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宋三大對外貿易港口分別是(南宋時期中國的主要港口有哪些)

南宋時期中國的主要港口有哪些

南宋對外貿易港口近20個，主要有泉州、廣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杭州、溫州、江陰、秀州華亭（今上海華亭）、秀州澉浦(今浙江海鹽)

南宋的海上貿易發達,主要的港口有( )

D 此題目考查考生再認、再現歷史事實的能力

南宋時主要海港有泉州、廣州、明州，元朝時最大對外貿易港是泉州，明朝時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寧波（原明州）、泉州、福州所以正確答案是D

蘇、杭、揚州是主要糧食之產地

南宋海外貿易發達，被稱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是（　　）

【答案】：C

本題考查南宋國際貿易港口城市泉州。南宋時期，中國東南地區是亞洲海洋經濟最活力的區域之一，以泉州為中心的航海貿易為龍頭，與亞洲海域“北洋”“東洋”“西洋”實現了連接與互動，形成了東方世界的海洋經濟圈，因此泉州也成為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

南宋的海上絲綢之路

眾所周知，我們所熟知的絲綢之路分為海陸兩線

宋代之前，陸上絲綢之路由于中原王朝對于西域的強力控制而相對暢通

進入宋代之后，由于西北地區逐漸脫離中原地區管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斷絕，以東南沿海地區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開始逐漸興盛起來

南宋王朝由于偏居一隅，因而對于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收益有著強烈的需求，同時也對海上貿易進行積極經營

海上強宋 據《嶺外代答》、《諸蕃志》等書記載，南宋商人前往從事貿易的國家在20余個，遠達波斯灣沿岸，同南宋有直接或間接通商關系的國家總計50多個

當時進行對外貿易的船舶多是從廣州、泉州出發，在季風的推動下先期前往馬六甲海峽所在的蘇門答臘島，隨后在信風帶的推動下前往印度與波斯灣與當時的 *** 諸國進行貿易

當時的廣州和泉州都是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港（寧波）的規模略遜于廣州和泉州，卻是面對高麗、日本的重要海上商港

《諸蕃志》記載，當時印度洋沿岸與南海的16個國家都輸入宋朝的瓷器，宋朝活字印刷的大量書籍也大量銷往海外

來自高麗、日本、南海與 *** 各國的藥材、香料、象牙、珠寶沙金、木材、人參、藥材也大量進入中國

不過，宋朝的進口物品仍以供達官顯貴享用的奢侈品為主

*** 的重視 南宋沿襲北宋時的制度，在主要外貿港口設置市舶司，管理外貿，征收稅費，并管理僑居中國的外國商人

在廣、泉、明三大港口的基礎上，南宋 *** 分別設置了廣南東路、福建路和兩浙路市舶司

由于海外貿易規模迅速擴大，南宋的市舶收入迅速增長

公元12世紀中葉，市舶收入就已經達到200萬貫，這一數字已經超越北宋時期峰值的兩倍有余，當時僅廣州一地的市舶收入就達110萬貫

在海上貿易規模持續增大的背景下，南宋對進口貨物的抽解比例（關稅稅率）往往低于北宋

北宋時一般貨物抽解1／10或2／10，南宋初年曾規定抽解4／10，但不久又恢復為2／10，而在實際執行中卻往往只抽解1／15，甚至1／25

這一變化說明南宋 *** 對于海上貿易的管理在實踐中日益趨向于寬松

南宋 *** 在對海外貿易的管理體制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而日趨完備，其稅收比例也在具體實踐中趨向于寬松，十分有利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歷史解密：南宋時期，刺桐港驅馳全國海外貿易港口之首的原因

導語 海港作為區域海岸線的水域堡壘，憑海而立，因海而興，擁有經濟貿易流通與構建海防軍事體系的功能

在中國古代航海史上，廣州港、揚州港、明州港、刺桐港執全國貿易活動之牛耳

(注意:揚州港屬于運河與出海 *** 匯港口，擁有更為便捷的內陸物資運輸通道) 載貨船從土倫前往中國 在唐代以前，四大港口中，唯獨刺桐港開發期較晚，發展期緩慢

直到唐代中后期，廣州港依然占據全國大宗貿易港口之首，擁有4000余艘的年航船吞吐量，刺桐港的市場貿易份額大約為廣州港的1/2

直到北宋后期，廣州港的貨物交易量逐年減少

外國商用船舶大多北上入刺桐港，刺桐港在原本經濟地位失衡的情況下，貿易量大幅度增長

重返刺桐港 在《宋史》中記載:泉州海港貿易規模擴大，號稱「 ”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

” 從史料來看，刺桐港吸引大批外商船舶從事貿易交流，港口物資轉運量提升

公元1205年，前往刺桐港開展貿易活動的海外國家擁有30余個

寶慶元年，刺桐港貿易互通國家增至50余個

港口及經濟腹里呈現「 ”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 廣州港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錨地(即實際開埠時間早于刺桐港百年)

宋元時期刺桐港地理區位條件 為何在南宋時期，廣州港的貿易地位遜色于刺桐港呢？從個人理解來說，外部(戰爭)環境與內部經濟格局使兩大海港在貿易吞吐量上產生此消彼長的趨勢！ 刺桐港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 穩定的社會環境與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并不直接掛鉤

從歷史客觀角度分析，刺桐港的長期社會環境穩定，實際上是南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秩序的正常化運轉、軍事防御體系加深、政策格局延伸的綜合結果

公元1127年，宋政權南遷臨安，維持半壁江山的長期運轉

臨安城市一覽 金朝趁軍威正盛，令金步、騎兩路大軍入浙江作戰，對南方的明州港進行經濟、軍事破壞，嚴重影響明州港區經濟產品的海外輸出

（明州港主要貿易路線為朝鮮、日本兩地） 不過，金軍并沒有乘勢攻擊江淮一帶

其一，金軍初期戰略意圖已經實現，人困馬乏，亟待修整

其二，南宋淮西軍隊20余萬拱衛江淮一帶，刺桐港位居淮河之南海岸，金軍無法突破南宋的軍事防御縱深

即使金軍從海上繞道攻取臨安，從而逼近刺桐港實現軍事封鎖，必然受到南宋水陸大軍合擊

在金廷看來，刺桐港比明州港的經濟、軍事價值更大！ 南宋時期四大港口分布圖 據《宋史》記載:南宋乾道元年，朝廷招罷兩浙市舶司，因為「 ”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實宜，唯兩浙冗蠹可罷

” 從南宋朝廷的政策格局來看，刺桐港為保持貿易流通的高效運轉性，朝廷將兩浙市舶司裁撤

不僅減輕了朝廷的冗官財政及機構運轉壓力，而且有利于刺桐港貿易流轉不受牽制，提高港口貿易周期性！ 從刺桐港的地理經濟格局來看，刺桐港位居東海與南海的貿易通道交匯地，鉗制了以經濟產品(瓷器，茶葉等)輸出為主的閩南三角地帶，形成船舶往來南洋各國的貿易樞紐

刺桐港海外貿易復原圖 北宋中期，市舶司管理體制混亂，廣州地方官員對外貿船舶強買強賣，征收重稅，造成廣州港船舶入港量大幅度降低，造成海港經濟不景氣

并且，廣源州儂智高率領軍隊進攻兩廣地區，造成廣州地區社會秩序動蕩

由此，廣州港貿易量的大幅度降低實為地區社會經濟環境的惡化！ 刺桐港臨近大都市臨安(消費市場巨大) 宋廷經濟及政治重心南移臨安后，無疑拓寬了刺桐港的國內消費市場

南宋初期，廣州港、刺桐港是 *** 海外貿易稅收的重要來源地！ 刺桐港貿易盛況（插畫） 南宋中后期，朝廷從刺桐港海外貿易征收的賦稅高達百萬緡，約占國庫總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刺桐港拓寬了沿海經濟貿易區域，并提升了刺桐港的航運樞紐地位

宋廷為保障長期財源支持，任命專職市舶中央官員管理刺桐港的海內外貿易，以及客商、使團事務，同時提高了刺桐港的知名度！ 從經濟學分析，臨安城消費市場的持續擴大，供給鏈得不到完善，必然造成社會經濟秩序失衡，從而從內部瓦解南宋政權「 ”偏安一隅”的統治方針

南宋市舶使管制下的海外貿易 在《西湖老人繁盛錄》中記載:錢塘有百萬人家

宋代學者吳自牧在《夢粱錄》中記載:臨安尚有數十萬戶，百十萬口

總體來說，南宋臨安的消費人群維持在150萬左右

當然，我們并不深究臨安人口發展路徑，即臨安的消費人群多為長時間南移結果！ 由于臨安周邊市鎮密集，形成龐大的蘇杭城市群

本地的糧食及生活物資實為供不應求，部分糧食即以刺桐通過海道運往臨安

南宋臨安（龐大的消費群體） 出于政治特殊功能的需要，臨安聚集了大量官僚，海外的奢侈品(象牙、珍珠、乳香等)便成為官僚群體、王公貴族的消費對象

極大地提高了外來船舶的周轉性，延長了刺桐港的產業鏈！ 從消費市場時間跨度來看，廣州、刺桐兩大港口作為運轉臨安城市群生活物資的集散中心

相同數量的航運貨物，以海路從廣州轉運臨安，時間長達6個月，而刺桐只需3個月就完成貿易交易

廣州港、刺桐港通往臨安航船時間跨度 由于廣州港過于偏離南宋的政治中心，路途海況多惡劣天氣，運輸周期較長

刺桐港臨近臨安，又能滿足江浙一帶輸出入商品的經濟需求，刺桐港的航運經濟地位自然被 *** 大力扶持！ 刺桐港區域貿易物資豐富(內在因素) 北宋末年，刺桐港受到大量 *** 商人的貿易入駐后開始崛起

吸引商人開展貿易不僅是刺桐良好的通商、通都(臨安)區位條件，還有刺桐港經濟腹地的絲綢、瓷器等大量海外稀缺手工業制品

從刺桐港出航的古沉船瓷器 區域貿易物資的豐富，其實質是南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變化

即北方領土(土地賦稅)的流失，使南宋 *** 大力開展官民航海商業貿易，從海洋貿易的船舶港口出入量收取市舶稅，維持南宋巨大的經濟開支！ 區域貿易物資的海外推進，既有效防止國內經濟產品過剩，造成財政壓力，又能進口海外經濟產品，彌補宋廷單一的農耕文化產品，提高區域及全球貿易競爭力

南宋內河轉出海口貿易 反思 從刺桐港本身港區內核條件來講，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宋金戰爭未波及刺桐港區域經濟地帶)以及靠近諸如臨安的巨大消費市場群，港區經濟腹里經濟產品的流通，都極大提高了刺桐港的航運地位以及朝廷貿易港口的利潤空間

元朝時期，刺桐港貿易成交量順差于廣州港，成為古代中國第一大外貿集散港口，至今對中國航運業依然產生經濟效應！ 文：歷史小記者，參考《宋史》及航海附屬資料 圖：部分站內配圖，網絡配圖，圖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和終點分別是哪里？

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泉州，終點東至日本，西達東南亞、波斯、阿拉伯、非洲、歐洲、美洲。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持續發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財政深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生活，也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而宋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主義政策，鼓勵海外貿易，同中國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擴大到亞、非、歐、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朝有三大對外貿易主港，分別為廣州，寧波，泉州。港口的地理便利因素對海外客商很重要，北邊日本和朝鮮半島客商希望宋朝主港口盡量靠北，而貿易量更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南海諸國則希望港口盡量靠南，兩股方向的合力點便平衡在當時地處在南北海岸中點的泉州，正是這一南北兩面輻射的地理優勢使得泉州在設立市舶司（1087年）正式開港后，迅速先超越明州港（寧波），后追平廣州并在南宋晚期反超，成為第一大港。

元世祖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首先準許重建泉州市舶司，有元一代不變。又命唆都、蒲壽庚“詔諭諸蕃”，委蒲壽庚長子蒲師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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