產量只有167艘。但哲宗年間（公元1086——1104年），明、溫二州的造船數量躍居全國首位，并在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及徽宗年間（公元1101——1125年），年產量達600艘，據全國領先地位。

同時，是宋朝廷指定打造專供遣使出國用的大海船的定點制造場所。宋神宗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宋朝廷曾令安燾、陳睦兩學士出使高麗，敕明州造萬斛船兩艘，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和“靈飛順濟神舟”。宋微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為派徐兢出使高麗國，宋朝廷又詔明州造兩艘更大的神舟，名為“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與“循流安逸通濟神舟”，載重量達3600噸，有“巍然如山、浮動海上，錦帆蠲首，屈服蛟螭”之稱。

宋時明州造船技術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考古資料表明，1979年在寧波東門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鑒定屬于尖頭尖底船型，采用以減緩搖擺的舭龍骨技術，這項技術比世界各國要早六、七百年。此外，南宋時期明州的造船業也相當發達，據《開慶四明志》統計。當時明州有民船7916艘，其中船幅兩丈以上的有1728艘，一丈以下的有6188艘，可見明州的造船實力之雄厚。

三、泉州港

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宋朝廷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正式開放泉州港。在宋仁宗至哲宗元年的20年間，泉州港對外貿易十分活躍。南宋初期，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公元1128——1134年）的7年間，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是98萬緡，至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泉州市舶司在一年間的收入就達到98萬緡，接近廣州港一年的收入。

       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天禧二年（公元1206年），于泉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國家或地區為31個，而到了理宗寶慶元年（公元1225年），迅速增加到58各國家或地區，此時泉州市舶司的收入已經趕上廣州。南宋中后期，宋朝廷對泉州港口和泉州市舶司更為扶持。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宋孝宗專門撥出25萬緡給泉州市舶司作為“抽買乳香的本錢”，以擴大對外貿易的規模。至南宋末期，泉州港口對外貿易額已經超過廣州。

       泉州港的造船業起步對明州港而言是較晚。北宋天禧末年時期，泉州尚未列入全國11處造船廠所年產量排行榜，當時11處造船場包括廣州、明州、杭州、溫州、虔州、吉州、揚州、潭州（今長沙）、衡州（今衡陽）、嘉州等。當時泉州港的造船年產量還不及嘉州港（今樂山）45艘的數量。宣和年間（公元1119——1125年）宋朝廷遣使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但仍然復令明州港裝飾，才能使其“略如神舟”。直到南宋建炎年間，泉州港的造船業才有一定的發展。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監察御史林之平奉命到福州、泉州招募海船，當年十月即有大舟自閩中至明州海域共200余艘。南宋紹興和淳熙年間，泉州港逐步發展成為宋朝制造戰船的重要基地，其所造的9艘戰船，經水師校試，“惟晉江縣舡可用”。

同時泉州私營造船業相當發達。據記載，紹興初年，宋朝廷下詔福建造船，其建議以度牒方式買商船200艘，“可省緡錢二十萬”。可見泉州造船業已有相當的規模，至元朝時期，泉州港的造船業達到鼎盛階段。

四、登州港

北宋初年，登州港是對朝鮮半島、日本的重要貿易港口。朝鮮到中國的使者大都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宋史·高麗傳》記載,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書丞陳靖、劉武二人出使高麗便從登州港出發的。

北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貿地位遠遠高于廣州、泉州、明州和揚州。后來由于日本推行鎖國政策，加上契丹族的阻擾及航海技術的進步，完全擺脫逐島航行的辦法，從而使北宋與高麗國通過登州港的貿易往來時斷時續，登州的經濟出現極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趨下降。

       到公元1041年，宋朝廷對登州港進行封鎖，禁止南方的海船進入登州港。北宋中葉以后，遼、金連年侵犯宋朝，戰爭頻繁，海疆不寧，經濟重心因之南移。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橋鎮設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專門負責山東半島及臨近口岸與高麗、日本等國的貿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等港。京東、河北、河東等路也可以通過密州板橋鎮輸出商品，南方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線。這樣，登州港逐漸衰落，為密州板橋鎮所代替。

都說宋代的商業最繁榮，那么宋代商業繁榮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

經濟重心南移完成

①農業：新技術——水田農具改進，農業耕作技術成熟及稻麥輪作的推廣

新土地——人口壓力促進耕地大量開墾：圩田、沙田、梯田

糧食作物——水稻成為全國糧食作物的首位

地域——太湖流域成為全國糧倉

經濟作物——南方棉花、茶葉等經濟作物種植普遍 桑蠶業中心也由北方移到南方

②手工業：

紡織——杭州、蘇州、成都設有官辦絲織作坊；江浙出現私人作坊—“機戶”；棉花種植從海南、閩廣傳播到江南；海南發展出較為先進的紡織工具

制瓷——景德鎮成為全國制瓷中心；

造船——東南沿海的造船業發達，造船技術世界領先

③商業：“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對外貿易發展

⑵概況：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國家有50多個；廣州、明州、泉州是三大外貿港：官府在港口設立市舶司，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使舶司所在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由于貿易商品以香料、絲織品和瓷器為大宗，人們把宋代海上商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香料之路”。它以泉州為起點，可通往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乃至東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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