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歷史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是什么)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如下：

對主要貿易伙伴增長強勁，其中主要出口市場為東盟、歐盟、美國，以及進口市場沙特阿拉伯一枝獨秀，南非、歐盟、美國、日本、東盟，我國臺灣等主要進口市場快速增長。傳統商品轉型升級明顯，泉州市出口紡織品、服裝、家具、箱包、鞋類、塑料制品、玩具等七大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收益很大。

2018年泉州市進口原油同比增長20.9%，占同期泉州外貿進口總值的44.4%，主要來自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一帶一路”國家，分別進口機電產品增長296.4%，高新技術產品增長498.5%。

泉州市簡介

泉州市，別稱鯉城，福建省轄地級市，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復確定的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心城市之一、現代化工貿港口城市。泉州地處中國華東地區，屬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氣候條件優越。截至2020年，全市共轄4個市轄區、3個縣級市、5個縣，總面積11015平方千米，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泉州市常住人口為878.23萬人。

泉州歷史悠久，經濟開發早在周秦時期就已開始，三國吳永安三年，在今南安市豐州鎮置東安縣治，西晉末年，中原戰亂，士族大批入泉。南朝梁天監間置南安郡作郡治，為本地設置縣、郡治之始。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是什么?

泉州對外貿易的特點主要傳統出口商品發展不平衡

泉州市外貿出口呈現出較快增長的態勢，泉州市外貿出口呈現五個特點：自營出口生產企業和新開展出口企業拉動出口增長

歐盟取代美國，成為泉州市出口的第一大市場，美國第二，香港保持第三，東盟超過日本躍居第四

主要傳統出口商品發展不平衡

普通貿易出口增長仍然高于加工貿易增長

原油恢復加工出口加大出口增長

古代對外貿易有什么特點

說到這個我國古代的對外貿易，大家肯定都非常熟悉了，畢竟我國歷史上對外貿易的發展還是非常壯闊的，那么在古代的話，我國對外貿易的特點有哪些呢？怎么樣才能象征我們古代貿易的發展迅速。從古到今對外貿易又是怎么發展的呢？下面就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1、古代對外貿易有什么特點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

①秦漢時期，對外貿易主要以陸路為主。

②隋唐時期，水、陸并進。

③兩宋時期，陸地商路中斷，海外貿易發達。遼、夏、金政權將歲幣西運。

④元朝時期，水、陸兩條商路并進。

⑤明朝，海運發達，遠達東非和紅海。

⑥清初，閉關鎖國，只準廣州一地接待外商。

目的：①貿易不以營利為主，而以加強友好往來或者宣揚國威為主。例如鄭和下西洋。②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步進行。例如絲綢之路。③外貿促進了民族融合。如回族的。

特點： ①先陸路貿易，后海路貿易。②外貿政策由開放到閉關。

2、古代對外貿易是怎么發展的

1、漢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海諸國即印度半島等地進行經常的貿易往來。

2、唐朝：對外貿易繁榮。唐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史實略。

3、兩宋：

①北宋政府在廣州、杭州等地設置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和事務，征收商稅。

②南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泉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③南宋政府采取鼓勵外商的政策，在一些港口設有番坊，有外商長期在此居住。同南宋通商的國家眾多，以阿拉伯人最多。

④對外貿易東達日本、朝鮮，西至非洲一些國家。

4、元朝：泉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

5、明朝：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寧波、福州。

6、清朝：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一方面禁止國人出海貿易，另一方面限制外商來華貿易。只開放廣州一地對外貿易，還幾次下令實行海禁。在正當的中外貿易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出現貿易順差。

對外開放、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才能促進社會進步，閉關鎖國只能造成國家、民族的落后；加強聯系、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是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適應歷史發展趨勢者存，逆歷史發展趨勢而行者亡；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和平友好交往是我國人民同外國交流的主流，說明我國古代人民是愛好和平、崇尚友好的人民。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商路的演變：

①秦漢以陸路為主。

②隋唐海陸并進。

③兩宋陸路中斷，海貿發達。

④元朝水陸并進。

⑤明朝海運發達，遠達東非和紅海。

⑥清初閉關鎖國，只準廣州一地接待外商

泉州人移居海外的歷史進程？

有充分證據說明，早在宋代，就已經有泉州人向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等地遷徙。而元代征爪哇時，自泉州出航，作戰失敗，軍中病卒數百人均留在當地，成為華僑。當時，在東南亞從商的泉州人，有的也在“蕃國”成家立業，開店貿易。

近年，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ifang Franke）利用所搜集的東南亞古代漢文碑刻數據論述泉州海外交流的盛況。據他所述的資料，元時東南亞早有中國人的墓碑、廟碑、亭碑等碑刻，充分證明當時在東南亞留居的泉州人已經不少。［傅吾康（Woifang Franke）：中文碑銘所反映的1254——1800年中國與東南亞的海外交往《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明朝以前泉州海外貿易的黃金時期，泉州人僑居海外有其時代的特點：

首先，這個時期僑居海外的泉州人，大多是臨時性的，而且除了特別的原因（如元兵因失敗、重病而無法回來）以外，移民的目的主要是尋求發展。

其次，當時的朝廷并不禁止海外移民，也允許商人自由活動，所以他們從海外重返故里的可能性較大。

明代中后期，泉州人移居東南亞的人數日益增多。

人口移動特點

從明至清，由于海禁及抑商政策，宋、元時期那種人口海外自由活動的環境不復存在，泉州民間的第一種反映是成規模的海上私商與海盜的興起（參見《海絲之路．私商與海盜》），第二種反映就是大量向海外移民，形成泉州地區人口移動歷程的第二次重大變動。

在中國移民史上，大規模的向外（一般意義上的居住地之外）移民，大多是因為生存壓力太大引起的。五代之前大量北方人口遷入泉州這個邊陲之地，就是因為當時中原戰爭動亂、自然災害、土地矛盾、人口壓力等頻繁發生，迫使民眾向未開發之地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明、清時期泉州之所以出現海外移民潮流，也是因為到了這個時期，泉州已經不再是一個能夠提供良好生活環境和發展機會的地方了。在這個時期，泉州充滿了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導致的矛盾。因而，向中華帝國的外部遷移，成為許多人尋找生存空間的基本手段。

臺灣的開發以及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日益增長，是與閩南人勇于冒險進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從整體上說泉州人具有冒險進取的精神，但是由于晉江上游多是比較封閉的山區，因此在民風習尚方面，山區與沿海各地還是存在一些差別。

大體言之，比較靠近大海的，冒險進取的性格比較明顯，而交通不便的山區居民，社會風尚就相對敦樸保守一些。如泉州府沿海的晉江、同安等縣，“濱海為島夷之販，安平鎮其最著矣”，“濱于海，探珠而從海賈游者，經鯨波蜃浪之險，而心無畏懾。”而內地如永春縣的一些鄉村，“民樹藝外百勿能解，商賈百工藝業咸遠人擅之……條本薄末，有幽鳳焉”。

明．初、中期

泉州人冒險進取的傳統，在明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明代私人海上貿易的興起，一開始就帶有違法走私的性質，亦商亦盜的特點十分明顯，再加上當時沿海人多地少，農耕不足以養家糊口的困窘，許多泉州人不得不挈妻攜子移居臺灣以及海外，謀求開拓發展。

早在明初，泉州人便已較多出國定居。永樂癸巳（1413年）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在《瀛涯勝覽》中記載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廣東、漳、泉人”，舊港國的“國人多是廣東、漳、泉人移居在此”。鄭和下西洋時，閩南人有不少人隨其出國而居留不回。

明．長樂人謝肇制在《五雜俎》中說漳、泉之人，“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旅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率以為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為奇貨”。（謝肇制《五雜俎．卷四．地部二》）。

明．初、中期，不僅實行海禁，還禁止海外移民。因此，這個時期的移民與海上私商和海盜勢力的發展關系最為密切，而且與國內政治壓力下出洋尋求發展機會的目的息息相關。移民的目的地主要包括菲律賓和日本，與前兩者為主。

在16世紀后期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以前，中國商人早已有僑居菲律賓的。這些商僑主要來自泉州、漳州和江浙一帶，散居菲律賓島嶼之間，主要從事商業貿易。西班牙占領菲律賓群島后，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發展，閩南人移居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人數大增，既有商人，也有工商業者和漁民。

當時的泉州僑民已經在馬尼拉等地成立了自己的小區。這一方面是為了在海外貿易中保護僑商的利益，另方面也為了在僑民中維護正統秩序。這是因為泉州人冒險犯禁、勇于進取的作風，不僅要受到官府的壓制，而且在不同地區、不同鄉族之間，生存發展的競爭也相當激烈，這樣造成閩南人囂悍多心機的性格，所謂“事雜易淆，物多覬，襄隙構戾，職此之由。以舶主中上之產，轉盼逢辰，容致巨萬，顧微遭傾覆，破產隨之，亦循環之數也。”“競勝于訟，競利啟棼，鼠輩因憑社作威，虎冠以生翼滋暴，狡者視音劣為奇貨。……以夷為市，子母即贏，因而機械百變，此漳與四方之所異也。”沒有一個自治權威，是不利于共同生存發展的。

到16世紀70年代以后，華僑的勢力在菲律賓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引起西班牙殖民當局的恐慌。為了控制華僑，他們利用傳教向華僑灌輸殖民主義文化，同時禁止華人經營零售商業。

當時的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當局，還必須同時面對以閩南人為主體的中國沿海商盜的挑戰。嘉靖（1522—1566年）以后，盡管明政府加強了海防控制，這些商盜集團在勢力上還是得到了很大的擴張，一些集團甚至在東南亞各地拓展自己的勢力范圍。為了壓制中國商盜的海外擴張力，歐洲殖民主義勢力處處設防，勾結明政府對他們加以圍剿。

在同一時期，泉州向日本的移民也很重要。向日本遷移的泉州人，大都是經過南洋諸國周轉而去的，即謝肇制《五雜俎》所謂“又久之，遂至日本矣”。當時，明政府因為倭患問題（參見《泉州典故．倭患》），嚴格禁止商民與日本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因此，泉州人經常以去南洋為借口，獲得官府許可出境，然后輾轉到日本。在日本，許多泉州商民與當地人成婚，也有許多人在當地定居并發展家業。他們利用與居住在泉州各地的家屬和家族親緣關系，與內地形成相對穩定的貿易關系。

明．晚期

明末，鄭芝龍為首的海商軍事霸權集團逐步形成（參見《泉州人名錄．鄭芝龍》），控制著東方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鄭氏集團早期已經利用海上勢力促成一些泉州商民外遷。明．天啟年間（1621—1627年），鄭芝龍占據臺灣北港。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撫，正值閩南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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