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南宋對外貿易的機構的名稱(宋元時期的商業研究)

南宋對外的貿易形式是什么？

南宋對外的貿易形式是什么？

南宋時期，有20多個貿易港口，包括廣州港、泉州港、明州港（今寧波）等。朝廷還在通商口岸設置了市舶司，加強對海外貿易的管理和規范。

在公司所在的港口，有專門的 "番房 "供外國商人居住，有 "番市 "供貨物交易。與南宋有對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60多個，海上貿易范圍從南洋、西洋到波斯灣、地中海和東非海岸。進口商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如香料、珠寶等。

出口商品主要是手工業產品，如絲綢制品、瓷器等。海外貿易十分活躍。商務部是唐朝以來設立的管理外交事務的政府機構。在唐代，只在廣州設立了一個辦事處，負責對外事務。北宋時增加了杭州、明州和泉州，使對外貿易的規模擴大了一倍。宋代的市場部類似于現代的海關，但它的權力更大。商船必須向它申請并保證離開，否則其貨物將被沒收，其人員將受到懲罰。宋朝與海外國家的貿易范圍進一步擴大。有50多個國家與南宋王朝進行貿易，其中最接近的國家是高麗、日本、科欽和占城。

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港口相繼增加，包括泉州、明州和廣州，其中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貿易港口。南宋時期，中國古代迎來了東西方交流的新時代。當時有近20個外貿港口和大量的港口城鎮，形成了南宋時期沿萬里海岸線全面開放的新格局，這在唐代是沒有的，在明清時期也無法再現。政府對海外貿易采取了鼓勵政策，歡迎外國人在中國經商，甚至定居，并在一些較大的港口設立扇面供外國人居住。國家還設立了一個商業部門來管理。

南宋時期，對外貿易的場所稱為（　　） A. 番坊 B. 番市 C. 榷場 D. 東市

A、指的是唐宋時期，僑民在華的聚居區稱之為番坊，故錯誤；

B、指的是對外貿易的場所，故正確；

C、榷場指的是邊界地區鄰國互易的市場，故錯誤；

D、市指的是商業區，故排除；

故選B．

下面的材料的“市舶”指什么？為獲“市舶之利”宋朝政府是怎樣“措置”的？

市舶：古代中國對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稱。亦指海外貿易。

政府重視和鼓勵海外貿易，推動造船業的發展

開放廣州、泉州等聞名世界的大商港。在主要港口設立市舶司,加以管理。

出現在古代的商團是怎樣管理的，行頭有哪些職責？

市舶制度是我國歷史上對外經濟和貿易關系發展的產物，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進步。它表明了我國不僅有善于做對外貿易，而且也會管理對外貿易的歷史傳統。當然，市舶制度也只能是封建的中央集權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秉命于中央朝廷，它的核心是統制貿易。

一、市舶的產生

根據史料考證，我國的市舶度開始于唐代早期。即使早期，也有兩種論說。一說是起源于貞觀年間。此說始于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論斷。他說：

“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來，最大者為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次曰牛頭舶，遞得三分之一。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詔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天下郡國利病書》）

另有一說，即《冊府元龜》的開元二年（公元714年）說：“開元二年……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以上兩種說法都不足定論。顧炎武雖是一代名家，但此說與事實頗多不符。例如，唐代的省區建置稱“道”，而不稱“路”；所謂“三路舶司”，這是宋代對粵閩浙三路市舶的簡稱。所謂“貞觀十七年”之事，可能系誤引《宋會要》中載及南宋紹興十七年下詔舶司的史料。也許因為顧炎武的盛名而被《粵海關志》、《廣東通志》等以訛載訛，流傳至今吧。

關于開元二年的記事也只是說：此年廣州市舶司官員周慶立等人“廣造奇器異巧以進”，而被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柳澤彈劾。可見廣州市舶應建于唐玄宗開元二年之前。

市舶制度起于唐代已無問題，雖然《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正史”并無專載，但在唐代其他文籍中，卻有多次記載，只有名稱不同了。如“廣州結好使”（《文苑英華》）、“押蕃舶使”（《柳河東集》）、“監舶使”（《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等。

二、市舶使的職能

市舶使并非地方的行政首腦，而是專管外交外貿的外事官員，其地位一般在地方長官刺史之下。如唐玄宗天寶年間（公元713-741年），楊貴妃、楊國忠等權寵之時，“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舊唐書五十一后妃傳》）。

嶺表是古代對五嶺以南地區的統稱。嶺表歷來為我國對外交往的門戶所在，交州、廣州是嶺表的代表。《舊唐書》所說的揚益嶺表，即是指唐代著名的四大工商業城市，即揚州、成都、交州、廣州。除益州（成都）是內陸大邑外，交廣揚三州是唐代的三大對外貿易口岸。向朝廷進奉的異物多屬舶來之物。

為什么要由州刺進奉，可見州刺地位一般高于舶使。但舶司屬于管理外貿的職能部門，且舶使職務也多由中央任命，故州刺在干預外貿方面事務必須尊重舶司的職能。例如，據《全唐書》說，外國商人運來象牙、犀角、貝珠等高貴貨物，“州與監舶使必摟其偉異”。可見州刺（刺史）和市舶司官員是共同參與的。

三、市舶的地位

經過唐初經濟上的休養生息，發展生產，政治上的寬容統ー，軍事上對突厥戰爭的勝利，西域再度暢通，海上諸國紛紛來唐貿易通好。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掌管海外貿易的專司機構市舶司應運而生。因此，唐在廣州置市舶的年代約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公元650-683年），此時廣州的波斯、大食商人已紛紛來到嶺表通商定居。

根據唐代對外實行的開放政策，鼓勵中外經濟貿易來往，“結好使”、“押蕃舶使”、“監舶使”、“市舶使”等官制也就相應產生，起先有權宜之稱，但在開元天寶年間，市的體制基本形成。

根據歷史記載，唐代設置市舶的口岸只有交廣兩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北部，漢唐期間，一直為我國嶺南的重要口岸之一。魏晉以來，廣州地位漸趨上升，到了唐代，其吞吐量已超過交州，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大港。故唐置市舶時，廣州在前，交州建置市舶尚在八世紀中葉。唐德宗時，宰相陸在《論嶺南請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狀》中提出由朝廷派“中使”掌管交州（安南）市舶。

市舶的地位因其重要性日增而得到提高。八世紀中葉起，漸與州刺相當，甚至一度超過地方州刺。其主要原因，是朝廷有時直接委派宦官掌管市舶。唐代是宦禍熾烈的朝代。唐玄宗在位期間，宦官集團日趨專橫弄權，八世紀中后期已成宦禍，勢傾朝野。它是封建中央集權的產物，皇帝的親信雖然未必全是宦官，但宦官干預朝政的起因卻是因為皇帝的親信。奴才得勢，炙手可熱，甚至勢過其主的史實，這是常見不鮮的。

“中使”是宦官的美稱。所謂“市舶中使”也就是市舶宦官或市舶太監。以太監掌管進出口貿易，并作為中央集權的代表，說明封建朝廷把市舶的地位是放得很高和對海外貿易的倚重。據《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三載：唐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出現過廣州市舶中使呂太一舉兵驅逐嶺南節度使張體的事件。節度使是封疆大吏，地方大員，掌管數州的軍政長官，竟被廣州舶使所逐，可見舶使權勢之重。

分析唐朝和南宋對外貿易的商路各具有什么特點

（1）結合唐朝對外交通路線圖，寫出三個與唐朝密切交往的國家。

（2）材料二反映出南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什么新特點？結合所學知識分析這一特點的出現是哪些因素為其奠定了基礎？

（3）結合兩則材料，分析唐朝和南宋對外貿易的商路各具有什么特點？試從經濟重心、科技發展方面說明商路變化的原因。

（1）日本、新羅、天竺。

（2）宋代海外貿易興盛，政府鼓勵海外貿易，并設立市舶司加以管理；關系：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為海外貿易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唐代陸路、海路并舉；宋代以海路為主。原因：①經濟重心：唐朝時南北經濟發展較為平衡，南宋經濟重心轉移到南方。②科技發展：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應用于航海。

宋元時期的商業研究

宋元時期是中國發展的中期各種社會機制都有了自己新的發展趨勢。商業也不例外。此時已進入其發展的鼎盛時期。有學者根據宋代的商業經濟，將此時的中國比作西方近代社會，雖有偏頗，但足以反映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發展依賴于社會整體經濟實力的增強。首先，農業生產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經濟重心南移以后。南方稻田開發擴大了水稻面積，耕地總面積達到5億畝，人口1.2億。資源和人口配置基本合理。其次，農產品商品化加速，經濟作物開始大面積種植。政府不再用實物形式向農民征稅，而是逐步實行以錢代稅。進行政治改革時，用錢代替了服務。稅收貨幣化直接促進了商業交換的發展。三是手工業技術水平高，手工業蓬勃發展。比如有官窯、汝窯、鈞窯、定窯等等。工商業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對各種消費品需求的增加，也推動了商業的發展，并使一些產品開始向全國范圍內長途販運的趨勢發展。長期以來，從事轉運的商人都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百里無柴燒，千里無柴燒。糧食這種日用大宗商品，只能在產地和附近進行交易。雖然歷代政府也有通過水運將部分糧食從產糧區運往京都，但都僅限于政府組織的官方運輸，普通商人不敢問津。隨著南北大運河的開通，隋唐時期，水運業大發展，地位日益重要。而漢人提出的百里不賣柴，千里不賣柴的運輸原則，唐人基本都遵守了。北宋時期，隨著水運的發展，商人們忽略了千里無賣又奔向了賣糧的長途征程。商賈長途運糧在北宋社會經濟生活中只是一朵小花。但作為商業運輸史上的新現象，它對商品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促進了南北經濟交流的不斷發展，沖擊了自然經濟封閉分散的慣性。同時，作為日常必需品的糧食突破地域限制進入市場，也反映了依賴糧食市場的非農人口的增加。一般來說，吃商品糧的人基本不屬于自給自足的范疇。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需要依靠市場的存在。這種現象的發展必然會削弱自然經濟。由于長途漕運的出現，長途漕運商業服務的對象也發生了變化，不再局限于皇室和貴族。過去，長期以來商人販運的貨物大多是奢侈品，目的是滿足皇室和貴族的需求。所以這種交易的范圍很窄，和廣大的下層社會群體關系不大。糧食是一種日常用品，不僅供應給皇室和貴族，普通百姓也需要。這類物資通過長途販運進入市場，將交易范圍從皇室、貴族擴大到普通百姓，從而搞活了商品經濟。在宋代，商人不僅販賣食物，還販賣茶葉。茶葉是江淮南部的一種區域性經濟作物。長江流域的氣候和土壤都適合茶樹的生長，尤其是山區和丘陵地區。北宋時，茶葉主要產于鏡湖

繁榮的商業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北宋時，東京的汴梁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在宋注東京夢華錄中有詳細的記載。南宋時期，杭州是商業大都市，營業稅收入全國第一。這兩個城市的人口達到了近百萬，即便如此，凱爾波羅在游記中還是驚嘆不已。這些經濟中心的作用非常顯著，圍繞它們形成了多層次的市場網絡。以這些城市為中心，以鄉鎮和市場為基礎，蛛網式的區域市場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自然地組合連接在一起。反過來，它們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日益顯著的變化。隨著城市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自晚唐開始衰落的方時體系徹底崩潰。廣場上的居民打通圍墻，在街前設門開店，城里的商人拆掉圍墻，擴大商業活動的空間。總結起來，城市商業的分布和交易行為變成了幾種模式：一種是店鋪脫離了同一貿易街區的限制，各自獨立地分散在各處；一個是大部分同行店鋪或者商販的交易還是聚集在一個地方。一般來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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